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澜牺牲噩耗传来，中外哗然。老蒋罕见题写了“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的挽联，并于次年清明节前夕为其举行了万人送别的盛大国葬仪式，同时批准戴安澜的英名入祀南京忠烈祠；远在延安的教员赋诗《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其中“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更是道尽了戴安澜远征缅甸的抗日壮举；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更是将象征军功的懋绩勋章首次追授给了这位中国远征军将领。
牺牲在异域的抗战英魂得此广泛认可殊荣，实为难得，也正印证了此前戴安澜本人在写给家人的绝笔中提到的那样：“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而提起戴安澜和他所率200师在抗战中的履历和战绩，可谓是熠熠生辉，在那段全民族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峥嵘岁月里，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系于一身的戴安澜几乎无一例外的参加了当时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众多战役。
1938年3月，在享誉中外的台儿庄战役中，时任国民革命军第52军第25师第73旅旅长的戴安澜率部一战陶墩，二战朱庄，三战郭里集，以传统的“火攻”战术巧夺日军阵地并迫使其后撤，为主力部队围歼台儿庄日军营造了有效的牵制力量。
当然，这并不是戴安澜与日军的首次正面交锋，早在10年前的1928年5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中担任连长职务的他便亲历目睹了日军炮制“济南惨案”的肆意妄为和凶狠残暴，从那时起，一颗扫清外侮、振兴民族的精忠报国种子便在他的心底深深埋下了。不仅如此，戴安澜为当年出生的长子取名“覆东”，即“消灭东洋”之意，也足见其内心坚不可摧的杀敌报国意志。
第一次实现抗日杀敌愿望的机会是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期间。彼时担任国民党第17军第25师145团团长的戴安澜奉命率部前往长城要塞古北口接替疲劳作战的东北军部队，这是戴安澜实现杀敌报国之志的首次正面交锋，也是他在军界崭露头角的成名一战。
此役，戴安澜率部坚守龙儿峪主阵地，据险而守的同时也意味着全团同装备优良的日军作孤军奋战，每一个小阵地的失陷也必将预示着守军全部牺牲的命运，这种死战不退的顽强意志和伤亡代价可想而知。战后，第25师伤亡超过4000人，戴安澜和师长关麟征身负重伤，友邻部队的149团团长王润波则壮烈殉国。
此时的戴安澜虽因功获授五等云麾勋章，但战场上那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惨烈回忆让他无不悲愤交加，也正是因经历了这种刀光剑影般的生离死别，他对同生共死和同甘共苦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与感受，对士兵也一如既往的做到了爱惜、珍重和关切。
1939年1月5日，时年35岁的戴安澜升任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200师师长。值得一提的是，该部队是当时第5军军长杜聿明的起家部队，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坦克、装甲车和火炮等重型装备，是被老蒋给予厚望的国内唯一一支机械化师。
10个月后的桂南战役中，凭借这支装备优良的正义之师，戴安澜一举率部攻占了有着“钢军”之称的日军第21旅团的昆仑关主阵地界首高地，翻开了200师自抗战以来最为光辉的一页。当然，战斗力强悍到令日军胆寒的外表之下，是戴安澜身先士卒、奋勇争先的负伤火线指挥和所部敢死队员们前赴后继的顽强牺牲换取的最终胜利果实。
经此一战，戴安澜蜚声中外。不仅荣获老蒋亲授的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一枚，更是被其称之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及至1942年初，率部移驻云南的戴安澜闻言国民政府有意与英美联合组建远征部队入缅作战的规划时，主动请缨远征参战。
当年2月中旬，作为先头部队开赴缅甸同古的戴安澜和200师就这样踏上了征程，并在这个人口仅有11万人的缅甸南部小城里打响了中国远征军入缅的首战。或许对200师的官兵而言，他们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也没有对战场形势的研判，但有一点他们充满无比坚定的信心，那就是永远相信他们的师长戴安澜。
面对无险可守的同古平原，孤军待援的200师上下与日军精锐第55师团浴血奋战12昼夜，在对方兵力和火力占据优势的不利条件下，戴安澜率部如钢钉般紧钉在阵地上，令正面进攻的日军寸步难进。从坚固掩体到断壁残垣，从集中投弹到近身肉搏，200师抱定必死决心与日军鏖战不退，最终以付出20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5000余人，而后奉命撤出同古。
同古一战，使戴安澜在盟军中名声大振，但这昙花一现的战果终究是暂时且局部的胜利，无法遏止渐入颓势的中缅印盟军整体溃退局面。一边是日军频繁穿插迂回作战造成的伤亡代价，一边是战力不佳的英军每遇战事各行其是的“倒车”表现，中国远征军处境之艰难不言而喻。
更令戴安澜陷入危机的是，随着缅甸战场盟军的全线溃败，戴安澜所率200师也不得不经历由胡康河谷向缅甸中北部山区转移前进，并相机退回国境的艰难之路。相较于其他部队，200师是日军第56师团“挂图作战”的首要追击目标，正因如此，日军不惜化整为零索性也在遍布原始森林的“野人山”里来了一场游击战争。
尽管多次交锋后200师仍保留了最初的完整建制，但因部队采取分散突围，且对地形和路线均一无所知，很快便遭遇了日军大股力量的伏击，戴安澜因此腹部中枪而流血不止，虽经临时止血包扎操作，但因弹尽粮绝而造成的物资匮乏仍变相加剧了他的伤口恶化，加之热带雨林的潮湿天气，这位创造了无数战争奇迹的英雄师长终究倒在了距离祖国仅有咫尺之遥的缅北达朗科地区，而这里通向祖国南疆的云南只剩下最后一条西保至摩谷公路。
此刻，近在眼前的祖国却如同远在天边遥不可及的天国，空留给戴安澜的只有无尽的凝视与思索。临终前，他坚持让卫兵帮忙整理好身上的衣物，最后一次眺望北方祖国的方向后与世长辞。
当戴安澜牺牲后，人们从他随身携带的皮包中发现了一封未及寄出的家书，落款时间是民国31年，即1942年3月22日，正是他率部浴血同古城时所写：
“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澄、篱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望勿以我为念。”
东瓜即同古别称，而这封读来让人潸然泪下的家书也再次见证了戴安澜将军内心深处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英雄身虽死，英魂将永存。
1956年10月3日，由教员亲笔签发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被送交到戴安澜遗孀王荷馨手中；2009年9月10日，戴安澜获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5年后，戴安澜入选中国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时至今日，当我们回首抗日战争和中国远征军异国抗倭作战的那段历史时，仍然会对戴安澜这位抗日民族英雄肃然起敬，不仅仅是为战场上表现出的慷慨赴难斗志和英勇抗争行为而感动，更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最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留下了让国人敢于呐喊斗争的宝贵精神力量。
精忠报国者，浩气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