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十五年（39年）春，洛阳南宫德阳殿内，司徒韩歆跪伏在地。他刚以天象示警劝谏光武帝节俭爱民，却换来帝王震怒：“卿欲效晁错乎？”三日后，这位以直言著称的南阳名士，在遣返故里的驿道上接到责问诏书，最终引剑自刎。
东汉初立，光武帝刘秀以“柔道治国”闻名，对云台二十八将宽厚有加。然在司徒（丞相）人选上，却展现铁腕——邓禹、伏湛等开国元勋仅任司徒数载便遭更替，至韩歆、欧阳歙、戴涉三任，竟皆不得善终。
韩歆之死最令朝野哗然。这位精通《费氏易》的大儒，因在朝堂驳斥光武帝对隗嚣、公孙述的赞誉，直言“亡国之君皆有才”，触犯帝王逆鳞。更致命的是建武十五年正月，他借星象谏言减免赋税，彻底点燃了刘秀的杀心。
接任的欧阳歙案更具象征意义。这位八世传经的《尚书》世家掌门，因在汝南太守任上的陈年旧账下狱。弟子千余人**宫门求情，甚至有学子自髡剔发愿代师受刑，却未能改变欧阳歙瘐死狱中的结局。至戴涉时期，仅因举荐的官员盗金获罪，竟牵连司徒下狱诛杀。
三公接连殒命的背后，实为光武帝精心设计的政治手术。他深谙西汉亡于权臣的道理，遂行三策：废三公封侯旧制，断其世袭根基；将政务实权移转尚书台，使司徒沦为虚职；更以严苛律令震慑，但凡三公稍越雷池，即施以雷霆手段。
建武二十七年（51年），随着“大司徒”改称“司徒”，东汉完成了对相权的彻底阉割。此刻回望，韩歆等人的悲剧早已注定——他们恰逢光武帝重构权力架构的关键期，既是旧制度的最后代表，又是新体制的祭旗者。
耐人寻味的是，被削弱的司徒之位竟成烫手山芋。史载戴涉死后，朝臣多推辞此职，最后竟由太仆朱浮勉强接任。这位新任司徒战战兢兢，每逢朝会必先察言观色，再无前人风骨。
从云台功臣的善终，到三任司徒的惨死，光武帝的“柔道”中始终藏着钢刃。他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一个强化皇权的政治模板，更警示着所有渴望制衡君权的臣子：在帝王心术面前，即便是天下文宗，亦不过是棋局中的弃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