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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交恶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终结于80年代，经历了前期的中苏矛盾，和后期的关系恶化两个阶段。
那么，在这两个阶段中究竟发生过哪些事情呢？曾在边境陈兵百万的苏军，为何最终并未南下进攻中国呢？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
正是因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才把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并由此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基于这样的传承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
而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的，吸纳了多个国家共产党支部组织的共产国际，俨然就成为各国共产党革命行动的指导者。
上世纪30年代，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王明、博古等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掌控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他们转移到苏区后，一切行动皆唯苏联和共产国际马首是瞻。
因此，他们根据指示，命令中央红军主动出击，夺取大城市，完全罔顾中国的实际国情和红军的实际力量。
这也就造成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从而使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漫长而又坎坷的长征之路。
坚持真理而遭受到排挤和打压的毛泽东等人，因为中央苏区的大好革命形势被错误路线所断送，开始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产生了质疑。
经过多年的革命实践，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客观情况相结合，才能指导中国革命最终走向胜利。
他在1940年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地指出，解决问题要靠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都是不可取的。
这番论断，不仅仅是对王明等人，也是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公开批评。
斯大林于1945年重庆谈判前夕，曾连发三封电报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他的真实意图就是希望国共之间相互制衡，而不希望任何一方强大到统一中国的地步。
在这一点上美苏有着共同的意愿，他们乐于看到一个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中国，这样的中国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也就无法威胁到他们的在华利益。
至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已经取得了战略主动权，全国解放在即，毛泽东未雨绸缪地想到了建国之后的国际支持问题。
他多次致电斯大林希望能够访问苏联，却被斯大林以各种借口拒绝了，这令毛泽东感到十分不快。
至1949年初，三大战役的胜利，彻底扫清了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势力，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再次提出国共和谈。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目的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故此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均表态不介入此事。
反倒是苏联却主动出面调停，要求中共能够继续与国民党谈判，其理由则是标准的外交辞令，希望两党相互让步达成中国政治统一。
苏联在这种时候却要强出头当和事佬，很明显有偏袒国民党之意，毛泽东对于苏联这种罔顾中国革命利益的行为大为不满。
直到新中国成立成为既成事实，苏联才开始转变态度，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力量，并率先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苏两国又于1950年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开始对中国提供大量技术援助。
客观地说，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一五”期间所形成的东北老工业基地，都是与苏联的帮助分不开的。
但是朝鲜战争于1950年爆发后，在斯大林的恳求下，中共中央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最终同意抗美援朝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这场大胜不仅打出了国威军威，打退了美帝霸权，更让斯大林刮目相看。
至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前，中苏两国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友谊。
风云突变，在1956年的苏共20大上，时任苏联领导人的赫鲁晓夫作了完全否定斯大林的所谓秘密报告，引起了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巨大震动。
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的举动予以了明确的否定，中苏之间自此开始产生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1958年，中共要求苏联按照承诺提供核武器和核潜艇。
而苏联则趁机向中国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建立军事长波电台，并与中方组建联合舰队。
毛泽东一眼就洞悉了，赫鲁晓夫这种想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阴谋，并当即断然拒绝，中苏关系日渐恶化。
苏联于1959年停止了对中国的核项目援助。
1960年后中苏论战正式拉开序幕，中共认为苏联是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而苏联则认为中共是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
中国于1962年古巴危机期间，趁苏联无暇顾及之时抓住战略机遇，对当时与苏联关系不错的印度，发起了自卫反击战并取得大胜。
这使得赫鲁晓夫大为恼怒，在他的主导下，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核试验条约》。
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和剥夺其他国家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权利，从而确保自己的核垄断地位，以及霸权主义。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立即制定了应对措施，开始调整外交政策，提出了坚决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张。
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广交朋友，避免使中国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扩大中国对于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风云再起，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14日，在苏联高层内讧中被迫下台，此事看似出乎意料之外，但以他一向骄横不羁的行事风格来看，却又在情理之中。
就在两天之后，中国的第一枚原子弹成功试爆，令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大国都震惊不已，苏联高层不得不开始考虑与中国缓和关系。
不久，由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受苏方邀请，前往莫斯科参加了十月革命纪念招待会。
在中苏双方看来，这都是一次难得的改善双边关系的良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苏关系将打破坚冰重新回暖。
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就在纪念酒会上，却出了一个天大的意外。
看似喝醉了酒的苏军元帅马利诺夫斯基以敬酒为名，当着贺龙元帅的面大放厥词，提出了要中方高层联合起来推翻毛泽东的所谓建议。
此言一出，周恩来和贺龙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
当即便率领全体代表团成员中途离开酒会，回到中国大使馆，并要求苏方就此事做出说明和道歉。
对于苏联而言，这是极为严重的外交事件，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
于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往中国大使馆，声言马利诺夫斯基的话是酒后不负责任之言，并向周总理当面道歉。
但周总理却并未接受勃列日涅夫的解释。
因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无名小卒，他不仅是苏联卫国战争英雄，而且还是指挥苏军在远东地区消灭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将领。
周总理认为，马利诺夫斯基这样一个苏方政要，不可能如此有失检点，即便他是真的喝醉了，那也是酒后吐真言。
因此周总理要求苏方对于马利诺夫斯基的错误言行，必须做出明确表态。
而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在经过考虑之后则表示，在对待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问题上，他们和赫鲁晓夫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经此一事，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降到了冰点。
在中国代表团愤然回国之后，苏军开始在漫长的中苏边境线上发起主动挑衅。
在此后几年中，苏军挑衅事件达到数千起之多，其中包括多起流血事件，最为严重的就是1969年发生的珍宝岛事件。
苏联鹰派将领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甚至提出，要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核打击。
山雨欲来风满楼，毛主席于1965年写下了《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
其中的“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一句，充分表现了中国决定奉陪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苏联从1967年开始向中苏边境大规模投入兵力，从最初的10余万人逐次增加，巅峰时总人数超过50万，而且涵盖了包括航空兵、坦克装甲、火箭军等多个军种。
所谓苏军在边境线上陈兵百万的说法，要么是苏联的虚张声势，要么是中方的料敌从宽。
尽管苏军如此气势汹汹，但最终却并未挥师南下，对中国发起进攻，只是形成了中苏两军在边境线上长期对峙的局面，这又是为何呢？
站在苏联的角度，以及中国的应对措施上，我们就不难分析出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中苏之间的矛盾，其本质是因为苏联想要压制中国，迫使中国低头，从而显示其在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
说到底，这是苏联领导层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在作怪，属于两国在思想领域方面的矛盾，而并无其他事实上的血海深仇。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苏联很难真正下定决心，与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为敌，充其量不过是张牙舞爪，恫吓一番而已。
第二，彼时苏联最大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美国领导下的北约，苏联的国土面积虽然大，但其根本利益在于欧洲部分，而北约的军事力量，恰恰全都集中于欧洲。
一旦与中国开战，苏联不仅会消耗大量的军力，而且有可能会被北约趁虚而入，从而造成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的两难状态。
第三，苏联不敢真的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也是拥核国家。
另一方面也迫于美国这样的核大国的军事压力，美国绝对不会允许苏联为所欲为地使用核弹来称霸世界。
第四，在不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苏联方面很清楚，即便能够击败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也势必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50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之战，让他们丝毫不敢轻视中国的军事力量。
第五，中国已经做了充足的战争准备，一方面抓紧三线建设，重建工业基地，一方面与当时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开始尝试接触破冰。
中美一旦联合，将是对世界格局的一次重大改变，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客观地说，苏联在中苏边境大量集结军队，其本意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进攻中国，而是为了威慑和压制中国。
正因如此，当中国于1971年10月25日重返联合国的时候，尚未与中国冰释前嫌的苏联，却率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投了集体赞成票，其用意就是为了利用中国加入五常制衡美国。
反而是刚刚派国务卿基辛格访问过中国的美国却投了反对票。
由此足见，在国家关系中永恒的既非友谊也非矛盾，而是利益。
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去世前夕，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发表讲话，为中苏之间在边境上的多年对抗画上了句号。
他声称，苏联对中国从未有过任何威胁和领土要求，并愿意随时与中国开启边界谈判之旅。
需要注意的是，在他发表此次讲话的前一年，中国的第一枚洲际导弹成功试爆。
往事已矣，笼罩在中国北部边境的乌云终究散去。
现在看来，那不过是对中华民族的又一次考验而已。
而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新中国，也正是在百余年间的各种考验中，不断地得到锤炼和磨砺，从而变得更加坚韧和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