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0246(2024)05－0140－09
近代以来东北地区的称谓先后出现了“满洲”“东三省”“东省”“东北三省”“东四省”“东北”等名称。随着国家权力和民族主义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渗透，地理名称的改变绝不是称呼习惯上的简单变化，而是为一个时代和政治权力的运行要素所左右。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和考量，本文拟以近代以来“满洲”“东三省”“东北”的名称变化过程作为研究和考察对象，从近代概念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视野进行分析，以期探讨近代东北概念的变化形态及其生成的政治过程。
一、“满洲”:从部族到地理称谓
关于现代满族的部族起源问题，虽然学者们目前尚有争论，但“满洲”作为清朝时期对于现代满族的历史称谓则为学术界的定论。
按照通常的说法，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后，先后降伏了叶赫、哈达、辉发、乌拉等部落，统一了建州女真。其间，努尔哈赤在原有的黄、白、红、蓝四旗的基础上，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确立了八旗制度。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国，并将赫图阿拉城定为都城。1626年皇太极即位后，进一步完善八旗制度，并于1835年十月颁发谕旨，正式将女真改称为“满洲”。皇太极此举将此前对部族的“女真”“诸申”等混乱称谓进行了统一，为满洲八旗区别于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提供了基础。此后，“满洲”作为部族名称，对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旗人和汉军八旗旗人进行了区分，而且在进军关内后，还有了新依附于皇太极的女真部落的“新满洲”与一直跟随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旧满洲”这一称呼上的区分。
随着八旗军进军关内各地，进而建立了清政权，“满洲”成为清政权统治中的特权阶层，并逐渐固定化后成为原来女真部族的新称谓。
1911年辛亥革命后，“满洲”族群作为近代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被重新定义为“满族”。自此，“满洲”一词便一直作为部族的名称来使用。但清朝统治时期也出现了将“满洲”作为地名的倾向。19世纪中叶，清代学者福格(冯申之)在其著述的《听雨丛谈》中介绍各地习俗时说道:“满洲旧国，位居震方……东接朝鲜，西南北三面襟带蒙古各部之地。治则众星拱宸，战则鞭挞四应……满洲之俗，同于蒙古者衣冠骑射，异于蒙古者语言文字。满洲有稼穑，有城堡世居之民，蒙古则逐水草为行国，专射猎而无耕种也。”显然，“满洲旧国，位居震方”中的“满洲”所指为部族“满洲”，而“满洲有稼穑，有城堡世居之民”中的“满洲”则明显具有将部族“满洲”一词地名化的倾向。
在当时作为中国属邦且与中国有着密切交往的朝鲜，其学者对“满洲”的认识同样具有这一倾向。1711年，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节闵镇远在其《燕行录》中，谈及清政府在关外的军制时说道:“盖其山海关以东，根本之制，则无一汉人兵。而列置满洲三将军，其一镇守奉天等处地方而坐沈阳城;其一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而坐船厂城;其一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而坐艾浒城。”从文脉来看，朝鲜学者闵镇远文中的“满洲三将军”以现代汉语来理解，既可被理解为“任命了三个满族出身的将军”，也可被理解为“在满洲任命了三个将军”。
与清代学者和朝鲜学者将部族“满洲”进行地名化相比较，同一时期的日本学者则直接将原本为部族名称的“满洲”作为地理名称来使用。从目前收集到的相关文献看，在日本文政六年(1823)四月十一日，兰学者佐藤信渊撰写的《宇内混同大论》一文就将“满洲”作为地理地名来使用。佐藤信渊说道:“皇国易攻之地当推满洲，没有比满洲更易攻取之地。究其原因在于，满洲虽与日本之山阴、北陆、奥羽、松前等地天海相隔，但其距不过八百余里，实势易于攻取。”在他同时期撰写的《宇内混同秘策》一文中，也屡次使用“满洲”作为地名:“征伐海外他邦，应先征伐满洲，且以青森县为首推之力”，强调“满洲”是日本进行海外扩张的重要之地。
佐藤信渊作为日本江户时期的兰学思想家，对其后明治维新以及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有着重要的影响。佐藤信渊“收琉球、取朝鲜、伐满洲”的海外扩张思想为日本所接受，成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进行海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理论依据，而且他的地理“满洲”概念也为其后的日本朝野所接收。无论是日本在野的思想家吉田松阴、人类文化学者鸟居龙藏、政客山县有朋，还是日本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各种条约、条规，均将“满洲”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来囊括中国山海关以东、黑龙江以南、鸭绿江以西的广大地区。
日本朝野根据这种“满洲”共识，一方面杜撰和繁衍出“满鲜”“满蒙”“南满”“北满”“东南满”“西满”等地理名词，通过这些“满鲜”地理和历史研究来证明“满洲是满洲人送给中国的嫁妆”，贩卖“满洲非ZN领土”理论，并以此为其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大义名分”，另一方面通过日俄战争从沙皇俄国手中攫取了“南满洲铁道”的经营权，进而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扶植和建立了伪满洲国，对中国东北实行了长达十四年的殖民统治。
受限于档案文献资料，目前我们还无法得知沙皇俄国是何时将部族“满洲”演变为地理“Маньчжурия”的。作为一种推测，俄语中地理“满洲”一词很有可能是受到欧洲当时将清朝发祥地称为“Manchuria”的影响。
不过，沙皇俄国在将“满洲”地理化为“Маньчжурия”后，其地理范围应该所有变化。起初，沙皇俄国的地理“Маньчжурия”应该囊括贝加尔湖以东和黑龙江以北在内的传统清朝领土。而在沙皇俄国从欧洲的莫斯科公国进一步东侵，通过不平等条约蚕食了上述地区后，按照距离其政治中心在地理上的远近，将这一地区分为“远东地区”和“中东地区”。沙皇俄国所谓的“中东地区”包含黑龙江界河以北地区，还通过同清政府签订铁路修筑条约，将黑龙江以南的部分地区也变成了中东铁路和中东铁路支线地区。这样，沙皇俄国通过条约的形式侵袭了俄国传统意义上的“Маньчжурия”地区，进而使得俄国的地理“满洲”范围进一步南扩。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沙皇俄国通过同日本签订几次密约，将长春宽城子以北地区的“北满”地区划分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将长春宽城子以南的“南满”地区划分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沙皇俄国的地理“满洲”作为一种地理概念也为后来成立的苏联所承继。这样，地理“满洲”也回流到中国，成为当时东北地区的一个习惯性地理名称。
二、东三省:从虚拟到现实
“东三省”一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清嘉庆朝的官方文献中，如清嘉庆时期编纂的《高宗实录》中就记录了乾隆敕语:“定简放东三省副都统城守尉例。谕: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向因风俗淳朴，地方宁谧，是以三省旗员皆放本处之人，即副都统、城守尉大员，亦有简放本处者。据今看来大非。比犯人偷参拘捕，种种不法，皆该管官员平日互相徇纵，不能约束所致。该处大员之缺若仍放本处之民，彼此回护，颓俗断难整饬。嗣后遇有东三省副都统、城守尉缺出，或由京师遣往，或于别省调补。”在同时期续编的《清会典》中，也出现了“留都曰盛京，其北曰吉林，又北曰黑龙江，是为东三省”。此外，同时期清代学者西清的《黑龙江外纪》及成书于1885年的曹廷杰编纂的《东三省舆地图说》等民间记述中，也以“东三省”一语来指代这一时期的地理“满洲”。
虽然这一时期，上至清政府官方下至民间学者，都出现了以“东三省”来指代地理“满洲”的情况，但此后，“东三省”这一概念并没有得到普及和广泛使用。从近代意义上讲，“东三省”被广泛认知和使用始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后。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除将中国“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外，还将“奉天省南边地方”及“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屿”割让给日本，并赔偿日本军费“平库银二万万两”。日本向清政府勒索领土和赔款，威胁到觊觎中国东北领土已久的俄国的利益。在俄国、德国、法国三国干涉下，日本被迫同意放弃辽东半岛，于同年11月8日同清政府签订了《辽南条约》。日本获得“平库银三千万两”的赔偿后，放弃了对“奉天省南边地方”的领土要求。
从“奉天省南边地区”到“辽南条约”的名称上，我们可以看出，清政府凭借国际条约的形式开始试图对东北地区进行官方的地理名称定义。其后，清政府又在同俄国签订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中，使用了“东省”一词，尝试将俄国修筑的中东铁路及中东铁路支线所经由地区都定义为“东省”。清政府在外交文件中试图用“奉天省南边”和“东省”，来区别于日、俄在相关条约中所使用的地理“满洲”一词，以表明这些地区的领土归属问题。
面对东北地区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在清政府官方对该地区进行近代地理名称的尝试性定义的同时，外国传教士、新闻媒体也做出了这一举动，并率先提出了“东三省”的地理概念，试图对满族的“祖先发祥地”进行近代意义的地理定义。
1896年农历八月《万国公报》刊载了一篇题为《东三省边防论》的文章，这是我们能够查阅到的迄今为止最早将传统的满族“祖先发祥地”定义为“东三省”的文章。作者“美国举人李佳白”在文中提到，“俄国开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关系重大。中国亦深以为虑，故独重吉黑之防”，“若夫东三省者，逼近强邻，民情狂悍”，“国家仿照英美诸国立农学于东三省，使其民讲习西人输年更蔬谷菽麦之法”，提出了面对俄国日益严重的入侵，强化东北边疆建设的必要性。这篇文章刊发后，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响，可谓响应者甚寡。
直到1899年，“东三省”一词才开始频繁出现在新闻媒体上。英国人李提摩太在《东三省铁路述要》的译文中，沿袭了“美国举人李佳白”的“东三省”定义，将俄国修筑的中东铁路及支线称为“东三省铁路”。1901年刊行的《集成报》连续几次出现了有“东三省”字样的新闻报道:以《东三省事述议》为题，报道了清政府全权代表李鸿章在病床上会见日本公使，商议东三省情况;以《东三省事近信》为题，报道了中日两国全权代表的谈判情况;以《东三省矿务记》为题，报道了吉林地区矿务归属谈判情况。
1902年清政府同俄国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后，以签署条约的形式对民间的“东三省”地理定义进行追认式的“官方认可”。
《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大清国国家今自接收东三省自行治理之际，申明与华俄银行于华历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即俄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所立合同年限及各条款，实力遵守”;“今令各将军与俄国兵官会同筹定，俄兵未退之际，驻剳东三省中国兵队之数目及驻剳处所”;“唯在俄国各军全行撤退后，仍由中国酌核东三省所驻兵数，应添应减，随时知照俄国国家”;“至日后在东三省南段续修铁路，或修支路，并或在营口建造桥梁、迁移铁路尽头等事，应彼此商办”。这是笔者能查阅到的相关文献中，清政府承继民间的“东三省”地理定义，首次将“东三省”的地理名称载入条约中。
1905年12月22日，清政府同日本签署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再一次使用了“东三省”这一地理名称。《附约》规定:“大清国政府、大日本政府为在东三省地方彼此另有关涉事宜应行定明，以便遵守起见”;“因中国政府声明，极盼日俄两国将驻扎东三省军队暨护路兵队从速撤退”;“日本国军队一经由东三省某地方撤退，日本国政府应随即将该地名知会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为妥行保全东三省各地方阵亡之日本军队将兵坟茔以及立有忠魂碑之地，务须竭力设法办理”。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清政府在同日、俄等国签署的条约中有“东省”“北满洲”“东清”等地理表述，但“东三省”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它们。
由传教士、新闻媒体“虚拟”出来的“东三省”这一地理概念，从民间进入清政府官方对外文件后，逐渐成为日俄战争后清政府用来表述东北地区的专有地理名词。清政府在对外缔结的条约中逐渐丰富了“东三省”的内涵和时代性意义。就地理范围而言，“东三省”涵盖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三个将军所管辖的西起山海关以东、东自鸭绿江中朝边界，北起黑龙江以南，南至辽东湾的黄海、渤海这一广大区域。就对内意义而言，“东三省”是位于山海关以东，解除了封禁政策，允许关内移民拓荒之地。就对外意义而言，“东三省”是在清政府与日、俄等国签订的各种条约中所确立的东北地区的疆域范围，并由此确立了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行政、司法、征税等近代国家的治权和法权。
当然，清政府此时确立的“东三省”的地理概念，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名不副实”的情况。究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东三省”虽然存在于清政府同日、俄等国的官方条约中，但“东三省”尚没有“行省”这一地方单位。“东三省”从虚拟走向现实，始于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地区所实施的“清末新政”。
从1894年到1905年的短短11年时间里，“东三省”地区经历了三次兵火的洗劫。不仅如此，日、俄两国还通过战争攫取了“东三省”地区中东铁路支线及“南满洲铁道”的经营权、煤矿森林的采掘权，并在辽东半岛设立了租借地和铁路沿线的附属地，开办了医院、学校、报社、仓库、洋行、银行等，并凭借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借机扩大势力范围，将“东三省”划分为“北满”和“南满”，并分别作为俄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由日、俄势力渗透所引发的“东三省”边疆危机，也引起了朝野的极大关注。
为此，清政府于1906年派遣军机大臣载振和徐世昌赴东北考察。徐世昌等人先后视察了盛京、吉林、齐齐哈尔、辽东半岛、宁古塔等地。回到北京后，徐世昌向清政府先后上奏了《密陈考查东三省情形折》《考查奉天省情形单》《考查吉林省情形单》《考查黑龙江省情形单》以及《续陈分查宁古塔伯都讷蜂蜜山等处要地情形折》等，向清政府报告了日俄战后，日、俄两国在“东三省”的铁路附属地、租借地，以及当地吏治、民情、警务、财政、学务、军政和实业情况。徐世昌的奏折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因此“仰蒙迭次召见”。随后，徐世昌又上奏了《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
在《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中，徐世昌指出，“自甲午一役，我之实力暴露于天下。俄人乃以其阴鸷之术乘间要挟，不费一兵、不折一矢而收三省于掌握之中”。“满洲全部之交通权且尽落于外人之手。”为应对“东三省”的危机，徐世昌向清政府提出了“特设东三省总督一员，予以全权。 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并在“三省要地分建行署”，且“总督之下，应设奉天、吉林、黑龙江巡抚各一员，专理三省民事、吏事，仍受督臣节制”，即主张变革“东三省”的地方体制。
这份《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得到了批准，清政府同意对“东三省”进行地方改制，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将军辖地改制行省，分别设立奉天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设立巡抚以负责当地民政。在此基础上，设东三省总督以统辖东三省军政事务。为此，1907年4月20日，清政府上谕军机处:“东三省吏治因循民生困苦，亟应认真整顿，以除积弊而专责成。盛京将军著改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一缺，以资治理。徐世昌著补授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并授为钦差大臣。奉天巡抚著唐绍仪补授，朱家宝著署吉林巡抚，段芝贵著赏给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
6月12日，徐世昌抵达奉天履新，组建了东三省总督府。随之而来，以“东三省”命名的“东三省官银号”“东三省蒙务局”“东三省督练处”“东三省宪兵处”“东三省陆地测量总局”“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东三省宪兵学堂”“东三省陆军军医局”“东三省电报总局”及“东三省盐务总局”等官设机构，也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奉、吉、黑三省行省和东三省总督府的设立，一方面意味着被清政府视为“祖宗发祥之地”的“圣域满洲”，在民族危机之下开始引入与内地相同的行省和总督体制，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从将军制变成了三个行省;另一方面意味着“东三省”在行省和总督体制的挟裹和强化下，开始从地方体制名称逐渐演变成地理专有名称。
从1907年清末东北新政的政治历史进程看，东三省总督府和奉、吉、黑行省的设立既是东北地方体制的变革，也是近代以来东北文化、风俗、经济、政治、教育走向一体化的政治过程，更是近代以来“东三省”地理概念的发端和政治基础。
虽然清末东北新政为“东三省”从地方政体到地理概念的形成提供了政治条件，但“东三省”地理概念是在辛亥革命后张氏父子主政东北期间得以完善和完成的。后者在空间和内涵上为“东三省”地理概念得到广泛认知提供了社会条件。
安富步等日本学者在《“满洲”的成立:森林的耗尽与近代空间的形成》一书中，将20世纪初期“山海关东北、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江以西并以辽河为中心的地理空间上成立的‘满洲’社会的形成过程及运动特性与该地区生态之间的相互关联”，作为研究空间和对象，探讨了这一区域内森林的消失、铁路交通经济圈、流行病及以县域经济的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权力结构，进而探讨了近代东北地区的社会形成空间问题。显然，安富步等人的近代“满洲”成立是以“满洲”的自然资源开发和近代社会空间形成作为其论述的前提条件。“满洲”从自然地理步入人文地理的研究视野足以说明，近代“东三省”的地理概念的形成不仅指向奉、吉、黑三省这样传统的地理行政区划，更多的是指向社会和经济条件。
辛亥革命后，逐渐登上政治舞台的张氏父子在维系“东三省”地方行政机构的基础上，凭借游离于北洋政府之外的半独立状态的“东三省巡阅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为近代“东三省”地理概念提供了与清末东北新政时期极其相似的政治条件及政治空间。与此同时，近代以来东北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也为“东三省”地理概念提供了社会空间和时代内涵。
19世纪初期，日、俄两国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将势力渗透到“东三省”，并几乎垄断了这一地区的铁路水运交通、矿藏等近代经济资源。在这样的外在压力下，近代“东三省”也迎来了移民、资源开发以及工商业发展的热潮。
“东三省”幅员广阔，森林、矿藏、水资源丰富，适合农耕的平原、荒地多。在清政府解除封禁政策后，地广人稀的“东三省”迎来了来自河北、河南、山东和山西等地的关内移民高峰期。根据相关统计，从19世纪末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三省”的人口呈爆发式增长。其中，仅在1908年至1911年辽宁省1100万总人口中，就有约500万为关内移民。同时期，吉林和黑龙江省人口总数分别为554万和322万，两省新增移民人口数合计达840万。
“东三省”人口的增加和荒地的开发、利用，不仅为加速土地开发提供了基础，也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保障，进而使得“东三省”的产业结构从单一的人参、动物皮革等土特产的销售和烧锅(酿酒)业、油坊业、面粉业、粮栈等农作物加工业，扩大到木材加工、公路运输业、仓储业、矿业、制陶、灯泡、电力、公共交通、建筑业、纺织业、旅馆饭店服务业、银行金融业等多个行业。
近代铁路、水运的发展与移民人口的增加，不仅改变了“东三省”传统的产业结构，也带动了“东三省”传统的村落和城郭向集镇和近代城市化方向发展。近代以前，“东三省”地区共有盛京(今辽宁沈阳)、辽阳、铁岭、锦州、三姓(今黑龙江依兰)、双城、呼兰等大小城镇31座。在这些前近代所形成的城镇中，齐齐哈尔城、吉林城、昌图城、锦州城、盛京城、辽阳城、金州城等也因近代交通枢纽的形成、城市基础设施整备及工商业的发展，而被赋予了近代要素，从传统意义的“城郭”华丽变身为近代区域政治经济中心的城市或近代城镇。其后，满洲里、绥芬河、安东(今丹东)、哈尔滨、长春、鞍山、大连等则因铁路站点或公路的设置，而发展成新兴的“近代交通枢纽城市”。此外如鹤岗、阜新、抚顺、本溪等则因矿藏资源的开发，而从默默无闻的城镇村落跻身成为近代化的城市。
上述要素加速了“东三省”内部与关内之间的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而这些要素的叠加，不仅带动了“东三省”传统的城郭、集镇向近代化城市、城镇的方向发展，也促进了“东三省”从传统社会结构向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
传统东北社会中，无论是旗民分治的村落还是旗民杂居的集镇，底层社会的农民、猎人或居民、学徒、伙计都依靠租借的土地、山林，向旗人特权阶层、地主定期缴纳农产品、人参、动物皮毛，或用无偿劳动来维持自给自足的社会生活;而“屯达”“乡达”或乡绅则依靠乡村传统权力催缴税收捐税，安排各种劳役，维持地区治安。随着人口增加和工商企业发展，“东三省”地区出现了教师、医生、学生、店员、纺织工、警察、技术工人、商人、企业主等新兴阶层和职业，使商会、工会、同乡会、同学会、教师联合会、新闻报纸、杂志等行业协会和新型传媒也开始步入社会舞台。这些新兴阶层和协会组织的出现，表明“东三省”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耕渔猎社会步入近代化的市民和工业化社会，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近代东北工商业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无疑表明，“东三省”已经从“圣域满洲”转变为充满活力的近代“东三省”。近代的“东三省”成为一个包含资源丰富、地产富饶意义的专有地理名词。
三、东北:从地理边陲到精神图腾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发生的两件大事，是“东北”取代“东三省”，并赋予“东北”这一地理名称以政治意义的两个历史节点。
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在从北平返奉的途中，被日本事先埋设在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口两洞桥上的炸弹炸伤身亡。7月3日，张学良被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接掌了东三省的军政大权。10月，张学良组织成立了陆军整理处，裁撤了老弱残兵后，将关内外所辖奉军改组成国防军和省防军。经过整编，国防军被分成东北陆军、东北骑兵、东北炮兵、东北海军、东北空军和东北宪兵，其中陆军和骑兵又分别被整编为27个步兵旅和6个骑兵旅，而省防军则按照地域被分成奉天省防军、吉林省防军、黑龙江省防军和热河省防军。
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宣布“东三省易帜”，东三省各地改挂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同日，原东三省保安委员会改组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原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被改编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张学良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至此，随着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及东北军的成立，“东北”成为政府官方指代原“东三省”的地理名称。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而言，将“东三省”置换成“东北”的理由不外有三:其一，张学良所承继的张作霖的政治遗产中，东三省扩张到热河省而变成了“东四省”。其二，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而不是“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大有区别于旧政权北洋政府任命之意。其三，政治中心从北京转移到南京之后，对所辖区域的方位和远近的地理再定位。换言之，南京国民政府除了将所辖区域区分为东北、西北、西南、华南和华北、华东之外，将“东三省”改称“东北”更有向中外人士昭示在日、苏两国的势力渗透下东北的边疆危机之意。
政府官方以“东北”取代“东三省”，也得到了这一时期报刊的认可，并通过传播媒介将“东北”作为地理名词而固定化了。至此，中日之间的所谓“东三省悬案”“东三省问题”“东三省赤色分子”陆续被置换成中日“东北悬案”“东北问题”和“东北赤化问题”等。
“东北”作为地理概念被民众广为认可后不久，就遭遇了1931年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下，日军先后占领了辽宁和吉林大部分城镇，继而又先后占领了黑龙江省和热河省，东北沦陷。
面对日寇的疯狂侵略，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满洲省委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几天后就连续发出文告和宣言，号召“广大劳苦大众”和士兵“武装抵抗”，“驱除日寇出东北”。在中国共产党的声援和支持下，辽、吉、黑和热河民众纷纷组织起东北抗日义勇军，围攻日军占领的沈阳、新宾、抚顺、吉林和哈尔滨等地，破坏日军的警察派出所、矿山、仓库、码头，拆毁铁路线和公路线，袭击日军，有力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进入低潮后，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光复东北”的重任，先后组建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团结东北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东北民众与日伪军展开了游击战和拉锯战。
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战热情。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广大民众纷纷组织集会和纪念会，组织广大民众捐款捐物支援东北抗日武装斗争。此外，流亡在关内各地的东北流亡群体也先后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东北难民救济会、学生义勇队、复东会等组织，出版刊物，组织“九一八”周年纪念会，号召广大民众组织起来进行抗战。
在文艺界，广大爱国作家也纷纷用漫画、电影、戏曲、歌曲、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种文艺形式，抨击日寇对中国东北的残暴统治，呼吁全国民众抵抗日军的暴行和武装侵略。十四年抗战期间究竟有多少篇(部)反映全国军民抵抗日军侵略的文艺作品问世，直到今天恐怕也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作曲家张寒晖创作的《松花江上》，直到2004年9月还为云南畹町的老人所弹奏。
十四年抗战期间，在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记忆中，“东北”是漫山遍野盛产大豆、高粱的“家乡故土”;对于广大中国民众而言，“东北”更是被日寇占领的“国土”。“还我河山”“光复东北”，“东北”成为十四年抗战期间全民族的抗战共同语。由此，“东北”从国防边陲上的地理名词逐渐演变成为抵抗日本侵略、光复国土、进行武装抗战的“精神图腾”。
四、小结
地理名词概念的变更，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名词更换。尤其是在近代国家成立的情况下，国家权力日益渗透到国民生活中，在宣示国家主权和统治权时，地理名词的变更必然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和背景下进行的，并由此而越发显示出地理名词变更在政治上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如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后，将原来的“虾夷”更名为“北海道”，将原来的“琉球”更名为“冲绳县”，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意图和政治意义不言自明。
同样，在“满洲”地区经历“东三省”进而固定成为“东北”地区的历史过程中，也彰显了其背后的政治背景、政治环境和政治进程。起初，“满洲”只是作为部族的名称，尤其是在满族入主中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满洲”只是作为区分其他族群，彰显统治阶层种种特权的代名词，而作为地理名称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出现在清政府的内部公文和奏折以及同日、俄等国签署的条约中。“满洲”作为地理名称固定下来的时间不长。随着1907年清末东北新政，奉、吉、黑三个行省的出现，“东三省”不仅成为政制的名称，也成为取代“满洲”的地理名称。
从严格意义上讲，“东北”一词出现于1928年年底“东北易帜”之后。随着“东北”一词的普及，它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意义。首先，相对于当时政治中心南京的地理方位，“东北”是边陲要地，是与日俄对峙的国防前线。其次，从全国民众的视角看，“东北”真正成为与“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并驾齐驱、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速了近代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一体化进程。最后，从东北地区的民众看，东北不仅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北”一词的历史演变更是东北民众构筑东北经济、文化一体化的重要过程。尤其是在东北沦陷期间，无论是身处沦陷区还是流亡关内，“东北”成为东北民众和关内民众团结一致、抗战到底、收复国土、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图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