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彩这个名字在四川大邑县可谓是家喻户晓，并非因为他的善行，而是因为他的恶名昭彰。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仗着家族的势力，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成为了当地的一大祸害。

1958年，尽管他已经去世多年，但愤怒的村民们仍然决定掘开他的坟墓，以泄心头之恨。守墓人刘清山虽然年迈，但仍试图劝说和阻拦这些愤怒的村民，可他的力量终究有限，无法挡住这股汹涌的民愤。

四天后，身心俱疲的刘清山也在刘文彩的坟前倒下了，结束了他的一生。

1887年，刘文彩出生在四川大邑县的一个富裕家庭。那个年代，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困苦。但刘文彩却过着与众不同的“幸福生活”。他的幸福并非来自自己的努力，而是建立在牺牲无数百姓幸福的基础之上。

刘家凭借着祖上留下的基业和广阔的田地，在大邑县成为了有名的富足人家。在军阀混战割据的时期，刘家更是借此机会在四川军阀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刘家的子孙中，不乏有刘文辉、刘湘这样的军阀人物。刘湘作为刘文辉的侄子，虽然拥有一定的势力，但他在抗日和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却显得摇摆不定，更多的时候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

而刘文彩，作为刘文辉的兄长，从小就在家人的宠爱中长大。他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却也因此养成了霸道、自私的性格。成年后，他更是凭借着弟弟的势力，走上了军政舞台，开始了他的敛财之路。

在刘文辉的庇护下，刘文彩先后担任了局长、处长等各种官职，手中握有不小的权力。然而，他并未用这些权力为民谋福，反而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他利用自己的官职和经商、纳税的便利，设置了名目繁多的税务，让百姓们苦不堪言。

刘文彩的税务名录高达40多种，税务的种类繁多到令人眼花缭乱，缴税的频率也异常频繁。他几乎是想到什么税就收什么税，无论是百姓们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是生产工具，都被他列入了征税的范围。这种苛捐杂税让百姓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周扒皮”这样的地主在他面前都得甘拜下风。

当时的百姓们想要种地，需要先交“田亩税”；想要种粮食，又得交“粮食税”。这还不够，就连种地用的锄头，也需要交“锄头税”。粮食还没种下，一堆税就得先上交。

为了攫取更为可观的利润，刘文彩采取了极端手段，强制他统治下的百姓种植罂粟等毒品作物。对于那些胆敢拒绝种植的民众，他则通过加重税务来施以惩罚，许多家庭因此破产，甚至家破人亡。

在他的残酷统治之下，宜宾地区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道路上随处可见因无法承受重税而倒毙的百姓，田野里则遍布着毒品作物。

随着刘家在四川地区的势力不断膨胀，诞生了刘文辉这样的军阀恶霸，还孕育了刘湘这样的川军首领。还使得刘文彩的行事愈发嚣张。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敛财能力，他在其管辖区域内广泛设立税卡。而在从乐山至宜宾的短短一条道路上，他就设置了超过30个税卡，其贪婪程度可见一斑。

刘文彩的罪行远不止于此。1927年，共产党员徐经邦因无法忍受刘文彩的暴行，领导了近6000名农民进行抗议活动。这却招致了刘文彩的残酷镇压，徐经邦最终惨遭毒手。

仅仅一年后，又发生了一次抗捐暴动。这一次，刘文彩故技重施，派出特务暗杀了暴动的组织者中共叙府城区区委书记刘筱文等人。

在刘文彩所犯下的无数罪行中，“五人堆”事件无疑是最令人发指的。1931年3月的一个春日，在四川宜宾的一家普通茶馆内，一场中共扩大会议正在秘密召开。

与会者均是中共四川省委及各县的领导人物。而会议的消息不幸走漏，随后，刘文彩亲自带队将茶馆团团围住，仅有一人侥幸逃脱，其余五人全部落入魔掌。

这五人被捕后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两天后在痛苦与绝望中被杀害。其中沈玉琪的妻子设法将他们的遗体并排埋葬在一起，这起事件在当时引起了整个四川地区的愤怒。

同年，刘文彩与其侄子刘湘为争夺四川霸权而矛盾激化。在这场争斗中，刘文彩最终落败并仓皇出逃。在逃亡前，他仅用了短短两天时间就在宜宾城内疯狂搜刮了20万银元。

这些钱财连同他过去掠夺的金银财宝一起被装进了4500多个大木箱中，并用20艘船只运回了他的老家安仁。在离开之前，他甚至还特意带上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回到安仁后，刘文彩并没有停止他的掠夺行为。他一方面强行兼并当地农民的土地，扩大自己的地产；另一方面则利用横征暴敛来的财富修建了一座座豪华的庄园，以彰显自己的权势与财富，其生活之奢靡、作风之败坏可见一斑。

到了新中国解放、四川解放的时期，刘文彩已经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和土地。他坐拥多达1.2万亩的广阔土地，并修建了几十座富丽堂皇的庄园。

此外，他还拥有众多的钱庄、赌场和戏楼等娱乐场所，其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在当时安仁镇的七条主要街道中，他竟然独自掌控了四条半街道的生意，几乎垄断了整个镇子的经济活动，其权势之大、影响之广可见一斑。

自1947年始，刘文彩的体魄日渐衰弱，日复一日的咳嗽与不适终于在一年后因咳血而被医生宣告患有肺结核。面对生命的无常与终结，刘文彩深感惶恐，于是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做起了周密的准备。

对于刘文彩这样的人来说，生前已是权势滔天，作威作福，而对于死后的安排更是不能有半点疏忽。他深知，生死之事乃人生之大事，绝不可轻率对待，尤其是像他这样生前有过诸多恶行的人，更是希望死后能得个安宁，不受任何纷扰。

为了确保自己的墓地能选在风水极佳之处，刘文彩不惜重金请来了三位在风水界颇有名望的大师。这三人各怀绝技，对风水之术颇有研究。

在经过一番细致的勘察与商议之后，他们为刘文彩选定了一块名为“三埂四梁”的开阔地作为墓地的所在。这块地不仅地势开阔，而且据风水先生说，此处的气场极为和谐，有利于后代的繁荣与昌盛。

这三位风水先生还将此墓地命名为“独虎挂印”。在风水学的传统理念中，“独虎挂印”是一个极为吉祥的征兆，象征着即便过世之后，依然能够享有不尽的荣华与富贵，而且子孙后代也能因此得到祖先的庇佑与福泽。

并指定了三位守墓人来保护他的安息之地。其中一位名叫刘清山的守墓人，因与刘文彩的妻子有亲戚关系，被委以重任，成为守墓的负责人。

1949年，刘文彩在成都寻求治疗，希望能够挽回自己日渐衰败的身体。而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大邑县农民起义的消息，得知自己的地盘和财产正受到威胁。

这位一向霸道强势的土皇帝，即使在病重之际，也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权势和财富。他急切地想要返回大邑县，去镇压那些敢于反抗他的农民，维护自己的统治。

可他还没有来得及踏上回家的路，病情就急剧恶化，最终在成都结束了他的一生。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土皇帝，最终也没能逃脱病魔的魔爪，死在了异乡。

刘文彩的罪恶行径早已激起了民愤。在他死后不久，愤怒的村民们就挖开了他的坟墓，将他的尸骨弃之荒野。刘清山虽然竭尽全力阻止，但最终还是在墓前急火攻心而死，为这位土皇帝的罪恶行径付出了最后的代价。

刘文彩的罪恶行径罄竹难书，他死有余辜，被人掘坟弃骨也是大快人心的事。让人愤慨的是，如今竟还有人试图为他洗白，掩盖他的累累罪行，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虽然刘文彩在晚年也做过一些善举，但这根本无法弥补他之前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必须牢记，他的财富是建立在无数百姓的苦难之上的，是用老百姓的血汗和泪水换来的。他的死，是他自己罪孽深重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民对他罪恶行径的正义审判。

素材来源：

王永华.??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CNKI》，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