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的大授衔中，共有177名将军被授予了开国中将军衔，这177名中将堪称是革命战争的中流砥柱，对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其中不乏一些资历老，功劳大，足以位列开国上将，却又因为种种原因与上将擦肩而过的人物。

本文兹列举一方面的2位，二方面军的1位，和四方面军的2位。

莫文骅在新中国成立前，曾担任四野14兵团的首任政委，之后又在13兵团担任政委。按道理，他完全可以被评为正兵团级，然而，在1953年评级时，莫文骅却被评为了副兵团级。

据《莫文骅回忆录》记载，当时东北军区党委已经决定评他为正兵团级了，但高岗却说了一句：“老同志不要骄傲嘛，莫主任（莫文骅时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评为副兵团级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解释是，有人认为当时东北军区的副司令员、副政委都是副兵团级，莫文骅这个政治部主任评兵团级“不好领导工作”，于是就给莫文骅降了半级。

莫文骅是从广西军区调到东北军区的，而且他和高岗在延安时期曾发生过矛盾，高岗趁机“来了一下”，搞得莫文骅很是委屈。

为此，总政治部的罗荣桓曾打电话把他叫到北京，安慰他说：“胸怀要宽宏一点，个人的事情算了。”还邀请他到万寿山游览。

莫文骅晚年说：“我也知道高岗的为人，跟他有多少道理好讲，又是个人的事，算了！”就这样，莫文骅错过了正兵团级，也错过了开国上将。

查看资料可知，49年1月解放军整编后，全军共组建了16个兵团，其中有5个兵团政委因到地方工作没有参加授衔，剩下11位中，有1人位列开国元帅（徐向前任华北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3人被授予大将、5人被授予上将，只有莫文骅和郭化若两人居中将。

莫文骅在红军时期曾任红5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13师政治部主任、红军干部团政治部主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抗战期间曾任抗大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野4纵政委、41军政委、14兵团、13兵团政委等职。在55年授衔时，除了主持评衔工作的徐立清再三请求降衔为中将外，其余的正兵团级干部最低都是开国上将。

和莫文骅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郭化若，郭化若曾任在建国前曾担任三野9兵团首任政委（司令员为宋时轮），按道理说也应该是正兵团级，但却被评为了副兵团级。

郭化若的资历很老，当年就读于黄埔4期，参加过讨伐陈炯明。大革命失败后，他本计划参加南昌起义却被所在部队扣留，他于是单枪匹马前往南昌，在路上得知起义军已经失败，他找到组织后被送到了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

29年回国后，郭化若主动向中央提出，要到井冈山去工作，于是来到了毛主席、朱老总的麾下。一方面军成立后，他曾担任一方面军代参谋长、总前委代秘书长等职，协助毛主席、朱老总指挥了多次反围剿作战。

郭化若是我军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被称为“一代儒将”，他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尤其令人瞩目，被毛主席盛赞为：“古有孙子，今有郭子。”如果他能一直担任一方面军代参谋长的职务，前途自然是不可限量。

可惜的是，宁都会议前后，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郭化若成了教条主义者们最先打击的目标，他的代理参谋长职务被免除，党籍被开除，被安排到红军学习当老师去了。

一直到1937年8月，郭化若到延安看望毛主席，毛主席问郭化若：“化若同志，我听人家说你骄傲，你有什么看法？”郭化若听后差点掉泪：“主席，我现在连党员都是不是，有什么资格骄傲呢？我已经30多了，想找对象，人家听说我不是党员就不谈了。”

毛主席听后沉思片刻，叹气道：“这些年你受了不少委屈啊！”

此后，毛主席便亲自查阅了郭化若的相关资料，还介绍郭化若找当时的组织部部长陈云介绍情况。最终，郭化若头上的“托派”帽子终于被取下了。

如果不是这7年的辗转蹉跎，郭化若的晋升空间必然是很大的。此后郭化若历任军委一局局长、四局局长、抗大三分校校长、延安炮校校长等职。解放战争爆发后，郭化若前往鲁南军区担任副司令员，之后担任华野4纵政委，9兵团政委等职。

郭化若参加革命早，职务也很高，但由于7年的坎坷，以及较长时间主要在军队机关院校工作，担任军政主官的时间不长，尽管他曾任正兵团级职务，最终还是被评为了副兵团级，也因此错过了开国上将的荣誉。

历史上，红二方面军由于实力并不突出，所诞生的上将也并不多，包括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方面军参谋长李达，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和著名的“独臂战将”贺炳炎。

在这5人之外，廖汉生是比较有资格竞争开国上将的人选。

廖汉生16岁就跟着贺龙闹革命，曾任红3军9师政委，红2军团6师政委和红2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抗战期间，他的曾任358旅团政委、旅副政委，新四军5师3分区政委等职。

解放战争中期间，他和贺炳炎搭档，担任晋绥野战军1纵政委，西北野战军1纵政委和解放军1军政委。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贺炳炎的职务都是不相上下的，而且是搭档。而在建国后，贺炳炎担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和党委第五书记，而且在彭老总离开西北军区，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后，他更是一度负责主持西北军区的工作。

在1952年的评级中，廖汉生被评为“副兵团级”，而贺炳炎则是“准兵团级”。

从评级的结果看，廖汉生比贺炳炎更有可能代表二方面军位列上将，但是贺炳炎在二方面军的战功太大了。廖汉生晚年写回忆录，曾如此评价贺炳炎：“他是贺龙最喜爱的一员战将，打仗时碰到别人拔不掉的硬钉子，贺龙就大喊一声：贺炳炎，上！指派他担负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

所以对于老战友贺炳炎获得开国上将，廖汉生并没有二话，是极力拥护的。

55年评衔的时候，廖汉生正在军事学院学习，据廖汉生回忆：当时“我们自己则埋头学习，谁也不去打听自己可以授什么衔，别人会授什么衔，一切由组织上来考虑。”

后来得知自己被授予开国中将，廖汉生也欣然接受了，当时有一些战友认为廖汉生的军衔低了，但廖汉生没有丝毫怨言。当时还有人传说，毛主席为此还表扬过廖汉生，说他本来是可以授上将的。

对于这种传说，廖汉生晚年在回忆录中也有记载，不过，他谦虚地坚持，自己并没有上将的资格，因为上将的标准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当过师级干部，抗战时期当过旅级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当过兵团级干部。“前面两条我还符合，但我在解放战争时期一直都是军政委，没有担任兵团职务。”

但具体地看，贺炳炎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没有担任过兵团职务，彭绍辉上将也没有，对比可知，廖汉生确实是有机会的。

对于所谓的“贺、廖谁授上将更合适”，廖汉生谦虚地表示：“我们一起搭伙计有20来年，看起来我们职务差不多，实际上他的资历比我老，职务过去也比我高。当我还是红军游击队员时，他已经是红军团长了……贺炳炎战功赫赫，称得上是红二方面一位有代表性的战将，被评上将是当之无愧的。”

作为长期从事政工工作的战将，廖汉生的觉悟是很高的，他说：“只要多想一想自己当初参加革命队伍时的理想，多想一想早已牺牲的战友们，什么军衔就都无所谓了。”

程世才将军是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也是四方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军长。

程世才担任红30军军长时，搭档的政委时李先念同志，当时他们都才20多岁。在这一时期，红30军承担了很多重要的任务，比如反六路围攻，作为先锋和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等等。

李先念后来评价程世才，说他在战场上气势夺人，身先士卒，一往无前，就像出山的猛虎。这是很高的评价。

回看当时的四方面军军长，除何畏叛逃，余天云投水自尽，孙玉清牺牲于西北，剩下的也就只有王树声、王宏坤、许世友和程世才了。而这4人中，也只有程世才是中将。

后来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又是李先念和程世才率领西路军仅剩的407名余部，历尽艰辛到了新疆，为革命保存了宝贵的火种。

程世才之所以未能成为开国上将，主要就是因为他在抗战时期离开了军队，长期在抗大和党校工作，曾任抗大分校校长和党校四部副主任。这些职务虽然也很重要，但对于以战将闻名的程世才来说，却实在有些可惜。

后来，程世才被派往冀热察挺进军，为司令员萧克担任参谋长，萧克晚年写回忆录，对程世才这期间的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表现。

之后程世才又率部进入东北，曾任东北民主联军3纵司令员和南满军去司令员等重要职务。

熟悉那段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当时南满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敌强我弱，实力过于悬殊，东北局和南满甚至一度考虑过要不要放弃南满。

在这种情况下作战，南满的作战一定不会一帆风顺，加上之前因为本溪、四平等地的作战中，程世才和司令员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不一致。

后来，程世才就被换成了“旋风司令”韩先楚，他并没能带领他一手组建起来的3纵走到最后，而是去了安东军区担任司令员，所辖的部队只有一个独立支队。

这也成了程世才后来未能被授予上将的一大原因。

四方面军中还有李天焕，李天焕在红军时期担任过红30军的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担任过晋察冀军区第5军分区政委，解放战争末期担任过20兵团政委。

20兵团即著名的“杨李兵团”、华北第三兵团，司令员为杨成武。《大决战》中，毛主席在雪地发火，说：“杨李兵团怎么一回事啊……”说的就是杨成武和李天焕。

尽管李天焕担任20兵团政委，但由于他在西路军失败后，长期一段时间里职务偏低，较少担任军政主管，所以未能在52年的评衔中成为正兵团级，进而未能竞争开国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