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毛泽东称赞彭德怀写下的诗句。
在军事领域，彭德怀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大将军，其本人指挥了一场又一场的战役，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可生活中的彭德怀脾气暴躁，在开国元帅和大将中，就有三位和彭德怀因理念不一，曾发生过矛盾。
在元帅之中，一般都是自己曾参与过根据地的建设，也都独立建立过一支军队。
军队的成员要么是赤卫队以及农民，要么是由国民党军阀手里起义的旧式军人。
这样看来，似乎都有自己的一片天地，两者如果互不交际，不会产生矛盾。
然而，来到苏区之后，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即便再不想见面，也必须见面，工作之间也不可避免会有交集之处。
这样矛盾的产生就是一种必然，苏区时期的刘伯承就曾和彭德怀发生过争论。
那是在1933年2月，苏区的局势非常紧张，“扩红”的张力到达了极致，内部的权力倾轧十分激烈。
宁都会议过去了，作为苏区的创建者毛泽东反而遭到了解职，不再领导红军的日常工作，由刘伯承继任为红军总参谋长。
刘伯承，本是四川军人，信仰马列主义，便被推荐为优秀军事人才，千里迢迢来到了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是苏区唯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
回国后，就来到了苏区。由于他的“留苏”背景，便被政治上倾向苏联的人士当成是自己人，这主要是这些人在军事上一窍不通，需要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的支持，并引以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本土派的“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就在军事会议上吵翻了天。
本土出身，没上过一流军校的彭德怀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协助指挥军事。
博古、张闻天则持反对意见，在投票的过程中，刘伯承在站队问题上投了博古一方。
除了投票上的表态，刘伯承还拿起了笔杆子，发表了针对彭德怀“游击主义”战术的批判文章，指责他们不敢打正规战、歼灭战，是未战先怯。
彭德怀读了文章，大为光火，深以为恼，十分不满地说道：“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
101也认同彭德怀的意见，附和道：“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之前都赢了国民党。打正规战，拿什么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命令红军先发制人，让彭德怀带领所属部队进攻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易守难攻，红军的第三师满编不过2千人马，却要面对近万的国民党军第八师，又不占据有利地形。一时之间，红军伤亡惨重。
彭德怀接到第三师的急报，遍地都是伤痕累累的红军战士。
火爆脾气的彭德怀就直言道：“这样打下去，我们三军团的老底子都得拼光。啥子正规战，啥子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
实际上，身为参谋长的刘伯承也不赞同进攻南丰，他也是在博古等人绘制的蓝图上稍加修改。
另一边，彭德怀并不知道具体情况，将账全算在了刘伯承一人身上。
事后，刘伯承也认识到自己对“游击战”的确有些责难，便上门请教了毛泽东。
1934年5月10日，刘伯承还发表了《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改变了原先的观点，主张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围剿”。
遗憾的是，彭德怀却自始至终走不出前尘往事，以至于两人杯葛渐起。
百团大战期间，两人在关家垴中又发生了分歧，导致八路军伤亡惨重，彭德怀一度气的要：“撤去刘伯承的师长职务”。
结束后，刘伯承在晋冀鲁豫区军队座谈会上，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
该报告是对事不对人，肯定了百团大战取得的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刘伯承认为百团大战前后，过于强调正规军，较早暴露了我军的真实实力。
大家都知道，百团大战的指挥者是彭德怀，于是有人煽风点火，认为刘伯承是针对彭德怀，到处散播流言。
不善政治的彭德怀本就在关家垴战役中对刘伯承不满，这份报告一出，两人的关系更加恶化了。
建国后，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反教条主义”的会议。
彭德怀在会上作了总结性发言，将问题上升为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高度。
会议还对负责全军院校工作和训练工作的领导人刘伯承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此后，刘伯承基本告别了一线工作，本就身体不好的他几乎归隐田园了。
在大将中，和彭德怀不睦的主要是“战神”粟裕。
起初，粟裕人微言轻，和彭德怀压根没有产生交际的机会。
两人不再同一个军团，也没有上下级关系，自然没有矛盾。
苏区时期，彭德怀早已是军团长，是军队的高级领导，粟裕不过是师长、参谋长职务，两人很少有交流的机会。
粟裕的声名大震是在抗日战争中后期、解放战争期间才抵达高峰，毛泽东更是坚持由粟裕全权负责对台作战。
朝鲜战争爆发后，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
在挑选为帅的人选，一开始想的并不是101，而是粟裕。
这一点，和后来的流传的故事大相径庭。
可惜的是，隐藏在粟裕身体中的子弹时常发作。
短时间之内，粟裕的身体机能不允许他去指挥大兵团作战。
为此，粟裕还向毛泽东写信，谈到了自己不能胜任这一重大历史使命而感到抱歉。毛泽东无奈回信，让他安心修养，直至病愈。
战争局势瞬息万变，粟裕无法入朝，军委的目光便转向了101。
101不愿打无准备的战役，便由彭德怀临危受命，率军入朝。
在大事上，入朝统帅的人选是粟裕和彭德怀第一次有过间接交流的事件。
朝鲜战争结束了，志愿军回到了祖国。
这时，已经是1954年了，粟裕也升任为军委总参谋长。
一年之后，出于对台作战的需要，粟裕写报告，提出了军委能派一部分空军入驻福建，但却受到了彭德怀的批评。
之所以彭德怀会不满，源与和当时的军事部门权力划分有关。
彼时，彭德怀是国防部长，他希望粟裕能提前和国防部打个响声，在上报军委。
粟裕则没想到这点，后来还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
其实，在报告上，粟裕为了表示尊重彭德怀，落款处提及了这点，写着“转送毛主席”。
彭德怀很生气，说：“我又不是他的通讯员，干嘛让我交报告。”
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会上，粟裕被扣上了“个人主义”的帽子，总参谋长的职务也遭到了解除，调往了军事科学院。
后来，彭德怀受到批评时，有人劝粟裕落井下石，粟裕却大度地说道：“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评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
最后一位和彭德怀发生争执的不是别人，正是贺龙元帅。贺龙和彭德怀性格迥异，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两人也发生过一些小的纠葛。
贺龙出身于旧式部队，江湖地位非比寻常，有一呼百应的声望。
南昌起义失败了，贺龙重回老家湘西，又发展出一支队伍，后逐渐壮大为红二方面军。
彭德怀主要是领导了平江起义，形成了红三军团。
来到陕北，红军整编，彭德怀的地位高于了贺龙，不免有些得意，就说过：“党的军队真正形成不在八一南昌起义，应在秋收暴动。”
这样的说法固然更附和事实，但很容易引起贺龙的不满，毕竟贺龙就是南昌起义部队的最大股东。建国后，每逢八一，贺龙都很重视，要发表讲话回顾历史。
1958年，贺龙就在解放军报发表了《南昌起义和我军建设》一文，着重指出了南昌起义的重要性，具有开辟的意义。
彭德怀却不十分赞同，6月7日的一次会议上，彭德怀就说：“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的，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军龄，我都不如人家，我也是在军阀队伍待过的，有什么了不起呢？”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南昌起义的待过的、军阀队伍干过的老干部，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不高兴。
另外，肃反时，贺龙和彭德怀也有过矛盾，这主要体现在一个人身上——段德昌。段德昌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深得彭德怀的尊重。
每次提到段德昌，彭德怀都是感激不已。
不幸的是，1933年，段德昌死于湘西肃反，年仅29岁。
当时，在肃反中，贺龙虽然挽救了不少人，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也无暇顾及到段德昌。
1961年4月20日，有人问过贺龙：“如果和夏曦的斗争再坚决一点，像段德昌那样的领导人是不是能逃过一劫？”
贺龙回答说；“恐怕办不到，我也只是个新党员，归根结底还是要听夏曦的。”
当夏曦表示要处决段德昌时，贺龙也曾据理力争，对夏曦说：“我不同意，你们好歹给我留一个军事上的助手吧，贺锦斋死后，就属段德昌最懂军事了。”
但最终还是没能保下段德昌，这也成了贺龙的一大遗憾。
总体上，贺龙和彭德怀还是保持着不错的友谊，两人没有在军事上、路线上发生过激烈的争辩。
彭德怀赋闲之后，还很惦记贺龙，说要把一支猎枪送给贺龙（彭德怀称之为“贺胡子”）。
即便是解放战争期间，彭德怀领导“一野”和贺龙的老部下廖汉生、贺炳炎不合时。
贺龙还是尽力居中调停，维护大局，出于真情实意。
大将军一生是个火爆脾气，向来是有一说一，敢于直言。幸运的是，刘伯承、粟裕性情温和，这才没招致更大的风波。
至于贺龙，更是性情中人，和彭德怀属于不打不相识，只要把话说开，反而更能畅所欲言。
参考资料
《贺龙和彭德怀的恩恩怨怨》 文学城
《彭德怀和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斗争》 军事历史 199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