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阿甫夏洛穆夫登上百代小楼重温往事，这里是国歌灌录地，也是他的祖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曾经工作的地方。阿隆曾担任百代公司的乐队指挥，还是首位为我国国歌配器的作曲家。衡山路811号，同一个位置，是祖孙几代对中国音乐的爱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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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阿隆·阿甫夏洛穆夫诞辰130周年，为纪念这位在中西音乐的交融中影响深远的“中国通”作曲家，上海交响乐团特别策划，其孙大卫·阿甫夏洛穆夫将于9月12日执棒演绎祖父的《北平胡同》《小提琴协奏曲》《e小调第二交响曲》三部作品，与祖父在音乐中“重逢”。

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和祖父“老阿甫”

一登上百代小楼的二楼阶梯，大卫·阿甫夏洛穆夫看到了《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录制以及被广泛传唱的历史进程，他想起祖父参与国歌配器，一句俏皮的中文“老阿甫”脱口而出。中国国歌与他的“老阿甫”，这个故事大卫再熟悉不过，听到细处还不忘同导览员探讨一二。

　　阿隆·阿甫夏洛穆夫生于中俄边境的小城尼古拉耶夫斯克，在中国文化与民俗的浸润中，他自幼爱听京剧，后辈也讲得一口字正腔圆的中国话。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度过了约三十年时光，案头摆着笙箫鼓笛，常穿长袍布鞋。1932年起，阿隆在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聂耳当时正任公司音乐部副主任。1935年，聂耳为田汉创作的《风云儿女》电影剧本作曲，定稿后，贺绿汀邀请阿隆为《义勇军进行曲》管弦乐配器。而后，第一版“国歌”，就在这枚编号为A2395的百代母版唱片中唱响。

　　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大卫总是不自觉轻轻晃动身体以呼应旋律。大卫上次来中国是1982年，那也是他第一次来到祖父乐曲中讲述的大地。大卫与乐团在北京演奏了自己配器的《义勇军进行曲》，而后在西安的一家饭店里，他又心血来潮，手持筷子“指挥”了一场别样的“音乐会”。“由于没能看过祖父（阿隆）的总谱，只能听录音，我们的版本是不同的。”大卫介绍，自己的版本使用圆号、小号同弦乐配合，时而弦乐独领风骚，时而整个乐队一起合奏。

　　多少年过去，大卫也有了自己的孙子，当三岁的孙子拿起筷子学祖辈的模样“指挥”，大卫觉得，好像我们在音乐中完成了“五代同堂”。在百代小楼二层的房间里，大卫坐在窗边静静回想：“我过去在中国遇到认识我祖父的人，他们都说他慷慨善良，会卖掉自己的手表，只为给朋友送上一份结婚礼物。我很高兴看到祖父的音乐在中国受到如此大的关注，这次我能够沉浸在中国的音乐氛围中，感受他彼时的创作心境与环境，真的很开心。”

代际延续对中国音乐的深沉爱意

说起中国音乐，大卫突然哼起交响曲《阳关三叠》，他深爱其中古琴的前奏，他说诗中离别故人的悲伤萦绕曲间。大卫曾在陕西欣赏过传统戏曲，“人的眼睛要吊起来，锣鼓撞击出的节奏也是铿锵的，浓重烟雾下某个人物会消失。”曲中生命力强劲，这让他想起，自己的祖父是在中国文化中长大的。

　　阿隆·阿甫夏洛穆夫曾为中西音乐融合付出无尽的探索。9月12号音乐会上即将演奏的他的三支曲目各有其中国风味。一首行走于老北京城的音诗，交响素描《北平胡同》为音乐会开篇。京剧和街头叫卖声呼应着中国风的旋律，既有厚重深沉的历史积淀之感，又有几分平易近人的烟火气息。这支曲目首演于1932年，由梅百器执棒上海工部局乐队，这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2017年，余隆率上海交响乐团带着这部作品赴欧洲巡演。将近一个世纪后，其孙大卫·阿甫夏洛穆夫又与百年前的同一个乐团再续前缘。

　　在当时的“四马路菜场”，也就是如今的福州路上，诞生了本次音乐会的第二首曲目《小提琴协奏曲》。首演仍由梅百器执棒，当时乐迷评价“演奏得非常好，包括所有的中国式细节”。乐曲整体风格明亮而祥和，涌出许多新奇的乐思。这首曲子中小提琴与乐队并非对抗的关系，“小提琴之于乐队，就像是家庭中一个极富天分的小孩，整个乐队都在竭尽所能地让它呈现出最佳状态。”大卫巧妙比喻道，“我认为这次上交乐团与担纲独奏的首席柳鸣，他们之间的关系正是如此。”

大卫最爱《e小调第二交响曲》。它创作与首演于美国，但却是祖父“怀着对中国热爱的心”，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见证。音乐技艺上，它不单要求三管制的庞大乐队，还编入了中国特色的钹、镲、锣、鼓、响木等打击乐器，恢弘的西方交响曲结构中使用了中国民族调式和旋律。大卫还记得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刻，他大学期间回家拜访，祖父将总谱放在他的腿上，为他播放了辛辛那提的交响乐团的录音，“当时我十分感动，开始是日军侵略以及失去亲友的悲苦，随着痛苦逐步强烈，人们反抗，最终章则是解放。在回顾与缅怀中欢庆，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有力量的作品。”

78年前，大卫·阿甫夏洛穆夫出生时，他的祖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已在中国乐坛耕耘了三十年。当阿隆的乐曲再次于上海奏响，中西音乐的对话还在以新的形式继续。（完）（原标题：国歌往事中，祖孙音乐家的“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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