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与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的会面及“握手言和”象征了两党在一些重大国家安全议题上的一致意见，特别是在应对中国的策略上。
事实上，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应当被视作短期问题，而应当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优先”。沙利文强调，中美竞争将决定未来30年的全球地缘格局，而这一竞争的结果对中美两国未来的发展命运至关重要。
因此，他呼吁特朗普政府在新的任期内继续关注这一课题，表明拜登政府希望未来的对华政策能够在党派更迭中保持延续性。
拜登政府之所以关注中美战略竞争并对其如此重视，原因在于他们将中国视为对美国全球地位的最大挑战。
相较于伊朗的“直接威胁”以及俄罗斯对欧洲的安全威胁，中国在科技、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崛起被视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最主要挑战。与此同时，拜登政府特别提到两党共识对于美国在这场长期竞争中取得成功的重要性。
这种“两党基础”不仅是对未来四年政策稳定性的保障，也为美国塑造一贯对华强硬的姿态奠定了根基。
尽管民主党在国会中并不占据优势，且在中期选举到来前没有太多与特朗普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但希望能通过对中国问题的共识维持国内的统一，以避免内部分歧对外交政策造成的干扰。
《特朗普新班底的对华鹰派色彩》
从目前来看，特朗普所拟定的新内阁班底对华鹰派色彩鲜明，国家安全顾问、国防部长以及被提名为国务卿的反华政客卢比奥都表露出对中国强硬的立场。特朗普对卢比奥的提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论功行赏”，更是看重了卢比奥在对华问题上的极端态度。
尽管卢比奥的意识形态不完全符合“美国优先”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但其忠诚与鹰派立场显然得到了特朗普的青睐。然而，特朗普的新任期中，鹰派班底如何对中国实施更多的极限施压政策，是否会进一步升级中美对抗，则值得关注。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大概率会继续沿用其首任期的“竞争”基调。拜登在过渡期间也一再强调中美关系的稳定性、清晰性和可预测性，尤其是在他最后任期的APEC会议上与中方的可能会谈，试图为特朗普的接手营造一个较为平稳的外交环境。
然而，一旦特朗普采取更为激进的对华政策，未来两国关系可能会再次动荡，而拜登也在暗示，如果特朗普对华政策效果不佳，民主党可能会将其作为攻击点。
《沙利文的暗示，中美关系与党派超越》
从沙利文的表态中，可以看出他所传递的信息不仅仅是对中美竞争的忧虑，更包含着一种希望未来政府能超越党派分歧的呼吁。
这一态度表明，拜登政府在“最后的告别”中也在通过“经验之谈”向特朗普施加影响，试图塑造一种“超党派”的对华政策框架。这种超越党派的策略并非只是特朗普、拜登政府的独立选择，而是在面临中国崛起的国际格局中，美国政坛主流的集体意识。
而“未来30年全球地缘格局将由中美竞争决定”这句话，表明中美竞争已不仅是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关键议题，更是影响全球秩序的大局。
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上虽分为党派，但面对中国的崛起，美政坛逐渐出现了一种共识，即美国必须对华采取更为强硬的姿态，以遏制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这一战略思想从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发扬光大，拜登的“战略竞争”则是在此基础上作出调整。
可以说，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最具延续性和一致性的领域。
《拜登与特朗普的会面：对华政策的微妙交接》
拜登和特朗普的会面气氛较为融洽，双方摆出“握手言和”的姿态，拜登更是承诺将配合特朗普进行和平交接。这种表面上的和平与合作，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两党在对华问题上的一致性。
尽管两人对于具体的对华策略可能有分歧，但在总体方向上却有共识，显示出美国对华强硬态度的持续性和延展性。
拜登明确表示，在他的最后任期内，中美关系应保持稳定，这不仅是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也是对全球局势的必要考量。在他看来，现阶段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不应进一步升级，而是要尽可能维持可控的竞争态势。
拜登还提及即将到来的APEC非正式会议，他可能在会谈中就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向中国传达信息，以避免在过渡期间中美关系出现不可控的动荡。这一举措不仅是为其政府划下句号，更是为特朗普的新任期埋下伏笔，避免过渡期间中美关系失控带来的不良影响。
<拜登的“遗言”：中美竞争的全球影响>
拜登政府在此次过渡中的言行表明，他们清楚中美竞争的深远影响，并希望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能够保持长期视野。拜登政府的“遗言”不仅是对特朗普的提醒，也是对美国政坛的告诫。
沙利文所强调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党基础”，其核心在于希望将中美战略竞争的议题上升到国家利益的层面，而非党派之争。即便民主党在国会中不再占据优势，但拜登仍希望借此表态，呼吁美国政界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保持一致，为未来的竞争奠定基础。
在未来的全球地缘格局中，中美之间的竞争很可能会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从科技、军事到经济，全球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极大影响全球秩序。
美国希望通过这种长远的战略竞争来保持其全球领导地位，而中国的崛起则对这种秩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场竞争不仅关乎国家之间的博弈，更影响全球的和平与稳定。拜登政府在过渡期间反复强调这一点，显示出其对全球大局的高度关注。
虽然拜登政府对于中美竞争的未来作出了许多暗示，但具体的政策执行则掌握在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手中。从他选择的内阁班底来看，特朗普在新任期内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强硬政策，甚至采取更加极端的极限施压手段。
由于特朗普一向标榜“对华强硬”立场，他的新任期政策可能会更注重于实际施压措施，比如进一步推动中美脱钩、限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等。
如果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走向过于激进，可能会导致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然而，拜登政府的“过渡建议”提供了一种和平的交接思路，这种思路下的中美关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有助于避免双方因误判而引发的冲突。
未来，特朗普是否会采纳拜登的建议，仍需拭目以待。但可以预见的是，即使两党在具体政策上有所分歧，整体方向仍将朝着对华强硬的基调迈进。
综上所述，拜登政府在其最后的执政期内通过沙利文的发言表明了他们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高度重视。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共识，体现了中美竞争的持久性和重要性。这场竞争不仅关乎美国的全球地位，也影响中国的崛起步伐。
拜登的“遗言”是一种期望，即未来的美国对华政策能在保持对抗的同时，维持一种可控的态势，为全球和平与稳定奠定基础。而特朗普的新班底对华鹰派色彩的浓厚，则意味着未来的对华政策可能会愈发激进。
最终，中美两国在未来几十年内的竞争态势，将不仅仅决定两国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