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一个冬日清晨，山东宁阳县郊外的刑场上，六名男子被押解至行刑队前。他们的双手被反绑，脸色苍白却神情刚毅。四周围观的群众沉默不语，站在最前排的几名家属低声抽泣，却不敢发出太大声音。
行刑命令下达，枪声响起，六具鲜活的生命倒在血泊之中。自此，一起命案尘埃落定，所有人都以为真相已经水落石出。 时隔一年，随着剿匪行动的深入，警方从一群被捕的土匪口中，听到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消息。
战乱余波：土匪横行，政权受扰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宁阳县终于迎来了新的解放。可战事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社会局势依旧动荡不安。
溃败的国民党残兵、土匪以及潜伏的特务纷纷逃窜至南部山区，凭借崇山峻岭和复杂地形负隅顽抗。他们暗中串联，迅速恢复势力，手中的枪支弹药依然充足，补给来源虽受阻，但仍有部分隐藏势力接济，使他们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的抵抗。
这些土匪和残兵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在山间建立据点，利用洞穴和密林作为藏身之所。他们白天潜伏，夜间活动，时不时下山袭扰乡村，破坏交通要道，甚至埋伏巡逻的解放军和基层干部。
他们的袭击方式多变，有时是突然冲入村庄抢掠粮食、牲畜，有时是潜入县城制造恐慌，还会埋伏在山道两侧，等待路过的解放军或民兵后突然开枪。
面对严峻局势，宁阳县委迅速做出部署，按照上级指示，在全县范围内展开“清匪反霸”斗争。剿匪工作以乡村为重点，民兵、地方武装与解放军相互配合，采取分片围剿、重点清除的战术，逐步缩小土匪活动范围。
经过多轮围剿，至1949年8月，剿匪大队在南部山区对土匪势力发起决定性打击。在此次剿匪行动中，匪首耿继武、宁益山等人趁乱逃脱。他们在一些边远村庄活动，强行拉人入伙，继续散布谣言，蛊惑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为日后的反扑积蓄力量。
民兵队伍的建立与防匪行动匪患未除，宁阳县的剿匪斗争仍在持续。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各地纷纷组织起自卫力量，依托群众的支持，构建起一道道基层防线。
在大安村和茂义庄一带，地方干部意识到单靠剿匪队伍远远不够，必须组织民间力量参与防卫。区供销社主任潘立振与大安村党支部书记吴玉东经过商议，决定牵头组建一支民兵队伍。
为了让更多人加入，潘立振和吴玉东亲自上门动员，强调必须团结起来，否则即便缴粮交税，也难逃土匪的骚扰。经过一番努力，陆续有人响应，最终组建起一支以青壮年为主的自卫队。这些民兵原本大多是普通农民，对武器使用并不熟练，只能通过不断训练来提高战斗力。
吴玉东带头组织学习射击、埋伏和侦查，每天清晨，队员们便集合练习，反复演练各种可能遇到的情况。
茂义庄由于地势较为开阔，难以凭借天然屏障阻挡土匪，因此加强了武装。经过申请，茂义庄的民兵队获发12支步枪，成为村庄防御的核心力量。
武器有限，每一支枪都由最可靠的民兵保管，弹药更是严格控制，只有在防御或作战需要时才会发放。持枪民兵轮流站岗，日夜监视可疑动向，一旦发现异常，便迅速吹响哨声，通知全村戒备。
在剿匪队伍中，郭宗录一直是民兵中的骨干。他多次参加围剿行动，不论是追击匪徒，还是伏击埋伏，总能以敏捷的判断力和果断的行动完成任务。
在一次围剿行动中，他带队深入山林，成功截击一伙正在转移的土匪，缴获枪支弹药，进一步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他的作战经验丰富，总能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决策，因此被推举为带头大哥。
吴玉东的私酿酒生意与举报吴玉东虽然是大安村党支部书记，但在旧社会长大，身上仍带着一些不良习惯。他喜欢喝酒，酒量极大，每逢集市或村里红白喜事，总是少不了他的身影。他与民兵班长孔令仁关系密切，两人志趣相投，都爱饮酒，久而久之便合计着开一家酿酒店，方便自己享用，也能赚些外快。
酒坊设在吴玉东家的一间偏房里，酿酒的器具摆放整齐，几个大缸里泡着正在发酵的酒糟，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酒香。
附近一些人知道后，常常三三两两地聚在这里饮酒聊天。吴玉东为人仗义，凡是上门的熟人，都会让他们先喝几口尝尝。他的酒虽算不上名贵，但口感醇厚，价钱又公道，很快就吸引了一些固定的顾客。
按照当时的法律，私自酿酒是违法的。政府推行公营经济，所有酒类生产和销售必须经过统一管理，私自经营不仅扰乱市场，还容易牵扯到投机倒把。
起初，这间小小的酿酒店并未引起太多人注意，但随着生意逐渐红火，周围一些人对此产生了意见。有的担心这股歪风影响村里的纪律，有的则因个人矛盾心生不满，最终将此事举报到了县里。
1949年底，举报信被送到县里的稽征部门。郭宗录接到命令，带着几名队员前往查办。他是剿匪大队的骨干，办事干练，深得上级信任。接到任务后，他迅速带人赶到大安村，径直来到吴玉东家。
一进院子，便能闻到浓烈的酒香。推门进去，酿酒的器具和存酒的坛坛罐罐一目了然。郭宗录当即下令没收所有酿酒工具和存酒，并警告吴玉东不得再犯。
这次查处让吴玉东吃了个大亏，他的酿酒店被端，家中积存的酒被倒掉，损失惨重。他消停了一阵子，不敢轻举妄动。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悄悄恢复了酿酒生意。这次他吸取了教训，不再明目张胆地经营，而是将酿酒的地方移到偏僻的角落，还让孔令仁在外打掩护，只有熟识的人才能买到他的酒。
不久，又有人将此事举报到县里。郭宗录再次接到指示，命他前去调查。这一次，他比上次更加谨慎，决定带着几名队员先行摸排，确认情况后再行动。一天傍晚，他们整顿队伍，准备前往吴玉东家查处。
他们刚走到村口，忽然传来几声枪响。枪声短促而急促，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郭宗录和队员们一听，立刻提高警觉，判断可能是土匪袭击。他们没有犹豫，立即朝枪声传来的方向奔去，准备应对突发状况。
当他们赶到吴玉东家时，眼前的情景让所有人都愣住了。院门大开，屋内一片狼藉，吴玉东倒在地上，身上有明显的枪伤，早已没了气息。屋内的家具东倒西歪，酒坛碎裂一地，空气中除了酒味，还混杂着一股血腥味。
误判冤案：民兵成员被定为凶手案件发生后，地方公安部门接到报告，立即派出办案人员赶往现场。调查进展缓慢，警方在村中走访，多名村民对案发经过都语焉不详。
就在此时，一名年长妇女主动找到办案人员，表示案发当天傍晚，她曾在村口见到郭宗录等人进入吴玉东家。她回忆说，那时天色已暗，村里人本就不多，几个民兵匆匆走进吴玉东家后不久，便传来了枪声。
郭宗录等人解释，他们当晚确实前往吴玉东家，目的是执行公事，准备调查酿酒一事。然而，刚到村口就听到枪声，随即赶往现场，发现吴玉东已经倒在地上。
警方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认为他们抵达时间与枪响时间过于接近，可能与案件有关。随后，警方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郭宗录等人与吴玉东曾有过冲突，特别是在查封酿酒店后，吴玉东一度对郭宗录心存不满，曾在酒后抱怨过此事。
由于证据不足，案件迟迟没有突破。公安部门面临较大压力，要求尽快破案，避免案件影响社会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办案人员决定加大审讯力度，试图从郭宗录等人口中得到确凿证据。审讯持续了多日，在高强度的刑讯逼供下，郭宗录等六人最终在供词上签下姓名，但在面对其他民兵和家人探望时，他们仍然坚称自己是冤枉的。
案件被迅速移交法庭。由于案件涉及枪击致死，性质恶劣，加上郭宗录等人曾在案发前进入吴玉东家，法庭很快做出判决，认定郭宗录等人因个人矛盾谋杀吴玉东，最终判处死刑，并决定立即执行。
迟到的正义与无法挽回的悲剧一年后，宁阳县的剿匪行动仍在持续。尽管此前对土匪势力进行了多次围剿，但仍有部分漏网之鱼藏匿于深山，伺机作乱。这些土匪白天隐匿在密林和山洞中，夜晚潜入村庄抢劫粮食，袭击基层干部，有时甚至伏击执行任务的民兵和解放军，令地方政府始终无法彻底稳定局势。
经过情报摸排，警方锁定了一股仍在活动的耿继武、宁益山土匪团伙，他们依附于山间的一处隐秘据点，以附近几个村庄为目标，不时下山掠夺。
一次例行的剿匪行动中，县公安和剿匪大队联合出击，分批包围了这股土匪的藏身地。战斗很快打响，枪声在山谷间回荡。土匪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逐渐失去抵抗，最终部分被击毙，余下的人被全部生擒。
审讯过程中，耿继武、宁益山等人供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们这伙人正是当年吴玉东遇害案的真正凶手。
土匪回忆，当时他们长期在南部山区活动，曾数次潜入村庄获取物资，吴玉东家里存有大量粮食和酒，便成为他们的目标。案发当天，他们趁着天黑摸进村中，计划闯入吴玉东家，抢劫粮食和金钱。
行动过程中，吴玉东察觉了异常，试图反抗。土匪不愿节外生枝，直接开枪将他击倒，随后在屋内搜刮了一番后迅速撤离。撤退过程中，担心村里有人听到动静，他们特意选择分散行动，在不同方向开了几枪，企图制造混乱，为自己争取逃跑时间。
面对如此明确的证据，警方不得不承认当初的调查失误。办案人员回忆起一年前的审讯记录，翻阅当时的卷宗，郭宗录等人始终未曾承认罪行，却在刑讯逼供的压力下被迫认罪。如今真相大白，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消息迅速传开，宁阳县的法庭和公安部门被迫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处理此事。最终，他们决定对外公开承认错误，向社会宣布：“我们搞错了。”
参考资料：[1]刘向上.茂义庄特大冤案始末[J].江淮法治,2009(20):58-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