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续考】管仲《管子》的阴阳五行说

金栋按：管仲，名夷吾，字仲，谥（shì）敬，故又称管敬仲。春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为齐国桓公之相。任齐相四十年，完成齐国各方面的封建改革，又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使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第一位霸主。

《管子》一书，乃战国时齐国“稷下学”者著作总集。托名管仲所作。其中也有汉代附益的部分。西汉刘向校订为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内容庞杂，包含有法、道、名等家思想以及天文、历数、舆地、农业和经济等知识。

所谓“稷下学”，乃战国中后期集于齐国稷下学宫（一个集教育、学术研究和政治咨询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官办机构。创建于田齐桓公时，系田氏齐国在都城临淄的稷门之外筑起高门大屋，广招天下饱学之士来此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参议政治，故称）的各个学派的学术思想。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派，而是由各个学派的人物组成的一个相对集中的学术群体。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来自各诸侯国的儒、道、墨、法、名、阴阳、小说、农家等主要学派的很多人物，都曾活跃于稷下的学术舞台或与稷下有密切联系，如儒家的孟子、荀子、颜斶（chù）、鲁仲连，黄老道家的慎到、田骈、季真、接子、彭蒙、环渊，名家的尹文、兒说、田巴，阴阳家的邹衍、邹奭，墨家的宋钘（xíng），以及“学无所主”淳于髡（kūn）等等。

此外，《管子》一书的作者是稷下学的中坚力量，他们是一批推崇管仲的齐国本土学者，他们的思想传承姜太公、管仲以来的齐国本土文化传统，并受到丰富的外来学术的影响，吸取了各家各派的思想主张而又不失崇尚法治的齐国本土特色。稷下的学术思想由于来自四面八方，因而呈现出多元化、开放性的特点。各家各派的学者们在一起自由争鸣、互相启发、思想非常活跃，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由此迅速地发展到鼎盛时期。（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此书乃先秦战国时期最早言及“阴阳五行合流说”之典籍。如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说：

“《管子》称阴阳为‘天地之大理’，又说：‘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出入’；‘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将阴阳和‘五行’‘五方’‘四时’相配合，解释季节更迭和天象变化，为始初阴阳、五行说的自然哲学特征。”

其中，涉及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各篇主要分成三类。

陆玉林、康有伯《中国阴阳家》说：

“第一类，论阴阳而没有提到五行，主要是《乘马》《侈靡》《势》《形势解》四篇。这四篇的主旨，都是强调要顺从阴阳变化的规律，静作得时，赏罚合节。阴阳在不同的时令和季节，盈虚升降不同，而这正是为政令和定赏赐刑罚的依据。四时教令的阴阳思想在此发展得更为细致。

“第二类，论五行而没有提到阴阳，主要是《水地》和《地员》两篇。《水地》论水德，而提到五味、五脏、五内、五色等五行的范畴（金栋按：附会五行之归纳推演，与中医经典《素问》《灵枢》略有不同）。《地员》篇则是以五行为本，将各类土质及适宜生长何种植物与农作物做了详细的分类。

“第三类，阴阳与五行并论，其中《宙合》《七臣七主》《禁藏》《揆度》部分渗透了阴阳五行思想，而《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四篇将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初步整合为一体。”

就上述三类，略例简要解读如下：

（1）在第一类中，《乘马》篇名是何意？指运用运算的筹码进行经济方面的计算筹划。如

黎翔凤《管子校注》说：

“何如璋云：此是《管子·经言》，详述建邦制地之法。‘马’者，算数之筹（码）……‘乘’者，计也……。翔凤按：管子经济政策，以轻重为衡，而轻重之数，则乘马也。春秋用筹算，乘马须运筹，其义诚如何氏所云。现代运筹学，犹是《管子》‘乘马’。”

《乘马》篇说：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右阴阳。”

唐房玄龄注：

“地平可以正政……夏秋推阳以生阴，冬春推阴以生阳；必长短相摩，然后成阴阳之用也；昼热夜寒，交易其气，此阴阳之化也。”

“右阴阳”，黎翔凤《管子校注》说：

“张文虎云：‘题谬甚。此等皆后人妄增。’翔凤按：地为政之本，指地之生产者。货之多少，于四时阴阳之变化关系极大，故以《阴阳》标目，非五行家阴阳生克也。不明此义，而以篇目为谬甚，妄人也。”

金栋按：此四时阴阳，乃天道之变化规律、季节气候之谓，亦四时之大经，万物之所生长化收藏也。亦即“（天有四时）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2）在第二类中，《水地》篇名是何意？

“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本篇论述了水的性质和功用。指出水质对人性有着巨大的影响，具体地论述了各地的水质与人性的情况。（贾太宏主编《管子通释》）

黎翔凤《管子校注》说：

“翔凤按：楚、宋为殷文化，与邹、鲁之周文化对立……《管子》亦为殷文化，与楚同派。《幼官篇》之玄宫，以北方为主。《庄子·大宗师》：‘颛顼得之，以处玄宫。’《淮南·天文》：‘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冬至为德，曰冬至则水从之。’《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楚为颛顼之后，颂楚水、楚民，原因在此。”

该篇是如何讲人体附会五行归纳推演的呢？文中说：

“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行。

“三月如咀（咀jǔ，《说文·口部》说：‘含味也。’），咀者何？咀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

“五藏已具，而后生肉。脾生隔，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

“五肉已具，而后发为九窍。脾发为鼻，肝发为木，肾发为耳，肺发为窍。

“五月而成，十月而生……”

金栋按：五味、五藏、五肉、官窍等附会五行之归纳推演，与汉代儒家无论是古文经，还是今文经，以及中医经典《素问》《灵枢》明显不同。于此，再对看隋萧吉《五行大义》，又有不同记载。然而，观黎翔凤《管子校注》所引注家之所解，多是“任择所需，牵强附会”。究其因，或地域之别而成一家之言，或不成熟之附会推理（象思维），亦或传抄致讹。

赵洪钧先生说：

“古人解经，多有牵强附会之说。又应从此看出文献注疏极少促进科学进步。来自经验，特别是实验的知识才是可靠的。中医数千年进步迟缓，即不重实验之故。当代中医学几乎成了中医文献之学。注疏只为了说明前人、圣贤、经典如何正确，这样就不可能发现错误，于是无由进步。”（赵洪钧著、金栋补注《正说内经》）

（3）在第三类中，“而《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四篇将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初步整合为一体”者，即言“阴阳”“四时”“五方”等与五行相配、合流者，犹如其后之《月令》，见《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等篇。如

黎翔凤《管子校注·幼官第八》说：

“陈澧云：《管子·幼官篇》《四时篇》《轻重己篇》，皆有与《月令》相似者。《四时篇》‘春行冬政则雕’云云，尤与《月令》无异，故《通典》云：‘《月令》出于《管子》。’其书虽不韦之客所作，其说则出于《管子》也。汉儒以为《月令》为周公所作，郑君不从其说，以《月令》之文明见于《吕氏春秋》，不能舍此实据，而以空言归之周公也。”

《月令》，《礼记》篇名。又见于《吕氏春秋·十二纪》中。记述每年夏历十二个月的时令及其相关事物，并把各类事物五行相生的系统中，比最早的行事月历《夏小正》丰富而系统。（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说：

“按郑目录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纪》。”

金栋按：所谓“月令”者，月，即（一年）十二个月。令，指国家政令。本篇的内容，是依据一年的十二个月，逐月记载当月的天象特征、物候变化，所主的神与物，天子所宜的居处、车马、服饰、饮食和器具，应当实施的国家政令，以及国家政令违反时令将招致的灾害等。（赵洪钧著、金栋补注《正说内经》）

实际上，犹如赵洪钧先生《内经时代》所说“《月令》是有一个完善过程的”，其演变完善过程大致为：

《大戴礼记·夏小正》＋《管子·幼官、四时篇·五行篇、轻重己篇》→《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礼记·月令》篇。（赵洪钧著、金栋补注《正说内经》）

①《幼官篇》解读。

幼官，应作“玄宫”，参据何如璋、郭沫若说。玄宫，即指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教化等大典，均在此举行。本篇主要阐述君主在不同时节关于衣、食、住、行等方面所应遵守规定以及不同时节所用的旗、兵器、刑物等内容，以及治国、用兵之道。全篇共分十节，按《幼官图》表目，依次为中方本图、东方本图、南方本图、西方本图、北方北图、中方副图、东方副图、南方副图、西方副图、北方副图。（贾太宏主编《管子通释》）

金栋按：《幼官图》，乃《管子》第九篇篇名。其次序即西方本图、西方副图、南方本图、中方本图、北方北图、南方副图、中方副图、北方副图、东方北图、东方副图共十图。

黎翔凤《管子校注·幼官图第九》曰：

“安井衡云：此篇名《图》，则当陈列《幼官》所不及以为十图。今不惟无图，其言又与前篇无异；盖原图既佚，后人因再钞《幼官》以充篇数耳，非《管子》之旧也。……翔凤按：《幼官图》与《幼官篇》文字相同，重复不合理，古人绝不如是之愚蠢。以屈原祖庙及长沙轪（dài）侯墓书绢例之，《幼官图》是图，是照《幼官篇》文字绘图于壁上，即用《幼官篇》文字说明之。《幼官图》即是此意。……且篇中数字之义即用《洪范》，其图为《洛书》，各书有《洛书图》，而不知即在《管子·幼官篇》中。可知图不仅是画像，即黑白点亦为图。本图、副图亦有分别者。杨忱本：先西方，次南方，次中方，次北方，次中副，次北副，次东方，由左而上中下，合乎绘画之顺序。”

据黎翔凤按语，比照《幼官图》绘画排列顺序及文字说明之数字，结合《尚书·洪范》五行之生数，发现与《河图》（黎翔凤谓之《洛书》图）吻合。所以，黎翔凤说：“五数‘一与六共守，二与七为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而五居中。扬雄窃之为《太玄·玄图》，即《幼官图》也。”只不过《太玄·玄图》尚有一句“五与五相守”，黎氏未引。此当是《河图》原型，从而打破《易·系辞》所云“河出图”的神话传说。（赵洪钧著、金栋补注《正说内经》）如下图

扬雄《太玄经·玄图》

《幼官图》与五行生成数（宋儒名河图）吻合

关于幼官，即玄宫、明堂（五帝）之说，指北方颛顼帝之室。“齐为颛顼之墟，故重北室”（黎翔凤《管子校注》）。

明堂五帝之说，感兴趣者，可参看《经典正考》第六篇“明堂与五帝”（图如下），于此不赘。

明堂五帝图（古文经）

《幼官篇》说：

a.“若因夜虚守静，人物则皇。五和时节，君服黄色；味甘味，听宫声，治和气；用五数，饮于黄后之井，以倮（luǒ）兽之火爨（cuàn）……此居图方中。”

黄后之井，房玄龄注：“中央井也。”

倮兽，房玄龄注：“谓浅毛之兽，虎豹之属。”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月令》说：

“马氏晞孟曰：‘人，土属也，其类为倮，故中央则其虫倮。’吴氏澄曰：‘倮，人类也。人类之尊于羽毛鳞虫，犹土之尊于木火金水也，故以虫之倮者属焉。愚谓《大戴礼》曰：‘倮虫三百六十，圣人为之长。’《周礼·大司徒》：‘原隰（xí），其动物宜臝（luǒ）物。’盖凡物之无羽毛鳞介，若蛙、螾之属，皆倮虫也。而人则倮虫之最灵者，圣人又人之最灵者，人秉中和之气，犹土之为中气，故倮虫属于中央。’”

中央五行土——附会五行归纳推演之五方（中）、五时（季夏）、五气（和）、五行生数（五）、五色（黄）、五味（甘）、五声（宫）、五兽（倮兽）等。

b.“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雷，行夏政阉……八举时节，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此居于图东方方外。”

青后之井，房玄龄注：“东方井。“

以羽兽之火爨，房玄龄注：“羽兽，南方朱雀。用南方之火，故曰羽兽之火。”

黎翔凤《管子校注》说：

“翔凤按：东方苍龙七宿，龙为鳞虫之长。南方七宿为朱雀，羽虫之长。西方七宿为白虎，毛虫之长。北方七宿为玄武，介虫之长。故《吕氏春秋》《淮南子》皆为春鳞、夏羽、秋毛、冬介，以四季配四方（金栋按：《礼记·月令》同，而增中央土、季夏倮）。《管子》独为春羽、夏毛、秋介、冬鳞，相差一象限。旧籍无说，此冬季天象，《幼官》主北方，冬季也。”

东方五行木——附会五行归纳推演之五方（东）、五时（春）、五气（燥）五行成数（八）、五色（青）、五味（酸）、五声（角）、五兽（羽兽）等。

金栋按：四季、四（五）方配虫兽，《素问·五运行大论》《五常政大论》则是春毛（王冰注：万物发生，如毛在皮。又说：木化宣行，则毛虫生）、夏羽（王冰注：参差长短，象火之形。又说：羽，火象也；火化宣行，则羽虫生）、中央倮（王冰注：倮露皮革，无毛介也。又说：无毛无鳞甲，土形同）、秋介（王冰注：介，甲也。外被介甲，金坚之象也）、冬鳞（王冰注：鳞，谓鱼蛇之族类。又说：鳞，水化生）。为何又与其不同？究其因，此等终乃附会推演之说，注家附会各有其理（所谓“理”者，象思维也。然象不等于是，其推演之结果，或然性而已，即不确切，甚至不准确），因理不同而阐释亦异。虽岐说不一，然皆能自圆其说。岂不怪哉！如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月令》“孟春之月……其虫鳞”说：

“马氏晞孟曰：‘苍龙，木属也。其类为鳞，故春则其虫鳞。’

“吴氏澄曰：‘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有龙之象，故凡动物之有鳞者属木。’

“愚谓鳞虫水处而游，得阳之少者也，故属春。〇郑氏解四时之虫：‘虫鳞，谓象物孚甲将解。虫羽，谓象物从风鼓翼。虫倮，谓象物露见不隐。虫毛，谓象物应凉气而备寒。虫介，谓象物闭藏地中。’其说尤穿凿无义理，今不取。”

c.“夏行春政风，行冬政落，重则雨雹，行秋政水……七举时节，君服赤色；味苦味，听羽声，治阳气；用七数，饮于赤后之井，以毛兽之火爨……此居于图南方方外。”

南方五行火——附会五行归纳推演之五方（南）、五时（夏）、五气（阳）、五行成数（七）、五色（赤）、五味（苦）、五声（羽）、五兽（毛兽）等。

d.“秋行夏政叶，行春政华，行冬政耗……九和时节，君服白色；味辛味，听商声，治湿气；用九数，饮于白后之井，以介虫之火爨……此居于图西方方外。”

西方五行金——附会五行归纳推演之五方（西）、五时（秋）、五气（湿）、五行成数（九）、五色（白）、五味（辛）、五声（商）、五兽（介虫）等。

e.“冬行秋政雾，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六行时节，君服黑色；味咸味，听徵声，治阴气；用六数，饮于黑后之井，以鳞兽之火爨……此居于图北方方外。”

北方五行水——附会五行归纳推演之五方（北）、五时（冬）、五气（阴）、五行成数（六）、五色（黑）、五味（咸）、五声（徵）、五兽（鳞兽）等。

《管子·幼官》附会五行之五方、五时、五色、五气等

②《四时篇》解读。

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本篇主要论述君主施行政令必须遵守四时季节的特点和运转变化，提出“合于四时则生福，违则生祸”。论述了君主“不知四时”，国家就会陷入困境，强掉阴阳、四时、刑德要相适应。君主要根据不同的季节来发布政令和处理政事，如果发现政令不合时节，要及时做出调整，以期达到符合天地的运行。反映了当时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和运用情况。（贾太宏主编《管子通释》

金栋按：据本篇内容，是以五方言四时、阴阳、五行，且用五行相生序。如下说：

“管子曰：‘令有时。’无时则必视顺天之所以来……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金栋按：犹如‘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

“然则春夏秋冬将何行？

“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其徳喜嬴而发出节时……是故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发五政……

“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其德施舍修乐……

“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出入，以风雨节，土益力……实辅四时，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

“夏行春政则风，行秋政则水，行冬政则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发五政……

“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其德忧哀静正严顺，居不敢淫佚……秋行春政则荣，行夏政则水，行冬政则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发五政……

“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其德淳越、温怒、周密……冬行春政则泄，行夏政则雷，行秋政则旱。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发五政……”

③《五行篇》解读。

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我国古代思想家用这五种常见物质来说明天下万物的起源和统一。本篇论述天子要按照五行的属性施政，认为天子要通天地而总一统、通阴阳而用于人事，就需立五行。把一年三百六十日分为五个时段，每个时段为七十二天，然后有五行相配，要求天子的施政必须与五行的属性配合。顺则得福，逆则生祸。（贾太宏主编《管子通释》

金栋按：此与上古时期圣人黄帝所创制的十月太阳历有关。如下说：

“昔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日［冬］至，

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毕。

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毕。

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毕。

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毕。

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毕。”

黎翔凤《管子校注》说：

“刘师培云：《云笈七笺》一百《轩辕本纪》云‘黄帝得蚩尤始明乎天文’，《注》云：‘据《管子》言之，蚩尤有术，后乃叛。’”

金栋按：所谓天道者，天时也，乃天体宇宙（日、月、地球三者相互作用所致）的循行变化之规律，亦即阴阳五行四时季节气候变化之规律也！

黄帝所制之历乃五行历，即“天有五行”之十月太阳历（根据太阳之运动周期定年节，与月亮无关。即一年十个月，一个月36天另加5～6天为过年日，一年共365.25天），由蚩尤辅佐完成。蚩尤乃苗族尊崇的祖先，其功绩之一就是协助黄帝创制历法。

何新《<夏小正>新考》说：

“十月历有两种：一种为素朴的较原始的所谓十月太阳历，即陈久金先生所引用的彝族十月历；另一种为较复杂高级的五行十月历，此即黄帝历以及《夏小正》的历法。”

据相关学者考证，《夏小正》之历法，乃一年十个月的太阳历法。如

陈久金《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第四章：羌夏古历探源》说：

“从以上（《管子·五行篇》）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出，五行即为五节。这种历法以冬至为新年，冬至的甲子日，这就是五行中的第一行——木的第一天。所以有‘睹甲子，木行御’‘七十二日而毕’，即木行从甲子开始，共72天。甲子冬至后第七十三日为丙子，是第二行——火的第一天，所以有‘睹丙子，火行御’‘七十二日而毕’。冬至甲子后145天为戊子，是第三行——土的第一天，故有‘睹戊子，土行御’‘七十二日而毕’。冬至甲子后216日为庚子，是第四行——金的第一天，故有‘睹庚子，金行御’‘七十二日而毕’。冬至甲子后288天为壬子，是第五行——水的第一天，故有‘睹壬子，水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经过五行五个72天，合计360天，加上五至六个过年日，恰为一个周年……

“古代注《管子》的诸家，如唐代的房玄龄（一说尹知章）等，把‘日至’释为‘春日既至’，把‘睹甲子，木行御’释为‘睹甲子用木行御时也’，把‘七十二日而毕’释为‘春当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毕者，则季月十八日属土位故也’。可见他们是望文生义，对这段文字的科学意义根本不了解。历代注家做出诸如此类的的错误解释以后，这本农事历书的本来面目便被掩盖了，千百年来成为十分神秘难解的东西。”

拙著《医经钩考·卷一·第三篇》说：

“今本《大戴礼记·夏小正》是以十二个月的顺序记载天象、物候的，管飞《天问之路》说的‘十个月’，与学者如陈久金《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刘明武《换个方法读内经》《黄帝文化与皇帝文化》等考证，彝族、苗族古天文历法中有‘十月太阳历’的说法相一致。即《夏小正》的一年确系十个月。

“陈久金《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何新《夏小正新考》等认为，《夏小正》星象本原是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太阳历，而今传本《夏小正》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是后人添加的。可谓发千古之未发，颠覆前人之旧说，当为确论。”

④《轻重己篇》解读。

本篇主要讲述一年四季天子按季节应推行的政令（包含祭祀、农事等方面）。先论述了人类按照自然规律认识万物的过程，天子顺应自然规律分别颁布春令、夏令、秋令、冬令。提出了不守时令的害处。和前面四章（甲乙丁戊）《轻重篇》内容表述明显不同。（贾太宏主编《管子通释》）

金栋按：对于“阴阳五行合流说”的四篇《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内容之解读，陆玉林、康有伯《中国阴阳家》说：

“《幼官》等四篇的阴阳五行说，是以阴阳学说为基础，配以五行相生为序的宇宙图式。

“《四时》篇言：‘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阴阳是天地的根本之理，四时体现了阴阳消长的规律。刑德的根本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德主春夏，刑配秋冬，刑德为四时之合，即…‘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春夏秋冬四时，分别与四方、四气、四德等相配，而每一季又各有五政。

“《五行》篇讲：‘通乎阳气，所以事天地，经纬日月，用之于民；通乎阴气，所以事地也，经纬星历，以视其离。通若道然后有行，然则神筮不灵，神龟不卜，黄帝泽参，治之至也。’以这种阴阳之说为根本，再以五行配五方、五时。这两篇，都是非常明确地将阴阳作为基础，而将时令和农事、政教等按五行排列起来。《幼官》和《轻重己》虽然没有明确地讲阴阳是基础，但其纲领乃是四时教令的思想基础。

“阴阳说与五行说结合的关键点，是五行与时令如何结合。时令的推移，是由于阴阳的消长盈虚，而五行如何能够体现阴阳的变化，需要通过五行与时令的关系来说明。《幼官》等四篇对五行与时令的结合，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式。

“《幼官》和《四时》是以方位与时令的结合来解决五行与时令结合的问题。据《幼官》各段中‘此居于图……’，可看出全篇文字的安排是按方位分布为图形状的。东方配以‘八举时节’的春季，南方配以‘七举时节’的夏季，西方配以‘九和时节’的秋季，北方配以‘六行时节’的冬季，中央配以‘五和时节’，不占天数。《四时》的基本图式是：‘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这两个图式，大同小异，而存在的问题，都是五方的中央方位与四时的问题。两者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具有共通性，就是以中央土为贯通于四时之中，或‘辅四时入出’。

“《五行》篇的方式，不再是《幼官》《四时》的‘播五行于四时’——以五行来合四时，而是将一年分成五个七十二日，由五行分掌：‘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毕’，‘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毕’‘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毕’‘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毕’‘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毕’。这种分法，形式上较为完整，但却打乱了人们通常的四时观念。

“从《幼官》等四篇来看，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已经合流，而成为阴阳五行学说……《幼官》等讲阴阳五行说的内容，从整体上看还是比较粗糙的，五行与时令的结合这一关键问题并没有处理妥当。”

为何“并没有处理妥当”？赵洪钧《内经时代》说：

“《夏小正》《管子》两书中的‘月令’内容显然较原始。然而，二者合一，便具备了《礼记·月令》的基本要素。《夏小正》重在天象、物候，《管子》重在利用五行说。谁更早呢？应是《夏小正》更早。它是一种很简单的物候历，加上很粗略的天象资料。其中也不称春三月、孟春等。《管子》有春三月、夏三月等说法。五行说贯彻得那样彻底，正是齐人熟悉这种学说的佐证……从五行发展史来看，不会早于战国末。”

阴阳五行与时令如何结合才算圆满、才算成功、才算处理得当？古人对此大伤脑筋。究其因，乃由四时与五行是两种不同的历法概念所致。一种是天有四时的十二月阴阳合历，一种是天有五行的十月太阳历。中医经典《素问》《灵枢》皆有承袭之痕迹。至《礼记·月令》才算圆满、成功、处理得当从而完成了附会五行的五方、五时等时令系统。如

赵洪钧先生《内经时代》说：

“《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三家非常接近。查对原文，则《礼记·月令》更接近《吕氏春秋》，其间只有极少数字不同。《淮南子》文字较少。这说明，从秦开始，阴阳五行的‘月令’迅速成熟了。这三家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土德怎样配四时。《淮南子》直接把六月说成是土德，只体现了土主季夏。《吕氏春秋》中六月照样是火德，但把中央附在其内，不通。《礼记·月令》算是最后安排的较妥当。中央土在十二月之外单独说，不主月，也不主时（金栋按：寄旺于四时之末各十八日），四时与五行怎样相配算是解决了。

“很显然，这种安排不会早于汉。其意义在于把四时递变的顺序与五行相生的顺序一致起来，又突出了土的地位。此后，五行说才更有了生命力。有的专家认为‘月令’已完全受五行相生说指导，不见得对。浅见以为，应是随着‘月令’发展，总结出五行相生说。《吕氏春秋》的‘月令’与《礼记·月令》无大差别，但其中不见相生说明文。《淮南子》中已明确相生次序，但仍可能晚于董仲舒。”

金栋按：以中医经典《素问》《灵枢》而言，四时（季）与五行五脏相配共有两种：一种是每季之末各十八日为中央土属脾，见《素问·太阴阳明论》；一种是长（季）夏六月属脾土，见《素问·藏气法时论》王冰注。所谓“长夏”，指长（zhǎng）于夏季之中的第三月；所谓季夏，指每季孟、仲、季的第三月；即农历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