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藏品为为宋代淳化元宝。钱币外圆内方，“淳化元宝”钱背所铸的两尊佛像，均有莲花宝座和祥云依托。莲花是佛教的象征，说明这种金币与当时的佛事活动有一定的关联，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我国之后，唐代时发展到了兴盛阶段。但是，由于五代时期地方割据，致使佛教受到了摧残。到了宋代初年，宋政权对佛教进行了适当的保护，停止对寺院的废毁，并派人去印度求法，使佛教得到了恢复。五台山出土的这批佛像金钱，是宋太宗淳化年间巡幸五台山时烧香敬佛专门铸造的，充分显示出宋政权对佛教的重视。该钱币整币铸造精良，品相保存完好，包浆自然圆润，细看皮壳老化磨损程度到位，质地古韵熟旧，币面呈现老包浆，字口纹饰冲压力度自然，尺寸符合，经综合鉴定是为到代之真品，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淳化元宝是北宋太宗淳化元年（公元990年）开始铸造。宋代是中国古代金属铸币和使用非常发达的时期。宋初的淳化元宝有宋太宗亲自书写的真、行、草三种书体，即所谓御笔钱。淳化元宝创下中国钱币史上两个第一：即第一个“御书钱”和第一个“对文钱”。“御书钱”即皇帝亲自书写的钱文；“对文钱”是指同一年号钱，大小、重量、形制、和币文内容完全相同，但币文的书法则不同。
钱背造像的解说向来多有纷纭。坐像多认系观音，立像则有善财童子及韦驮等说。五台山自东汉建大孚灵鹫寺，唐宋时已是公认的文殊菩萨道场，故观音之说实不可取。韦驮是“二十诸天”中第十二天，世称韦驮菩萨，中国寺院中常置于天王大殿弥勒像后，面对释迦牟尼佛像，形象为披甲胄拄金钢杵（或合掌横金刚杵于双臂上），立像与此显然有异。立像肩上带状物实为帔帛而非如意，这在精铸版金银钱上得到了证实，其细节十分清晰，分别自左右腋下延展至肩上，故“如意”之说于此已可彻底否定。帔帛是宋以前妇女的常用服饰，作用大抵类似于披肩或围巾，至晚汉代已见流行，因为刘熙《释名》一书中已讲到：“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帔帛在宋以后已基本退出实用，然而在仕女造像中，一直到明清仍是常用的经典服式，其造型在唐代较短，五代时加长成为一条飘带萦绕于肩臂之上而两端垂于身侧。魏晋以降，菩萨的服饰常见有帔帛。立像背后的焰状身光，表明其身分当为高级有名号的菩萨，因为低级的菩萨、罗汉、诸天都只能有圆形的项光而不可有身光。佛教造像对“光”的等级区分是很严格的，并且原则上是可以降级使用而不能拔高，所以，据此即可判定精铸版的立像等级必为菩萨，坐像当为坐佛。其实钱背整体可视作一个具体而微的简化佛龛，因中有穿孔而无法安排好起码的一铺三尊，只得进一步简化为坐立二像：坐佛居左，其结跏趺坐的方式是吉祥坐，印相为法界定印，当为密宗最尊崇之毗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释迦牟尼的法身；右侧立像当为右胁侍普贤菩萨，不过若按显教的构图方式则为文殊。因此，似乎也不须太过执著于立像的菩萨名号。
不过，立像更可能是供养人。合掌而立原是供养人的典型形象，在许多佛教题材的壁画、雕塑中都有出现，不过其足底的莲台却容易使今人产生先入之见，认为须是菩萨或者其侍者弟子方得如此。然而只要切实地考察一番当时的风习，就会发现这原本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供养人将自己的形象程度不等地仙佛化，在佛教寺窟造像中原是相当常见的。如敦煌220窟五代壁画“新样文殊”中，为文殊牵狮子的于阗国王双足即立于莲台之上。立像略左侧身朝向坐佛方位，亦是供养人的典型姿态。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云：“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体。”于此不难体会宋代皇帝对自己身分的定位，从而也使供养人背后何以会出现身光的疑虑得以释然。所以，立像很可能是太宗作为供养菩萨的形象，钱背造像可诠释为太宗礼佛图。
淳化金银佛像钱的由来，或许还与宋太宗的经历和心态很有关系。“烛光斧影”虽然耸人听闻，但宋太宗多半并不曾有弑兄的行为，这个可以永远争论的问题不须纠缠；不过他继位之后，德昭自杀、廷美贬死，不免感受到自责和压力，有时还会突然对臣下讲真假难言的秘事欲以自辩。在这样的心理阴霾之下，宋太宗转向佛教寻求安慰和解脱实在也是人情之常，于是有了大建佛寺、广度僧众，也有了金银佛像钱的创作。当时整个皇室的风气可能都偏向于崇佛，宋太宗第三女邠国大长公主出家为尼号“员明大师”、第六女卫国大长公主尊号“报慈正觉大师”，这在两宋历史上是很罕见的情形。宋太宗以后，北宋列帝都不特别偏好佛教而且往往别有寄情，如真宗造作天书、徽宗做道君皇帝，背景不同了，自然不复有同样的制作。
我的名字
假的没边了，真的是金的，只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