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月24日，阎长贵被带进了秦城监狱，这个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几乎与世隔绝。阎长贵被赋予了代号“6820”，一个简单而冰冷的数字，取代了他曾经的名字。
在监狱里，连最基本的身份都被剥夺，每个犯人都成了代号背后的“无名之人”。尽管他的牢房面积只有14平方米，但其中的配置却令他感到一种别样的“宽敞”。
与那些无望的日子相比，这里的生活看似更为有序，甚至有时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在这种封闭的空间内，一切似乎仍有某种“安排”。
但是，身为代号“6820”的阎长贵，能否从这份机械和孤立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还是只能在这座黑暗的牢笼中等着最终的判决？
阎长贵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1962年9月22日，阎长贵的文章《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年报》上发表。那篇文章看似简单，语言朴实无华，却透出一股纯粹的理想主义。阎长贵并没有过多思考，写作过程也是水到渠成，几乎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
文中他批判了“出头的椽子先烂”这种处世哲学，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态度和价值观。他的论调没有过于激进，也没有高深莫测的理论支撑，而是通过个人的亲身经历，讲述了无论在生活的道路上遇到多少困难与挑战，只要有勇气承认错误、及时改正，就能走得更加坚定。
文章的写作过程并不漫长，阎长贵并没有预料到它会在社会中激起如此大的波澜。阎长贵自己写下这篇文章时，完全没有想到，这段时间里的文字会与自己的人生轨迹发生如此深远的联系。
他把自己的人生哲理写成文字，随手投稿，原本是想抒发心中的一些感想，没有预料到这一切将成为一个转折点。
毛主席在《中国青年报》上方亲自题写了批示，批示简短但极具分量：“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毛主席的批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具有着巨大的分量，这种批示对于任何一位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种无比重要的肯定。
文章发表后的几天内，阎长贵便发现自己变得异常引人注目。各地的同志开始讨论毛主席的批示和他的文章，甚至在一些党内会议中，阎长贵的名字被频繁提及。
原本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一名年轻的知识分子，未曾经历过任何大风大浪。可在毛主席批示之后，他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一夜之间，他便被中共高层的许多重要人物所知晓和尊敬。
调任钓鱼台1966年7月，阎长贵被调往钓鱼台国宾馆工作。钓鱼台作为国家的高级接待场所，长期以来接待过许多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国际知名的政治人物，这个地方是国家政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在这里工作，意味着阎长贵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升，并且被赋予了更重要的职责。他的工作地点是钓鱼台国宾馆的16号楼。
阎长贵开始在钓鱼台担任了一个重要职务，这里有着宽松的工作环境，也有接触更高级别领导的机会。
政治风云往往变化无常。就在阎长贵以为自己将继续在钓鱼台国宾馆发挥作用时，命运却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转折。
入狱与秦城1968年1月24日，阎长贵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这一天，他被突然带入了秦城监狱，一个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他被迫换上了黑色的囚服，这是一套极其简单的服装，象征着他从此进入了完全不同的世界。
随着囚服穿在身上，阎长贵再也无法回头。从那一刻起，他的身份被彻底抹去，所有的过去和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与他无关。
在秦城监狱里，所有的囚犯都被严格规定了代号，不允许再称呼他们的真实姓名。任何人的身份都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一串冷冰冰的数字或字母。
阎长贵也不例外，他被分配了代号“6820”，这是1968年第20号政治犯的代号。在这里，代号代表了一切，而名字不再存在。这串数字代替了他曾经的身份，代号成了他唯一的“名字”。
秦城监狱是一个充满压抑的地方，与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阎长贵的所有人际交往、所有信息的来源都被切断，他被迫与外面的世界彻底断开。无论是与家人、朋友，还是任何曾经认识的人，所有的联系方式都不存在。
冬天来临时，监狱为阎长贵发放了一套黑色的棉衣棉裤，这是唯一能够抵御寒冷的衣物。冬季的寒风刺骨，棉衣虽然厚重，却并不足以完全防止寒冷。监狱的条件十分简陋，保暖的设施极其有限。
夏天来临时，他被发放了粗布短袖衬衫和一条黑色短裤，衣物简单，几乎没有多余的装饰，完全符合监狱对犯人的统一标准。无论是冬天的寒冷，还是夏天的酷热，阎长贵只能在这两种单调的服装间循环度过，每天的生活节奏单一而严苛。
在秦城监狱的日子是枯燥乏味的。阎长贵的每一天几乎都在吃饭、躺床、等待审问和审查中度过。
监狱的生活充满了机械化的节奏，犯人们被要求按规定的时间吃饭、休息、做体力劳动，除了这些基本的生活内容，几乎没有任何能让人产生思考或情感波动的事物。没有书籍、没有报纸、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所有的感官都在日复一日的封闭中逐渐麻木。
在这种枯燥和封闭的环境中，阎长贵没有与任何人进行过长时间的交流。他所能做的，仅仅是躺在床上等待，等待着监狱方是否会再次安排审问。
审问的间隔时间并不固定，有时会突然发生，有时则漫长地没有任何消息。每次审问，阎长贵都不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样的提问，也不清楚自己会承受怎样的指责和压力。
在监狱内的生活条件非常简陋，除了提供的棉衣和粗布衬衫之外，阎长贵仅得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比如毛巾、牙刷、牙膏、手纸等。每天的生活似乎被局限在这些最基础的物品上，他的生活空间狭窄且无趣。
秦城监狱的14平方米的牢房，与阎长贵之前在功德林的9平方米牢房相比，空间上稍显宽敞，但依然无法摆脱阴冷和压抑。墙壁冰冷，水泥地面显得格外粗糙，空气中充满了潮湿的气息。
新的开始与重获自由尽管周围环境充满压抑和无情，阎长贵依然在每天的生活中寻找到某种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尊严和生活秩序。每天，他都会拿起毛巾，开始打扫自己的牢房。虽然这是个普普通通的水泥地面，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阎长贵擦拭的每一寸地方都非常仔细。
每次打扫时，他都会认真地把每个角落都擦拭干净，尽力让这个简陋的空间变得整洁、清爽。在他坚持不懈的打扫下，水泥地面竟然能反射出一丝微弱的光芒，仿佛在黑暗中带来了一点温暖。
这种细致入微的生活态度，持续了两年多。直到1970年，他才迎来了第一次提审。这次提审虽然仅仅是例行公事，但对他来说，却是一种小小的突破，仿佛有了与外部世界重新建立联系的机会。
1975年5月，阎长贵被从监狱释放出来，重新获得了自由。原以为这意味着他将结束长达七年的监禁生活，开始全新的篇章。但现实却并非如此简单。
释放后的阎长贵，并没有直接回到他曾经熟悉的城市生活，而是被送往了远离北京的湖南洞庭湖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在洞庭湖的农场上，阎长贵并没有因为环境的艰苦而放弃自己的知识和背景。尽管他身处一个远离城市、偏远的地方，他依然保持着对自我教育的渴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农场中的地位逐渐有所提升。
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阎长贵被调入农场的中学担任了教师。他在这里教授学生，分享自己的知识与经验，开始逐渐适应这片远离政治中心的土地。
阎长贵在农场逐步展现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才能和责任感，几年后，他被提拔为农场中学的校长。阎长贵逐渐在农场内担任了更多的职务，参与了农场的各项管理。
直到1979年9月，阎长贵才迎来了真正的解放——他被恢复了名誉，彻底平反，结束了长达12年的漫长政治经历。
参考资料：[1]阎长贵.试论当前最主要的人民内部矛盾[J].前进,1995(11):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