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会议，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但可惜的是，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在国内却消失不见了，反而在苏联和美国各发现了一份俄译版和英译版。

这次大会一开始是在上海召开的，后来因为引起了巡捕的注意，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就是在这艘游船上制定的。

可惜，这两份文件并没有保存好，后来就消失了。

1937年，美国女作家尼姆·韦尔斯在延安访问时，特地向参加一大会议的董必武问起了这件事，董必武惋惜地说：“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不过，在国内没有，不代表在国外也没有。

因为当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共产国际曾经派了两位代表来指导工作，就是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中国共产党通过的那两份文件，也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完成的，而且，大会结束后，他们还要回去向共产国际汇报，相关的文件也要在共产国际存档。

因此，大家都相信，在国内找不到的那两份文件，很可能在苏联还能找到。

（图：中共一大文献的俄文原件）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进入了蜜月期，中央就向苏联提出，希望能把中国在共产国际的资料档案运回来，也得到了苏联的同意。

1956年9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专门去了一趟苏联，运回了几大箱档案资料，其中就有一大会议的那两份文件。

不过，这两份文件也不是当年的原件，而是俄译版，杨尚昆就让人翻译成了中文，并送给董必武审阅。

董必武看后，说在发现中文资料之前，这份资料应该是可靠的。

不过，在这份资料中，第一个纲领共有15条，却没有其中的第11条，是翻译者遗漏了？还是写错了序号？不得而知。

这是在苏联的俄译版的情况，那么，美国的英译版又是什么情况呢？是谁把它带去的？

这个人，就是陈公博。

陈公博虽然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但他当年也是参加过中共一大会议的，代表的是共产党广州支部，因为陈独秀当时住在广州，等这次会议结束后，大家就让他带着相关文件回广州，交给陈独秀。

所以，陈公博手里是有相关文件的。

可惜，陈公博后来的思想与共产党格格不入，就脱离了组织，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正是在留学期间，陈公博给后世留下了那两份重要的文件。

1924年，陈公博写了一篇硕士论文，题目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详细论述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因为他是亲历者，自然写得很有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在这篇论文后面，陈公博还附上了六篇附录，其中前两篇附录，就是中共一大制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案。

不过，这篇论文当时并没有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直到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韦慕庭，无意中发现了这篇论文，非常激动，立即进行研究，还把作者的相关资料都找了出来，确定了这个学生就是当年参加过中共一大的陈公博。

值得注意的是，在陈公博提供的文件中，也是缺少了第11条，这就说明，应该不是翻译者遗漏了，而是本来就没有这一条，是把11错写成了12。

不过，当时参加会议的13位代表都没有发现这个错误，也是一件怪事，按理说，如此重要的文件，不应该出现这么明显的错误，莫非还有其他的隐情？不得而知。

在韦慕庭的操作下，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陈公博的这篇论文，书名就叫《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韦慕庭还写了一篇序，其中写道：“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保存有第一次大会所产生的文件，董必武认为所有的文件都已丢失，而附录一和附录二就是，我认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文件。”

这就是历史的无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如此重要的文件，在国内早已消失，却在苏联和美国保存了下来，恐怕就连想象力最丰富的小说家，也写不出来这样的情节吧！

（参考资料：《红色的起点》《党史博览》《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