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14日清晨，王广宇的监禁生活迎来了转折。那一天，两个专案组的工作人员突然出现在他的牢房里，简单地告诉他一个决定：他将被释放。
过去的几年里，他在秦城监狱度过了无数孤独的日子，每天按部就班地劳动、放风，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那些不变的规矩与制度。
突然间，他被告知将出狱，这样的安排让他感到既陌生又不安。他真的是被释放了吗？
鲁迅手稿的失踪1967年，戚本禹给王广宇下达了一个任务，要求他去找韦君宜，取回一份鲁迅的手稿材料。王广宇接到这个任务后，便按照指示前往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他并没有对这份手稿产生过多的疑虑，觉得不过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便按部就班地去执行。
王广宇到达出版社后，韦君宜很快便将一份鲁迅的手稿交给了他。这个手稿并非遗失的那一份，而是另一份完全不同的文件。
王广宇并未意识到这份手稿的不同，顺利地将文件取回，带回了办公室，交给了戚本禹。戚本禹看过后也没有太多的反应，只是简单地将文件存档，并没有深入核实手稿的真伪。
鲁迅那份真正遗失的手稿，并没有真正在流通的过程中消失。它并没有被盗，或被他人故意销毁，而是被误放在了办事组的保密室里。保密室里堆满了各种文件和资料，这些文件大多被长时间忽视，存放得杂乱无章。
那份鲁迅的手稿，被放在了几个大木箱子里，没人注意到它的存在，直到有一天，这些箱子才被重新打开。遗失的手稿，实际上一直就躺在这些箱子里，没人再去翻阅或核对过它的位置。
作为办事组的组长，王广宇负有直接责任，应该负责管理这些重要的文件资料。可是，王广宇对手稿的保管并没有进行充分的检查和清理。
很快，相关责任追究工作展开，王广宇也未能逃脱责任，必须为此承担后果。
被捕与关押王广宇因鲁迅手稿事件被捕后，首先被送往了功德林监狱。刚到监狱时，情况并不像他预想的那样直接被关入牢房。相反，他被带到了一个专门的收容室。
在这里，王广宇没有任何多余的准备，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之外，他并没有带任何私人物品，因为他是在被窝里被突然抓走的。
狱警命令他按规定动作抱头蹲下，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接着，几名狱警开始对他进行彻底的搜查，将他身上所有能拿出来的东西都检查了一遍。王广宇的口袋里只找到了一些零钱、一支普通的自来水钢笔、一两本笔记本，还有一些工作证件和几把钥匙。
搜查结束后，王广宇被要求在逮捕证上签字，他注意到，逮捕证上罪名一栏被狱警的手遮住了，他并未得知自己到底因为什么被拘押。虽然他被带到这里，环境的陌生与冷漠让他无从了解自己为何会落到如此境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才逐渐知道，自己之所以被关押，源于一项指控：王广宇将鲁迅的书信“卖掉、私分或烧毁”，这使得他成为了这起案件的焦点人物。
这个指控看似简单，却严重影响了王广宇的命运。他被指责为篡改历史和损毁文化遗产，给社会带来了不可逆的损害，导致他不得不面对更加复杂和严峻的局面。
转移至南苑监狱在功德林监狱待了不久，王广宇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他被告知将被转移到南苑监狱，这个消息让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毕竟监狱对他来说，都差不多是那样一个地方。
南苑监狱的条件更加艰苦，生活没有任何宽松的余地。狭窄的牢房、有限的自由、每天的严格管理和繁重的劳动，逐渐让王广宇感到生活的压迫。
在南苑监狱，他度过了大约两年的时光，日复一日的无聊和孤独让他渐渐麻木。每天早上起床、劳动、吃饭、放风，晚上就是固定的就寝时间，所有的安排都被预先设定，没有什么变化。
1971年元旦之后的一天，王广宇的监禁生活终于出现了一些变化。这天，有个50多岁、满脸络腮胡子的工作人员来到了他的牢房。他告诉王广宇，今晚将有一次转移，目的地是一个新的地方，而且新的地方条件会比这里好。
王广宇没有过多反应，他只能按照指示准备离开，像往常一样，他没有办法得知更多的细节。傍晚时分，工作人员带着他离开了牢房，步伐匆匆，似乎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进入了车厢后，车窗被紧紧遮挡，王广宇无法看到外面的任何景象。
车子行驶了将近一个多小时，车身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颠簸。窗外的景象完全被隔绝，这使得王广宇的感觉更加沉闷和不安。他能听到车轮与地面摩擦的声音，但无法知道自己在驶向何处。
经过了漫长的车程后，车辆最终停了下来。王广宇被带下车，站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他环顾四周，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明白了自己已经被送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的生活进入秦城监狱后，王广宇的生活变得异常单调。每天的作息时间被严格规定，早晨七点，起床的哨声准时响起，意味着新的一天开始了。从那时起，他便开始了一天的劳作，直到晚上九点才可以休息。
白天的时间在牢房里度过，除了每天的放风时间外，几乎所有的时光都在四面透不进阳光的狭小牢房中度过。牢房的面积大约只有14平方米，空间狭小，空气沉闷，时间也变得异常漫长。
日复一日，所有的日子看似都没有什么变化。每个早晨都以同样的起床哨声开始，每晚的睡前时间也差不多。他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来回走动，保持基本的清洁，直到新的一天开始。
不过，王广宇并不是没有一些办法让自己在这压抑的环境中找到一丝慰藉。对于他来说，书籍成了最重要的伴侣。在这极度孤独的环境下，文字给予了他极大的精神安慰。
幸运的是，到了1973年，监狱的管理规定开始有所松动，囚犯们可以借书了。这个消息对于王广宇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的雨。
监狱里提供的书籍种类并不多，但对王广宇来说，能够阅读任何书籍都足以使他感到精神上的满足。那时，他借到了《鲁迅全集》，并开始逐篇阅读。这套全集是他最为珍视的书籍，鲁迅的作品让他对文学、历史乃至人性有了更深的思考。
除了《鲁迅全集》，王广宇还借到了一些政治书籍，特别是《马恩全集》的三卷。这些书籍在某种程度上让他对世界、对历史、对社会的认知更加深刻。虽然这些书籍大部分是关于政治理论的内容，但它们在王广宇的监狱生活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出狱与农场劳动在秦城监狱度过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后，王广宇的生活又迎来了新的变化。
自1975年3月起，监狱方面开始调整了放风的次数，之前每个月或每周才有一次放风机会，但现在有时一天甚至能放风一次。
这个变化让他在长期的监禁生活中感到些许的宽松，至少能走出牢房，站在阳光下，呼吸一些新鲜空气。
放风的时间成了王广宇每天最期待的时刻。
他和其他犯人一起，被带到监狱的院子里。院子不大，周围依旧是高高的围墙和厚重的铁网，但站在外面，王广宇可以感受到一丝久违的空气流动，仿佛这是他与外界的一点微弱连接。
即便是这种短暂的放松时刻，他也能从中感受到一种稍微的解脱，哪怕这只是一天中的短暂片刻。
1975年5月14日的早晨，王广宇的监禁生活再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那天早上，两个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来到了他的牢房。工作人员的到来打破了原本平静的日常，王广宇并未预料到这将是一个如此重大的时刻。
工作人员并没有立即给他任何解释，而是直接告诉他，他将被释放，但不能直接回家。王广宇听到这话时，并没有立刻反应过来，工作人员继续说道，他将被送到一个农场，那里有一定的劳动任务，待一段时间，最后的结论才能出来。
王广宇按时出狱。监狱的大门缓缓打开，他走出牢房，站在了外面的世界。虽然他早已身处这个新阶段，但离开秦城监狱时，还是感到一丝陌生。
没有亲人迎接，也没有明确的去向，他只能跟着工作人员走向火车站。火车是他前往农场的交通工具，这一段旅程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安排。火
经过漫长的车程，王广宇最终到达了那个指定的农场。农场的环境比监狱宽松很多，王广宇和其他被送到这里的人一起开始了农场的劳动工作。农场的生活条件虽然简陋，但没有监狱的束缚感和压抑的管理。
每天，他和其他人一起从事农活，劳作的时间比在监狱里要自由些，虽然依然有规定的工作时间，但与监狱中的那种绝对约束相比，已经显得较为宽松。
在农场待了几年后，终于有一天，王广宇得到了恢复工作的结论。随着这个消息的传来，他终于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他被告知可以返回北京，这意味着他可以重新回到社会，恢复自己曾经的职务。
参考资料：[1]黄乔生.鲁迅手稿的收藏、整理和出版[J].鲁迅研究月刊,2014(6):5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