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11日，夜，因地方游击队长方成平的叛变投敌，苏皖边区四分区税务总处副处长邢益新在返回区驻地的路上，不幸被捕。

当时，邢益新与十几名革命群众被关在掘港西街的管家祠内，敌人将他们一个个拉出去刑审逼供，拷打到了天明，却始终没有问出任何有价值的消息。

当时，邢益新在同志们的掩护之下，暂时没有暴露身份，而审讯室内的伪军头目们，也万万没有想到，上峰悬赏五万元通缉的邢益新竟然就在自己的眼前。

不过，邢益新知道，敌人们虽然短时间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份，但这事儿绝对不能拖，严酷的刑讯之下，保不齐就有人扛不住重刑，将自己卖了出去。

必须赶紧设法逃出去！

可此时，自己能依靠谁呢？邢益新思忖了一番之后，最终决定，向当地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商贾求援。

这名商贾名叫周绍昌，从事工商业，在掘港当地小有名气，此人为人仗义，喜欢广交朋友。

后来周绍昌兴办了东宾印刷馆，从事印刷业，其后因受进步书刊的影响，进而接受了一些革命道理和爱国主义影响，私底下为当地革命活动，做了不少工作。

1940年，新四军东进，因为没有公办印刷社，周绍昌的印刷馆为新四军秘密印发了很多宣传资料、以及不少的税收凭证，为革命活动提供了大量的印刷品，其本人在与革命干部接触的过程当中，渐渐加入了革命队伍，成为了我方的一位秘密地下工作者。

次日，被关在管家祠内的邢益新托人带口信给周绍昌，以其侄子周正坤的身份，让他送一套夹衣服过来。

周绍昌闻讯之后，赶忙去管家祠送衣服，谁知到了那里一看，里面关得哪是自己的侄儿周正坤，而是四分区税务总处副处长——邢益新。

邢益新落入敌手，这可让周绍昌心急如焚，但表面上他还不敢表现出来，周绍昌当场找到了据点内负责看管“犯人”的刘副官，借着自己跟对方的平日关系，央托对方帮着送衣服进去的同时，让自己跟“侄儿”说几句话。

刘副官平日里也收过周绍昌的不少好处，两人关系十分熟络，因此，对于周绍昌的请求，刘副官自然是无不应允。

当天，借着“叔侄”诉苦之际，邢益新悄悄嘱咐周绍昌，请他立即设法与乡下的新四军人员取得联系，让对方设法前来营救自己，越快越好。

离开管家祠后，周绍昌一刻也不敢停留，一口气跑到了苴镇刘协泰商店内，将在里面干活的工人刘越千叫了出来。

刘越千是新四军在地方的联络人员，平时与周绍昌交通情报，联系往来，不过以前都是刘越千去找周绍昌，此番周绍昌急慌慌地主动来找自己，这倒让刘越千感到了一丝诧异。

“怎么啦？这么慌张。”刘越千与周绍昌来到僻静角落，随后问道。

“邢益新，邢副处长被捕了！”周绍昌直截了当地告知对方。

刘越千一听，也是吓了一大跳，他再三确认之后，当即神色严肃地匆匆离开了。当晚，新四军这边便得到了邢益新被捕、关押在管家祠的消息，为了尽快将之救出，组织上随即决定，唤醒一名秘密潜伏在伪三十二师内部的我方人员，负责将邢益新营救出来。

此人是据点内的一名伪军士兵，正巧负责看守关押邢益新等人的管家祠。

几天后，邢益新在吃饭的时候，门口有人向他扔了一团小纸团，这纸团滚在邢益新脚下，随后被邢益新不着声色地踩在了脚下。

趁着人们不注意之时，邢益新悄悄打开了纸团，只见纸团之内写着一行字：

“今夜准备走！”

当天夜里，邢益新一直睁大着眼睛，半点儿不敢闭上，黑暗之中，身边之人逐渐鼾声渐起，祠堂的门口处，却没有丝毫动静。

“难道计划有变？”正当邢益新胡思乱想之际，突然门口处传来了一声轻微、清脆的声响，像是有铁片掉落地下。

邢益新闻声，当即打起精神，他悄悄挪靠到了门口处，借着微弱的光线，他看清楚了跌落进来的那个东西——一把小锉刀。

当夜，邢益新利用这把小锉刀，将身上的镣铐挫断，随后在门外看守的帮助之下，逃离了此处，顺利脱险。

第二天，正在印刷馆照看生意的周绍昌，看到了气冲冲而来的刘副官，周绍昌见状赶紧将对方延入屋内。

“周老板，你说说你，可把我害了。”那刘副官进屋就抱怨着。

“长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呀？发生了什么？”周绍昌有些吃惊。

“什么事儿，你曾经叫我帮你送衣服的那个人，你那个“侄儿”，周世坤，他昨天晚上，逃跑了！”刘副官吐了口唾沫，愤愤说道，“现在上司正在严密追查了，你当初让我替你给他送进去衣服，这事儿不少兄弟们都知道，你一定也知道，这事儿要是有人传出去的利害吧。”

周绍昌一听对方这么一说的，当即明白对方的意图，赶紧招呼感谢，随后两人当面谈妥，周绍昌付给刘副官四百块大洋，这事儿就到这里，就此了结。

四年后，邢益新和季方冒着风险再次从解放区潜入敌占区，还专门来到掘港，来到印刷馆内特意拜访周绍昌，再三感谢对方的相救之恩。

1985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邢益新，再次回到如东，县政府有关负责同志负责接待，期间，邢益新还向众人打听周绍昌的情况，随后又亲自去周家看望对方，表示关心。

参考资料：《如东文史资料》，周云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