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13号那天，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他们几个从北京坐飞机回到上海的时候，“四人帮”还有他们在上海的力量差不多已经垮了。
那天下午，上海市里的大领导们在锦江小礼堂开了个会。会上，大家清楚地知道中央已经下定决心要把“四人帮”那股势力给彻底打掉。一听到这个消息，会场里立马炸了锅，一片叹气声。这也说明，“四人帮”那些同伙想要躲起来打游击战的鬼点子，彻底泡汤了。
“四人帮”被圈起来审查的那天晚上，党中央可是全神贯注，严加防备。谁承想，从那天起，接连几天，党中央跟上海那边的同伙斗智斗勇，上演了一场大戏。
故事得追溯到1976年，那时候毛主席身体不好，病情挺严重的。就在这时，王洪文在上海开始琢磨着要搞另一套武装力量。其实，他早就在上海时，就悄悄拉起了一支十万人的队伍，这支队伍还不听上海警备区的指挥。王洪文对这事儿特别上心，可以说相当重视。
上海民兵这事儿，是我和张春桥一起弄起来的，算是新搞出来的东西，是两种不同思路碰撞的结果，还挺能打。你们得好好管管！以后真要打仗，还得靠这支队伍。正规军那边有问题，方向不对头，靠不住啊！
他调到党中央工作后，这支武装力量就转交给了上海那边的负责人王秀珍他们。特别是在主席病重那会儿，“四人帮”，特别是王洪文，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能让他们篡党夺权的梦想成真，所以他们把上海民兵武装看得更重了。
可谁也没想到，那个似乎稳如泰山的“四人帮”，竟然在一夜之间，就被党中央彻底清除干净了。
10月8号，也就是“四人帮”被看管起来的第二天一大早，华国锋就让中央办公厅给马天水打电话，让他和上海警备区的司令员赶紧在中午前到北京，说有会要开。
心里犯嘀咕的马天水，因为联系不上在京的“四人帮”头头，开始急得团团转。在去机场赶时间前，他匆匆忙忙跟王秀珍这些上海的同伙简单说了几句安排。
马天水离开后，剩下的那些党羽头目也开始心慌意乱。王秀珍感觉北京那边肯定出了大问题，她就按照王洪文早前的安排，动手准备搞武装造反，也就是他们私下里说的“进山当游击队”。
10月8号那天，上海那帮同伙开了个会，商量怎么起事，最后决定把民兵都召集起来。
于是，陈阿大、黄金海和戴立清他们几个，急不可耐地着手组织民兵指挥部。他们轮番上台给聚集的民兵们说话鼓劲，还忙着安排分发枪支的任务，以及检查电台的装配情况等等。
10月9号那天，中央办公厅下了通知，让徐景贤和王秀珍第二天赶紧去北京参会。他们那些同伙一听这消息，心里头更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了。
王秀珍马上就要走了，她在走之前，又跟留下的人仔细叮嘱了一番。
现在党中央里竟然有人搞反革命，想要推行修正主义，这简直就是一场明目张胆的右派夺权。我们不能干等着，得拼死抵抗到底！就算我们上海的民兵得打上几天几夜，也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事儿！
这话一说出来，其他那些同伙们就像突然打了兴奋剂，一个个跟陈阿大似的，口口声声说要到吴淞口弄沉一艘万吨大船，好把航道给堵了。还打算把钢厂的那些钢锭都拖到机场去，要把机场也给封住。
徐王二人一到北京，上海那边的手下们日子就不好过了，变得特别棘手。
从国外电讯里了解到，“四人帮”被逮住了。估计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他们也是身不由己了，那些同伙开始闹腾起来想造反。一边弄出了“捍一”、“方二”两个叛乱计划，另一边还琢磨着怎么停水停电，搞些“说干就干”的紧急行动方案。
但说实话，别看这些人现在闹得挺欢，其实除了“四人帮”加上马徐王那三位，剩下的人根本没啥号召力和组织能力。这时候，上海的党羽们已经乱成一锅粥了，连个领头的人都没有，谁也不愿意为做决定担责任，这样一来，哪里还谈得上有什么行动呢。
到了10月13号那天，就是咱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场景，当大家知道“四人帮”已经不行了的消息后，那些跟着他们的人，有的嚷嚷着要豁出去，有的则哇哇大哭。后来还是徐景贤站出来说话，这才把场面给稳住了。
别哭了，也别闹腾了，要不然会让那四个人的罪过变得更重！
接下来几天，上海那帮党羽的几个关键大佬，被弄出来假装是上海市委的领导，到处晃悠。但其实呢，这时候的上海，早就归中央工作组管了，整个局面也都稳稳当当地捏在了他们手里。
现在回想起来，不论是“四人帮”企图篡党夺权，还是他们在上海的同伙搞“上山游击”，到最后都是白忙活一场，啥也捞不着。说白了，邪恶啥时候也斗不过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