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出现极大裂痕，濒临全面破裂。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梁漱溟却自作主张，在10月28日起草了一份“默认蒋介石对解放区占领”对共方大不利的文件。
不仅如此，梁漱溟还完全不顾在10月26日与中共达成的事前通气协定，先斩后奏，将这件份文件送给了马歇尔和孙科。周总理听后直接神色大变，说出一句“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国民党第三方面压迫我们不算，我把你当盟友，你们却不够朋友”。因为梁漱溟的一意孤行，素以沉稳冷静著称的周总理当场声泪俱下，痛哭起来。
而梁漱溟却“不知悔改”，在1953年9月召开的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当众顶撞毛主席，使得毛主席直言“你要求的雅量，我没有”。梁漱溟为何这样做？作为文化思想界的名人，他有为何会被众人轰下台？批评的导火线“梁先生，给你十分钟，说说要点好不好？”看着乱糟糟的局面，毛主席不想台上的梁漱溟太多难堪，于是主动给台阶，但却得到了一句：“我还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是远远不够，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因为梁漱溟的话再次哗然，而台上的梁漱溟依旧沉浸“委屈者”的角色。事情还要从1950年1月开始说起。虽然在1946年梁漱溟因为自己的一腔认知，将共产党至于危险境地，使得周总理当场落泪。而自知坏事的梁漱溟也急忙进行自我批评，还与周总理等人一同商讨解决方法。
考虑到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于是大度的周总理选择了原谅。不仅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感慨“盛会少了梁漱溟”，还在1950年的1月，和毛主席一起邀请梁漱溟至北京，担任一名全国政协委员。
1953年9月8日，政协常委扩大会议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总理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希望各委员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于是决定延长会议时间。毕竟提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在9月9日离开会场的时候，周总理顾及梁漱溟不同寻常的工作经历，于是主动走到他的身边，希望他能在大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因为梁漱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为了深入农村研学办学，梁漱溟在1924年的时候辞去了北京大学教职的工作，来到了山东农村。
和很多人办学目的不同的是，梁漱溟所为不止造就自己，也是为了能够在同处之中，实现师生的共赢。长居农村，乡土风情的文化开始浸染，而梁漱溟也在1928年的时候开始关注乡村运动。越了解，梁漱溟的心境就越是悲凉。虽然1938年，他曾在延安与毛主席谈话八次之多，但是毛主席认为中国必胜的信心还是没有影响梁漱溟对国家前途持悲观态度的思想半分。
旧思想的根深蒂固，梁漱溟自己也有觉察，他也曾自言“自己满身旧习气”，但是其对农民生活的了解较为透彻，在加上其学术上的早造诣，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才会邀他来北京，在政协扩大会议之上，周总理才希望他能提出一些有关发展的意见。可在万众期待之中，梁漱溟9月11日的一番所言，却直接会场的气氛推至了喧嚣的高潮，而这篇发言，也成为了毛主席批评梁漱溟的导火线。
“过去中国近三十年的革命，中国都是依靠农民，而在进入计划经济之后，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建国运动不应该忽略农民，最应做的就是对农民多加重视”。这番话看似没有错误，但实则却是极其不恰当。因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忽视过农民，梁漱溟只看到了中国在建国之后将发展重心转移至经济建设之上，但却没有意识到经济建设是国之脊梁。
若想抵御外患，彻底震碎心术不正之人的进犯之心，国家就必须振兴工业，而发展工业也是为了让人民可以有更多的收入，在就业上有更多的选择。于是在9月12日的大会之上，毛主席虽然未有点名，但却用“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大美帝是大仁政”对梁漱溟的发言予以回应。不容分裂 不容破坏梁漱溟不是个例，也不乏有人对中国转投工业建设的行为不解。可他们却不知道，为了工业的振兴和增强，中国政府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为了拨正像梁漱溟这样的“不正”思想，毛主席加重语气说出了一句“在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之上，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永远不容分裂，不容破坏”。可这一下，直接触动了梁漱溟的“逆鳞”。毛主席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于是在9月13日的晚上邀请梁漱溟谈话。但是由于时间仓促，双方交谈得并不深，所以并没有解除误会。自觉受屈的梁漱溟不愿就此作罢，坚持要在大会上复述自己的观点。
毛主席同意了。在9月16日的大会上，梁漱溟再次发言，再三表明自己并无反对总路线之意，会上并无人批评，但是在9月17日的时候，态势却出现了恶化。有位与会者做出一篇发言，直言梁漱溟“虽未以刀杀人，但却是以笔行刑的刽子手，面对国家发展的总路线，面上不说反对，实则却是恶意满满”。因为这篇文章，梁漱溟开始意识到，自己言出不慎的影响已经恶化，但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及时止损，而是在9月18日将气撒在了毛主席的身上。
“前日的大会之上，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的……”。一言既出，台下立马轰动了起来，而在台上侃侃而谈的梁漱溟也被轰他下台的声音打断。可梁漱溟却谁也不管，双眼直盯毛主席，用“不给时间于我而言是不公平的，我希望您有这个雅量”为自己争取发言时间。毛主席认真听着，他内心希望梁漱溟能把自己的内心所想表述明白，但是大会占用的不只是毛主席一人的时间，而台下让他下台的声音四起，毛主席不能不考虑。“你想要的那个雅量，我大概是不会有，但是我可以既往不咎，让你这个政协委员继续当下去”。
毛主席已经给出了台阶，但是梁漱溟却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绪，直接回呛“当不当政协委员是另一回事”。会场上发生前所未有的与毛主席顶撞局面，群情激奋之下，多数人希望梁漱溟能够下台，可他就是不动，势必要说个明白。为了打破僵局，有人提议举手表决，投支持其继续演讲之时，毛主席毫不犹豫地举起了自己的手，而投让其下台之时，会堂之中却尽是高举的手臂。
民之所意，梁漱溟也不再胡搅蛮缠，心不甘情不愿地走下了台。毛主席是希望梁漱溟继续讲下去的，因为他知道梁漱溟只是深受中华上下五千年农耕文化的影响，站在基础之上看民生问题，并非真的是有恶意。
这一点，在两人早年间的交往上便是已有见得。1918年经杨昌济的推荐，毛主席拥有了留学的机会，于是他在8月19日抵达了北京。为了不给家里添加经济上的负担，懂事的毛主席决定在出国求学这件事情上自给自足。于是在杨昌济的帮助之下，毛主席在李大钊的手下谋得了一份北大图书馆的工作。
而彼时的梁漱溟也正好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两人因为杨昌济的原因相识，而多年以来，相处也很是融洽。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梁漱溟赶至延安与毛主席会面，两人就如何抗日，胜利之后如何发展高谈阔论，梁漱溟也毫不掩饰，直夸“除毛主席之外，再无第二人说过这般让他信服的话”。
第一天谈判以双方的预愉悦结尾，但是第二天的谈话却是与1953年大会上的争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这便是两人谈论的问题，也是争执的点。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似西方国家鲜明强烈，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只要人人尽责，做好本行，社会就可以稳定发展。
但是毛主席却有不同意见。“中国社会自有着文化和伦理道德的特殊性，梁先生说得没错，但是中国社会也有着与西方社会的共同之处，不应只看重中国社会的特殊，而忽略了其一般性的一面”。双方相持不下，谁都没有说服谁。
每个人对待社会和事物的看法本也不是相同，意见相左在影响不大的前提之下，也不用强行求同。而梁漱溟也在毛主席的身上感觉到了这一点，在1986年的时候回顾这场争辩的时候，他还直说“无论我语气多么的咄咄逼人，毛主席总是从容不迫，等我平静下来，再分享自己的观点”。
可两人争执的问题，也在1950年的时候有了答案。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已是不可抗争的事实，自知毛主席正确的梁漱溟也在《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上用一句“若干年来我坚决不想信的事情，竟然切实的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承认了毛主席思想的正确性。在1953年政协会议上不欢而散之后，正在气头上的梁漱溟也不再参加议会和各种活动，腾出更多的时间用来思考和学习。当时间充裕起来，梁漱溟也在反思中意识到自己酿成了大祸。
他觉得自己不该冒犯毛主席，但更为紧要的是，他发现了自己依旧深陷旧立场的泥潭。在9月22日的自写的检讨书上，梁漱溟自写自己把旧习气的闲思杂念固执地当做“倔强精神”，对共产党的认识存在偏颇。梁漱溟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因为迟迟未有单独与毛主席会面的机会，所以他并未有机会将自己的反思信送出。可即便如此，毛主席却对他依旧没有丝毫的怪罪。这一点，在1975年一份毛主席在一份提及梁漱溟的材料上做下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批示之上，便可以见得。
虽未有与毛主席会面的机会，自知有错的梁漱溟也并非是什么是没做。在1972年12月26日毛主席79岁的诞辰之上，梁漱溟就将自己《中国—理性之国》的手稿作为特别的贺礼送给了毛主席。重视农民生活水平，不能因为重工业经济发展就疏忽了对民生的关怀，这是梁漱溟老先生思想纠结的点。
但是中国政府，上至毛主席，下至每一位公务人员，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人民生活的关怀，可是发展工业才会有国强，国强才能更好的守护民生，让屈辱的岁月再无卷土重来的机会。梁漱溟的一席话或是无心，但是他却是对刚起步的计划直接浇上一盆冷水，这才是毛主席对他做出严厉批评的原因。
毛主席所为从来不是在和梁漱溟的对峙上争一口气，而是希望所有国人都能够拧成一股绳，团结一心积极建设祖国。毛主席着眼的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国运，而梁漱溟所为的亦是民生。国家的生存发展与民生的完善是相辅相成，而毛主席与梁漱溟的为国为民忧心的风骨也值得世代流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