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五马分尸后，商鞅其实还活着

图存就要求变。每当社会发展进入死角，就需要变革，或是革命、或是改革。革命，被外部力量推到重建；改革，自己砸毁再建。与革命相比，改革更具主动性，但自毁长城从来不易，以己之茅攻己之盾是亘古难题。改革是对利益分配的重新调整，要动摇自己的统治基础，需要断臂重生的勇气与雷霆万钧的铁血手腕。

上下五千年，改革最此起彼伏的年代是战国，而战国最波澜壮阔的改革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秦孝公的招贤令

好多人认为秦国本就是强国，其实不然。秦穆公之后，由于统治上层的争权夺利，秦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动荡。直到秦献公继位，才实现安定，但国家依旧存在很多问题：内有权贵专横，外有强敌欺辱，民生艰难，国势日衰。而与此同时，秦国的近邻三晋——韩、赵、魏则是蒸蒸日上。尤其是魏国，在魏文侯的治理下，更成一霸，多次欺辱秦国，夺取了河西之地。天下皆视秦为夷狄，“六国卑秦，不与之盟”。

秦献公死后，他的儿子秦孝公继位，年仅21岁。他立志要改变现状，发出招贤令。

在招贤令中，秦孝公先缅怀了曾经的荣耀，又痛诉近年来的沦落，深感“丑莫大焉”，最后表达了建设秦国梦的美好愿望，并以画龙点睛之笔道出求贤的诚意“宾客群臣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就是说，成就我的“秦国梦”，你也将拥有“秦国梦”——不仅享受高官厚禄，还能分疆裂土。

这个“秦国梦”无疑是足够诱惑的，吸引了很多“外国人”不远千里而来。其中，有一个卫国人叫卫鞅。他对秦国的困境了然于胸，自有一套强秦方案。他带着满满的野心，怀揣“利器”而来。

从魏国来的卫鞅

卫鞅，本是卫国公室后代，姓公孙，当时被称为卫鞅或公孙鞅。他素好刑名之学，有化乱为治的自信，立志于做一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业。但卫国，又小又弱，勉强活着，无力发展。所以，他只好也像众多同乡一样，背井离乡追寻梦想。

当时，魏国是天下最先进的国家，许多人才诸如庞涓、吴起之流都在此发迹。卫鞅也决定作“魏飘”。但魏国的人才太多，籍籍无名的卫鞅没能获得关注。他只在魏国相国公叔痤的门下作了一名中庶子。

这个公叔痤，向来嫉贤妒能，曾为保住自己的相位，赶跑了吴起。可一名合格的嫉贤妒能者也是要具备基本素质的，那就是要能鉴别出“贤”来。公叔痤早就看出了卫鞅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是不举荐，直到人之将死，才发表其言也善。

公叔痤对来进行临终关怀的魏惠王说：“我的门客中庶子卫鞅，‘年虽少，有奇才’，足可接替我担当治国重任。”见魏惠王不置可否，他又说：“君上如果不用卫鞅，那就杀了他，千万别让他跑到别国去！”魏惠王点头应允了。可等到魏惠王一走，他又马上把卫鞅叫到身边：“刚刚，我向魏王举荐你接替我为相，但未获认可。我的原则是先君后臣，先为君主谋划，再为下属打算。我先向君主建议不用你就杀了你，现在再告诉你这个消息，你快快逃命去吧！”

这才叫“人嘴两张皮，咋说咋有理”，这么一件两面三刀的事儿，就被公叔痤说得大义凌然。可卫鞅却没有感激涕零，反而很是淡定地说：“魏王既不肯听您之言用我，又怎么会听您之言杀我呢？”

卫鞅说对了。离开公叔痤家后，魏惠王就对左右说：“公叔病得厉害呀，真是太可怜了。他先让我把国家交给卫鞅治理，后又让我杀了卫鞅，这不是糊涂了吗？”

魏惠王的一句“糊涂”，将卫鞅置于了安全的境地，也置于了无望的境地。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很快，他就看到了别处的希望之火：秦国正发布招贤令。他决定前去一试。

秦孝公和卫鞅相遇了

到秦国之后，卫鞅搭上了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在景监的运作下，他获得了秦孝公的召见。

秦孝公血气方刚，急于一步登天，一见卫鞅就开门见山地询问强秦之道。

卫鞅不只求高官厚禄，他更要干一番事业，名垂青史。所以，他需要一位干实事的君主。他与秦孝公之间是真正的双向选择。在秦孝公确认他是不是可用之臣前，他要先看看秦孝公是不是可辅之君。

第一次，卫鞅将上古先贤尧舜禹的事迹慢条斯理地一一道来，可还未等他这篇又臭又长的论述完结，秦孝公就鼾声大起，睡着了。第二天，孝公就将景监斥责了一番：“你推荐来的是什么人吗，一句有用的不说！”景监受了责备，自然就将一肚子怨气撒向了卫鞅，可卫鞅还振振有词：“我以为秦君想行帝道，才阐述了仁义。是我会错了意，下次不会了。”

秦孝公第二次召见了卫鞅。这一次，他又大谈商汤、周武，孝公虽然没睡着，但也听得不厌其烦，直接打断道：“先生记忆力强大，令人钦佩，但古今形势大为不同，古人的经验放在今天恐已不能适用！”说完，就拂袖而去。

秦孝公很生气，自己大小不计也是个一国之君，两次拨冗召见，竟得到的都是些无稽之谈。气愤之余，他就又把景监叫来骂了一顿。景监一向得宠，因为卫鞅挨两次骂后，已经不想再荐贤了，可卫鞅却不肯善罢甘休：“秦君只是对倡导贤德的王道不感兴趣，我已经知道他想听什么了。倘若能让我再次面君，定能称君之意！”架不住他死缠烂打，景监只得第三次为他求得了召见的机会。

在第三次召见中，卫鞅给秦孝公说了霸道，即齐桓公、晋文公是也。孝公听后，有点赞许，但并未重用。他只是对景监说：“你推荐的人不错，有时间可以再谈！”于是，才有了第四次召见。

此时，卫鞅认定，秦孝公是个想干实事的君主。他详细阐述出了强国之术：国不富，不可以用兵；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富国莫过于努力耕田，强兵莫过勇于作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罚之下不敢怯懦，赏罚必信、政令必行，如此就没有不富强的国家。

秦孝公听得如痴如醉，不知不觉就凑到了席前。二人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共语多日不觉疲倦。秦孝公决定任用卫鞅，进行变法。

变法决不是说说而已

变法的消息一传出，权贵们就慌了。幸福的生活从来经不起风吹草动，他们要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必须要站出来维权。于是，一场关于变法的大讨论在秦国展开了。

权贵们极力阐述现有制度的优越性，曾给秦国解决过无数难题，且出口威胁：动摇原则，必定会导致国家动荡。但秦孝公不信邪，豁出命来要变法。他任命卫鞅为左庶长，全权负责变法事宜。

在卫鞅的操刀下，变法令出台了。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最主要的有几点：一实行法治，赏罚严明；二奖励耕织，重农抑商；三以军功定爵，宗室没有军功也不能获得爵位；四推行郡县。说起来似乎平常，但实际意义重大：实行法治，就是要限制特权；奖励耕织就避免了不劳而获，激活了生产力；以军功定爵，就给了百姓以出人头地的机会；推行郡县，就有了非世袭的官员。

但法令制定得再好，如果沦为一纸空文也是白搭。卫鞅和秦孝公有决心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并要把这决心宣布于众。为此，卫鞅策划了一场活动。

在秦国都城，在人流量最大的大市场南门，卫鞅让人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召集起了过往的百姓，下令：能将此木扛到市场北门者，赏十金。这根木头不重，把它从南门扛到北门，不需要大力士，一般人就行。这么轻而易举的事情就能拿到十金的赏赐，百姓们都纳闷，不敢上前。卫鞅又将赏金加到五十金。他相信重赏之下，总会有不信邪的勇夫。果然，有人动心了。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走出人群，扛起了木头，轻松地到达了北门。当即，卫鞅就兑现了赏金。轻而易举拿走了五十金，众人哗然。

变法改革就要言必信、行必果。执政者要老是光说不练，再好的政令都是自说自话。无人理睬，徒留自己尴尬。南门立木，卫鞅用行动告诉大家，他的变法决不是说说而已！

变法就要自上而下

变法开始实施后，特权受到压制。富且贵们到处散布怨言，千方百计想要阻挠，并最终，付诸了行动。他们中，一个上头有人的人带头触犯了新法。这个人，就是太子。

太子可是秦孝公的儿子，他犯了法谁敢处置呢？富且贵们都想看看卫鞅如何吃瘪，但他们不知道，卫鞅此刻正需要惩办一个位高权重的，来为变法立威。他说：“变法进行的不顺利，就是因为上面的人不遵守。”太子也必须伏法，但他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受刑。所以，卫鞅决定拿两个反对变法的刺头——太子的两位老师开刀，“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这个公子虔应该是记恨在心了，过了几年，再次触犯新法。卫鞅再次动手，割了他的鼻子。

一些人对法无所畏惧，屡屡冒犯，无非是仗着上面有人。只要敢动“上面的人”，法自然让人望而生畏。变法就要自上而下，要有敢于撼动一切得铁血手腕。

见识了卫鞅的铁血手段，秦国没人再敢反对变法。但是，变法还需进一步推进。为此，秦孝公迁都咸阳。国都，常常是一国势力盘根错节之处。迁都，可以打击特权，让美好的蓝图重新画就。

变法十年，秦国社会秩序井然：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秦国人民都有奋斗目标：努力耕织、拼命打仗，国富军强，可谓大治。秦国一跃成为天下强国，秦孝公夺回了魂绕梦牵的河西之地，雄视天下。

卫鞅帮助秦孝公实现了“秦国梦”，秦孝公也信守承诺，圆了卫鞅的“秦国梦”，将于、商十五邑封给了他。卫鞅这才号称商鞅。

变法者总是身处险境

商鞅被列土封疆，欢天喜地，可宗室贵戚们却愤恨非常：商鞅的幸福明显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他们一直都在伺机报复。

战国时期，多有趁乱谋名、谋利的人。有个叫赵良的舌辩之士，就想在商鞅事件中分一杯羹，要充当商鞅的指路人。他引经据典，对商鞅说了一堆。总结起来无非就是：商鞅推行变法，得罪的人太多了，现在是有秦孝公护着，但如果秦孝公一死，太子继位，他就危险了。赵良劝商鞅不要贪恋富贵，赶快归隐田园。

赵良说得都对，但这世上的事儿，不是说得对、讲得通，它就能做。人都已经杀了，事儿都已经做了，梁子都已经结下了，缴枪不杀也只是个传说，商鞅要是放弃所有不就是束手待毙吗？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坚持的人生，可以兵败身死，却容不下临阵退缩。

商鞅此生最大的执念就是运用自己强大的思想缔造一个强大的帝国。他知道，这份事业终将要载入史册，他也终将会因此能对视先贤、俯看后人。他可以缺德冒烟什么事儿都干，可以被杀，但却唯独不能自甘退缩。退缩，就意味着对坚持的改悔，会成为事业的败笔、人生的污点。所以，商鞅就算贪生怕死，也得硬着头皮坚守岗位。

秦孝公是商鞅的强大后盾。只要秦孝公健在，商鞅就能够继续“奉献”，坚守岗位。

可是，天下没有不死之人哪，而且还总是死得很突然。就在拒绝赵良劝降的五个月后，秦孝公去世了，他的儿子秦惠文王继位。新君继位，根基未稳，自然要收拾一片人心，而秦惠文王急需要收拾的就是被商鞅伤害得残破不堪的那片贵族之心。可光有好言抚慰是不行的，要想弥补贵族们心灵上的创伤就得刀刃上面见真章。

难道秦惠文王不想继续变法事业、缔造大秦帝国了吗？当然不是，虽然曾经反对过变法，但那只是年少时他还不懂变法。随着年龄的增长、责任的加重，他明白了变法才是硬道理。但如今，变法新政在秦国已走上了轨道，对于帝国大业来讲，有商鞅五八，没商鞅四十，已经是到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时候了。再说，当年商鞅对还是太子的秦惠文王也是多有得罪。如今，把变法累积的矛盾放到商鞅身上，让他为秦国的稳定大业作出贡献正当其时。

秦惠文王把要收拾商鞅报仇雪恨的意思有意无意地透露给了贵族们，贵族们那都是有眼力见的人，自然就有了计较。很快，公子虔一般人等就来告发商鞅谋反了。一接到举报，秦惠文王马上派人去逮捕商鞅。

这个时候，谁都得多长点耳目。商鞅也早早得到了消息，撒腿就跑，一气儿就到了边关。时值天色已晚，他就去投店。那时候，没有电视，商鞅虽位居高位，也没办法跟全国人民混个脸熟。所以，就算真身在眼前，店家也认不出商君其人，只是像接待平常客官那样接待商鞅，非得让他出示身份证，并说：“商君之法有规定，收留了没有身份证的人住店，店主连坐。”投店不成，商鞅感叹道：“这真是作法自缚哇！”

最终，商鞅被杀于郑国渑池。秦惠文王将商鞅车裂，据说就是五马分尸。

变法是有志者的事业

商君死了，那商君之法呢？

商君之法仅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就把秦国从不入流的蛮夷之国变成了雄视六国的大秦帝国。秦惠文王不傻，虽杀了商君但却沿用了商君之法，并让它源远流长。

也许有人会觉得商鞅的一生不值，真个是身死而为天下笑：五马分尸的结局，任是大秦帝国，任是一统江山也无法弥补，倒是徒增笑料。

这怎么说呢，就像巴黎街头的小鞋匠永远都不明白为什么拿破仑不坐享荣华，而执意要去征战滑铁卢。还是陈胜那句话说得好，“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燕雀之志弹跳在富贵荣华之下，徘徊在生死攸关之间，而鸿鹄之志则可超越富贵荣华，枉顾生死攸关。而商鞅，正是这样的鸿鹄志者，不患人可灭，但求法常存。只要商君之法还在，商君就虽死犹生。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变法，再论其彻底性与成效性，太俗，但它的魅力的确无法言喻。几经沧桑、几度沉浮，时间证明没有什么比思想更强大。当时代遭遇瓶颈，商鞅用锐利的思想为历史开出新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太祖、康熙帝都曾在这条路上前赴后继。不是帝王，胜似帝王，他是主宰。英雄，不能以成败论，更不能以“生”“死”计。因为，“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摘自臧克家《有的人》）！

商鞅其人、其事，已过去了2000多年，但我们仍然怀念。当时代再遇瓶颈，不知谁来再作商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