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患者请求医生协助结束其母亲的生命。

医生的职业道德是拯救生命，但有一位医生成为了我国首例“安乐死”案的执行者。

他应家属的要求，对病患实施安乐死，面临入狱的风险。

即使最终被法庭从轻处理，保住了自由，却失去了工作，生活困难。

这是为什么呢？

在之后的一次采访中，他表达了深深的懊悔：“就是给我一百万，我也再不会帮人执行安乐死！”。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位医生是谁？目前他的情况如何？

什么是安乐死？

安乐死这个名字一看就明白，就是指温和地死去。

对象通常是身患重病，每天都生活在煎熬中，希望结束痛苦的人。

为了减轻他们的痛苦，因此产生了安乐死这种方法。

虽然从某种角度看，安乐死可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但由此引发伦理和法律问题，可能会导致不可预测的后果，甚至发生命案。

因此，我国法律严格禁止安乐死。

不过，依然有人突破了这一底线。

首例安乐死案例。

陕西汉中的医生蒲连升，曾被同事和患者们公认是“三好医生”，成为了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例的主角。

但是，有一天他竟然可能与“杀人”一词产生关联，这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1984年的一天，他开始就诊时，遇见了一位名叫夏素文的患者。

经过一番了解，并结合相应的检查，他最终为她确定的诊断结果是“肝硬化腹水”。

夏素文被确诊为“肝硬变腹水”时，病情尚未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

给她开了几副中药，并再三强调要按量按次数服用，就让她回家了。

夏素文原本就是一个人挺粗心的大人，再得知自己患病的情况不是十分严重后，就更加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到家后，该干啥还干啥，药从一开始吃，到后来就逐渐停服了。

然而，这样一来，反而使她体内的病情更加恶化，因积水过多，腹部膨胀，行动和日常起居变得极其不便。

她大多数时候都只能静静地躺在床上。

长时间卧床使她臀部出现了褥疮，下肢因皮肤损害而开始出现水肿。

即便如此，她仍然没有想要去看病，直至她的女儿偶尔回家，看见母亲卧病在床遭受如此折磨，急忙送她去医院寻求帮助。

中途还给弟弟王明成打了电话：“说母亲病倒了，赶紧请假回家！”。

王明成听到这个消息后，感觉晴天霹雳，不敢有一刻拖延，立即申请休假回家探望母亲。

当他赶到医院，见到病床上痛苦不堪的母亲时，顿时情绪彻底崩溃，嚎啕大哭。

当时夏素文的腹部因肝硬化导致腹水和水肿，异常肿胀，像个巨大的“皮球”，与上半身的枯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王明成向主治医生蒲连升询问了母亲的病情。

面对病人的家属，蒲大夫直言不讳地说：当初来的时候就告诉她回家要按时吃药，结果你母亲没听。

目前这个病已经恶化到晚期，没有比这更好的解决方法，只能一天天地拖延时间而已。

”。

王明成听到这样的答复后，顿时感到心如刀绞，望着病床上日日躺卧的母亲，她已经被病痛折磨得失去了人的样子。

当天晚上，她突然虚弱地问儿子：能不能让我死，结束我的痛苦。

王明成听到母亲的这番话，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拒绝，但看到母亲遭受病痛的折磨，又不禁陷入了思考。

他在走廊上来回走动，最后，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王明成终于鼓足勇气，敲开了蒲连升医生的办公室大门，随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蒲连升医生被这种情况吓了一跳，当时他正在研究夏素文的病情，探索是否有更好的方法缓解老人的痛苦，下一秒便看到了王明成。

他张口就说：医生，可不可以提前结束我母亲的生命。

她真的是太痛苦了。

在这个时候，蒲连升医生也被病人所承受的痛苦触动了。

在王明成多次恳求下，他最终决定为夏素文的母亲实施安乐死，以结束她的痛苦。

他开出了药方，为她施行了安乐死。

他在执行前，多次征询了王明成和夏素文的意见，确保无误后再进行操作，但他忽略了王明成的姐姐这一重要人物的意见。

她得知母亲被施行安乐死的消息后，愤怒不已，立即提起诉讼，控告蒲连升医生及其弟弟。

支持者认为，医生的行为彰显了人道主义精神，是在维护病人的尊严；而反对者则坚持认为，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成为剥夺他人生命的借口，医生的使命在于救治伤病，而非结束生命。

最终，这场争论由法院的判决宣告终结，理由是双方都有责任，两人因此被判刑。

在蒲医生被羁押498天后，案件出现了转机。

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审理此案，查明了案情的复杂性以及当事人所提供的供词。

蒲医生被判无罪，得以释放。

然而，即使他重获自由，但在日后，他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他的前途尽毁，对于一位曾拥有光明前景的主治医师而言，这无疑宣告了他职业生涯的终结。

蒲连生被迫在医院担任清洁工的工作。

即使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也不会帮助王明成对其母亲执行安乐死，即使看到患者再痛苦。

尽管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允许安乐死，但关于这一话题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歇。

在那些允许安乐死的国家中，人们开始深入思考：。

法律究竟能否有效扼制人性中的阴暗面？倘若王明成真与母亲的死有关，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支持安乐死？

结语。

中国首例安乐死执行者的悔悟，引发了社会对我们应如何对待这类执行者的思考。

他的忏悔使我们深刻感受到他的内疚和悔恨，他不仅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羞愧，还为剥夺他人生命的选择权而深感痛苦。

这种深刻的反省和自我谴责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