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封建社会出奇的长。之所以能那么长，好多人认为是源于中国一项可以促进上下阶层流动的独特制度——科举制。
为了公平，唐宗宋祖们选择了科举
科举制，是一种人才选拔方式。选拔人才出来干嘛呢？当然是担当国家责任，当官。但最早最早，官员是不用选拔的，都是世袭的。老子挂机，儿子接着当。长此以往，官当得理所应当，毫无顾忌、任性妄为，很是不好。君主们，不愿让一群蛀虫蚕食了自己的江山。他们想要富国强兵，就有了推荐。通常是指，被君主信任的人推荐有德有才的人出来做官。最初有些作用，但渐渐地，这些有“信任度”的人发现了有利可图，就拉扯一下裙带、谋求一点利润、发展一些势力。人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即使后来有了明确制度——九品中正制，但有权之士们，还是利用推荐制，把社会发展成了有钱有势之人当家做主的天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推荐制，成了特权阶层加强权力的工具，彻底被玩坏。
用人的标准，自古认定，一为德、二为才、三为学识。德与才更重要，但很难考量。曾记否，自古至今，多少打着“德”、“才”口号进行的人才选拔，都成了耍流氓。倒是学识，可以通过考试一较高下。素质教育靠不住，实施起来不如应试公平。选拔人才，除了表面之义，更有背后之义，那就是给普通阶层以出人头地的机会。因此，公平至关重要。为了公平，唐宗宋祖们选择了应试教育——科举制。
科举制，诞生于唐，兴盛于宋，完善于明清。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人物，白居易、柳宗元、韩愈、欧阳修、苏轼、文天祥……都曾通过科举，走上当官大道。起初的考题，应该还不固定，考过诗词、考过歌赋，比较随机。到了明清时期，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朝廷决定实行标准化试卷，即八股文。八股文，在出题范围、作答形式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定，尽可能地兼顾了不同教育水平、不同发达程度的各个地区。
千百年来，科举制一直都是促进上下阶层流动的杠杆，是社会公平的体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许多穷孩子通过科举，实现逆袭。北宋的范仲淹，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例。他自幼丧父，随母改嫁，寄人篱下、生活困窘。据说，一盆凝固的凉粥曾经就是少年范仲淹一天的饭食。他将粥分为四块，早上两块、晚上两块，再配点腌菜。但生活再苦都不算什么，因为他有希望，他刻苦攻读，要通过科举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夙愿。最终，他梦想成真，成为一代名臣。
好多人都以为，曾经的科举，就像现在的高考。其实，科举远胜于高考。因为，科举最终选拔出来的个顶个是领导干部。而今，就算是985的毕业生也不可能全都享有如此待遇。中国人历来是官本位制，干啥都不如当官好。可以想见，这样一场一举当官的考试，怎能不让人抓狂。从世间有了考试，可能就有了舞弊，何况这么有吸引力的科举。
在科举制度鼎盛时期的明朝，就曾发生了一起著名的科场舞弊案。那一场科考，牵扯了两位名人。
那一年，是弘治十二年
1499年，那是一个春天。大明王朝弘治十二年的会试即将开始，有两个青年，正从各自的家乡分别赶赴北京，参加三年一度的科考盛事。
这两个青年，一个叫唐伯虎，一个号王阳明。花开两朵，咱们只能单表一枝。这一年，唐伯虎过得远比王阳明曲折，我们就着重表表他。
“唐伯虎点秋香”，人们印象中的唐伯虎，以才华横行天下，风流倜傥、快意人生，但现实中的唐伯虎却活得不怎么畅快。而一切不愉快的开始，就在那一年的会试。
唐寅，字伯虎，苏州人。他属虎，应该正是因此而得名。据说，唐家的祖上曾是官宦人家，只不过后来没落了。唐伯虎的父亲经营着一个小酒馆，虽是个生意人，却深知功名的重要性，着力培养自己的儿子读书。而唐伯虎也很争气，不但少有才名，还结交了同样有名的才子文征明、祝允明等人。
少年时，唐伯虎曾遭遇过家庭的不幸。在24岁那年，仿佛天降厄运：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妹妹竟相继患病，不到两年就都离他而去。唐伯虎痛苦万分，年纪轻轻竟落得两鬓斑白。后来，在一众好友的鼓励下，他才重拾生活的信心，努力学习，奋战科举。
刻苦加天赋，在28岁那年，唐伯虎在应天府乡试中拔得头筹，获得“唐解元”的美名（乡试的第一名，称解元），比现在江苏省高考状元还厉害。次年，他一路高歌直奔京城，去参加会试。
在途中，唐伯虎结识了同为赶考举子的江阴人徐经。二人意气相投，结伴同行。徐经，富甲一方，也是名人，是大名鼎鼎的徐霞客的曾祖。有了徐经结伴，等于有了资本介入，唐伯虎的赶考之路，进行得轰轰烈烈、潇潇洒洒！
到了京城后，唐伯虎和徐经，这对才子与财阀CP组，不甘寂寞，招摇过市，四处参加“保过辅导班”。期间，他们结交了时任礼部侍郎的程敏政大学士。
程大学士也曾是少年才子，与唐伯虎互相欣赏，颇有惺惺相惜之意。对于唐伯虎与徐经的请教，他给出了耐心的指导。
后来，程大学士被任命为了本次会试的主考官，参与了出题工作。那年，会试考题出的很偏。大部分考生都考得垂头丧气，只有唐徐二人兴高采烈，发挥出色。他们扬言压中了题，曾提前作过文章。唐伯虎还高调宣布，一定会中状元。更为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阅卷时。当程大学士看到两份精彩绝伦的考卷时，竟大为赞许道：“这定是唐寅、徐经二位青年才俊的杰作，别人断没有这样的文采！”
联想到前后种种，不由得让人多想。很快，就有人弹劾程敏政，说他贪污受贿，卖考题给唐伯虎和徐经。听到这个消息，考得不好的举子们一下子找到了宣泄抑郁出口，开始口诛笔伐。一时，在朝廷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天子明孝宗立即组织成立专案组，下令严查。
程大学士、唐伯虎、徐经都被抓了起来，接受审问。三人都否认买卖考题，但徐经、唐伯虎确实给程敏政送过钱。据说，唐伯虎花钱是为了求得程敏政的一篇文章。钱不多，这也是当时文人之间的雅趣，但在此时，就有些说不清了。似乎，科场舞弊可以坐实，可一查程敏政批阅过的答卷，剧情又出现反转。
明朝科举考试的考卷，为避免看到考生姓名，要糊名；为防止通过字迹辨认身份 ，要誊录。考官评分时，根本看不到试卷属于谁。当专案组人员找到原试卷时，发现被程敏政大力称赞过的那两份试卷，并不属于唐徐二人。而且，在程大学士批阅录取的试卷中，就没有唐徐二人。审来审去，没有证据证明程大学士卖过考题，但徐经却承认了曾买通程家的书童，窃取考题。有人猜测，可能是屈打成招。
这个科场舞弊的案子，明显证据不足，不能定案。但三人却没获得无罪释放的待遇：程敏政被开除公职，提前告老；唐伯虎、徐经被贬为小吏，取消功名，终生不得再参加科考。
程敏政出狱四天，因愤懑而发了痈毒，不治而亡。徐经，服从安排去作小吏，期待哪天新帝登基，能获大赦，再重走科考路，但有生之年，他没能等到那一天。唐伯虎，不耻为三班衙役，自此落魄江湖，桃花庵里安身。
一件“莫须有”的科场舞弊案，这样惩处似乎太过严厉，但明孝宗却自有他的道理。礼部侍郎、文坛名流程敏政，赶考的举子唐寅、徐经，都是科举的相关人士。何况，后来程敏政还成了主考官。考官和两个考生相谈甚欢、来往过密，打成一片。程敏政是不避嫌疑，言行上更是欠缺谨慎，大嘴巴，想说啥说啥。而唐徐二人，就算查无实据，也难以让人相信是“心思纯净”。圈子文化、拉帮结派，势必影响科举公平，明孝宗就是要把此类“不正之风”遏制在摇篮里。
遥远的古代，没有影像技术、人脸识别、数据系统为凭借，只能靠加大违法成本来维护科场公平，即舞弊行为一经发现，必定重处。明孝宗，弘治帝，是盛世明君，他用实际行动，给天下一个警示：科举公平，不容践踏，有权、有钱都不行，有才也不行！
没有加分、没有保送，不通过科举考试，再有才都不行。
科举，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最好的人才选拔方式，但却是最为公平的方式。它本为公平而生，从不以选拔超世之才为第一要务。
古往今来，在科举面前，不是所有的才子都能叱咤风云，很多都折戟沉沙。唐伯虎，没能通过科举。唐伯虎之后的徐文长，少年时就誉满天下，可屡试不第之下，也没有“自主招生”，能给他个“破格录取”。他们都是科举的手下败将，但几百年之后的我们，可能不知大明王朝的那些状元们都姓甚名谁，却一定知道唐伯虎和徐文长的一生起伏。
是真才子，总能显名天下。科举，不需有例外，只需守住公平！衷心希望，今年的高考，也能没有加分、没有保送，更没有破格录取，就凭一考定乾坤，给所有考生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那一年，唐伯虎终身落榜，而王阳明却顺利通过会试，登上殿试舞台，最终取得二甲第七、天下第十的好成绩，开始了仕途、学术双丰收的人生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