在毛主席看来，任何政策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是一种对立统一，也是符合矛盾论的。那么，一个政策是好是坏，就是要看人民群众更赞成积极的一面，还是消极的一面。

比如，在农业合作化的政策实施了一年之后，毛主席便准备进行实地调查，看看群众是否赞成，是赞成的多，还是反对的多……

1957年5月31日，毛主席乘坐专机来到武汉，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看看当地群众对农业合作化的意见。

于是，毛主席一到武汉，便听取了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工作汇报，并视察了武汉国棉一厂和湖北省工农业展览馆。

这天下午，毛主席决定在武汉召开调查座谈会，其中心议题是对农业合作化的经验进行阶段性总结。

很快，湖北省委便将议题的提纲，发到了当地干部的手中，要他们有所准备。此外，工作人员还对会场进行了布置。

开会的时间到了，毛主席来到会场上，见已经坐满了人。其中，主席台上只安排了毛主席和负责记录的工作人员的座位；在主席台的对面第一排，则是地方负责人的座位，第二排是湖北省委负责人们的座位。

对于这样的安排，毛主席感到有些疏远，便幽默地说：“哟，这不是搞‘三堂会审’吗？”紧接着，毛主席又给出了自己的意见，说：“还是按圆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

听了毛主席话，工作人员立即重新进行了布置。看着大家围坐在一起，毛主席才坐了下来，对他们说：“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

见当地同志都点了点头，毛主席感觉到有些问题，担心大家的发言会是一个调子，问不出真实情况，便换了一个思路，说：“现在不按会前准备的提纲发言，各人畅所欲言，一不划右派，二不扣帽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我就会上当，就会浪费时间。”

尽管毛主席已经换了思路，但在后来的发言中，依旧证明了毛主席的先见之明，果然都是唱赞歌的。

对于这样的发言，毛主席感到十分厌倦，便说：“今天休会，明天再讲。”

在大家陆续退场的时候，毛主席将一位省委的负责人叫住，让他等一下。在其他人都离开后，毛主席问他：“今天的会议开得怎么样？是否畅所欲言、言无不尽了？”

听到毛主席这样问，那位负责人想了一下，诚实地回答说：“没有。”

紧接着，毛主席又问：“何以为据？”那位负责人回答：“都是一个调。”

对此，毛主席也是同意的。随后，毛主席拿起笔，在纸上写道：“真是可惜，时间浪费了。”

写完后，毛主席抬起头，说：“可惜呀，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的传统。开一大时就在争论，二大、三大、四大、五大都是如此。党魁这么讲，下面就跟着讲，人们不用自己的语言讲，而用领袖的语言讲话。所以，第一我还是不能死掉，我还得搞一段。第二，怎么提高我们党的理论水平。”

紧接着，毛主席又说：“延安整风后，我快活了一阵子，指导思想统一，领导机构改善了，七大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今天开的是重复发言的小会，耽误时间的小会。”

对于时间，毛主席一贯十分珍惜。对好不容易组织的会议，毛主席却感到非常失望，认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于是，毛主席又对那位省委负责人说：“你把我的意思转告给王任重同志，明天开会，中心议题是否能搞生产规划，要畅所欲言。”

随后，王任重召集大家在一起开了会，将毛主席的意思告诉了他们，并一再嘱咐，要他们在第二天的会议中，讲实话，摆数据。

6月1日，在座谈会上，为了给后面的发言开个好头，湖北省委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就农业生产发展规划问题，进行了一个重点发言，并用实际例子，对他的观点进行了佐证，表明这个规划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后来的发言中，那些地方干部也都进行了踊跃发言。大家都说出了藏在心里的话，感到十分畅快。

听着他们说得有理有据，毛主席也十分高兴，边听边将重要的数据在笔记本上做了记录。

会议的最后，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同志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昨天的会议使我失望，今天的会议使我高兴。”

见毛主席心情愉快，大家也十分高兴。

紧接着，毛主席又笑着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脸色办事。我的脸色是千变万化的，蒋介石是以不变应万变，我是以万变应蒋介石的不变的。”

对于新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来说，农业合作化是一个新东西。这是因为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期间，土地一直在大地主手里，他们只是租用关系。而这种租用关系，并非合理的租用关系，不然也不会贫穷到卖儿卖女。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早在开国之初，毛主席就开始考虑，在将来要如何保护农民手中土地的问题。

那时候，经过土地改革，解放区的大部分农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实际上就跟包产到户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这时的土地所有权在农民的手中。

然而，几千年的经验表明，这样的土地所有制模式很难持续下去。这是因为建国之初，农村人多地少，生产条件也较为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发生贫富两极分化。而发生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也无外乎两条，即：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

那么，贫穷者必然会被逼将手里唯一值钱的土地，或平价或低价卖给富裕的农户。这样日复一日，土地所有权将再次被集中，也就形成了新的地主和新的失地农民。这样一来，就违背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初衷。这也是毛主席最不愿意看到的。

于是，毛主席想到以集体经济所有制的形式，来保护农民手中的土地。这样既可以发挥集体的合力效应，改变农业发展的恶劣条件，又可以集中力量兴修水利工程，与自然灾害抗争。

这种思想形成以后，毛主席决定在短暂的互助组过程后，立即开始倡导集体化、推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

1955年7月31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集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里，毛主席论证了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可能性，指出土地改革后的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阐明了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关系，指出根据我国国情，先合作化后机械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强调了实现合作化对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阐明了农业合作化的方法、步骤、组织形式、全面规划以及阶级路线等问题。

此外，在这个报告里，毛主席还指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领导人的某些意见，是犯了右倾错误的。这也是毛主席在后来说的“各人畅所欲言，一不划右派，二不扣帽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的重要原因。

后来，为了推动农业合作化，毛主席还用三个多月的时间，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并在其中的多篇文章中亲自写了按语，有的按语甚至长达好几百字。

比如，在关于山东曲阜县第三区陈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章《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上，毛主席写的按语是：

“这是一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可以从这里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1957年，毛主席外出的时间很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些行程，便是到农村去，实地考察农业合作化的实践情况。

此外，毛主席还通过召开座谈会的形式，从当地干部的口中，了解他们和农民对农业合作化的真实意见。其中，就包含了5月底和六月初，毛主席在武汉召开的那次座谈会。

6月14日，毛主席以写信的形势，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强调：“有必要号召各农业合作社立即注意多种经营，才能使90%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

可以看出，毛主席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增加农民的收入，让他们过上富裕的生活。

为了实现增加农民收入的这个目标，毛主席提倡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并以多种经营形式作为补充，积极进行探索，不要像苏联那样在集体农庄只搞农业、不搞工业。

利用合作化优势，在政府投资不多的条件下，新中国的农民主要通过劳动积累的方式，完成了宏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

数据表明，那段时间修建了8.6万座水库、619万座塘坝。这批水利设施，不仅使全国灌溉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1亿亩提高到7亿亩，而且成为了农业持续发展，尤其是粮食增产的重要保证。

1966年，在“五七指示”中，毛主席指出，有条件的农村集体应当办些小工业。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有力地助推了社队企业在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的发展，完成了国家财产的初期积累，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企业改制和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