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主席说了这样一段话：“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那么，“六中全会”发生了什么，让毛主席认为这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会议呢？

（图：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开始了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局面，中央专门召开洛川会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略方针，就是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应该说，这是符合我党我军的战略方针，也得到了大家一致认可，但是，等王明回国后，却发生了很大的变故。

王明之前一直在苏联，没有参加长征，也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等他后来知道遵义会议把他的主张都推翻后，心里自然是憋了一股气的，因此，等到1937年底回国后，王明就急于扬刀立威。

王明刚到达延安机场后，就在机场发表了一次讲话，声称自己是奉了共产国际的命令，回来领导中国共产党抗战的，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目空一切。

当时在场的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写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

很快，在王明的提议下，中央成立了长江局，统一领导我党在南方各省的抗战工作，由王明担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担任副书记，成员还有博古、项英、董必武、叶剑英、凯丰等人，其中，博古和凯丰都是王明的人，项英也与毛主席貌合神离，因此，长江局几乎就成了王明与毛主席分庭抗礼的地盘。

在具体的工作上，王明也处处以共产国际代言人自居，否定了中央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战略，而是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求全党全军服从国民党的指挥，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共同抗战。

那么，王明到底是不是奉了共产国际的命令呢？

应该说是有的，当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认为国民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理应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战的任务，而共产党的实力还很弱小，只有在国民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另外，斯大林也有自己的私心，就是想让国民党拖住日本的脚步，解除日本对苏联东部的威胁，因此，他自然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

所以，王明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其实也代表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观点。

因为有共产国际的背景，再加上王明的口才非常好，很善于蛊惑人心，就吸引了无数拥护者，长江局所在的武汉，俨然也成了另一个“中央”，与延安分庭抗礼。

如果任由王明继续下去，中国共产党将会再次重蹈当年陈独秀的“右倾投降”悲剧，彻底葬送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大好局面，因此，必须要阻止王明继续做下去。

如何来阻止呢？毛主席深知，王明之所以有底气，就是因为有共产国际给他撑腰，要想打倒他，就必须要“釜底抽薪”。

于是，毛主席就派任弼时去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和抗日战略，让共产国际明白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最终同意了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并让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新指示。

王稼祥是在1938年7月回到延安的，中央就决定在9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

王明得知这个消息后，还没有自知之明，竟然要求大家到武汉开会，由他这个“共产国际代言人”来宣读新指示。

但是，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王稼祥还给他发去电报说：“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明见没有人支持他，只好来到了延安。

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说：“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和朱德同志领导的军队执行着新的政策，其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全党都必须支持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在中央领导机关内，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然后，王稼祥又说：“在我临走的时候，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这是季米特洛夫临别的赠言。”

这段话，很明显就是对王明说的，因此，王明听后顿时就蔫了，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嚣张了。

这次会议，彻底消除了王明在党内的错误思想，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因此，毛主席才会说这次会议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会议。

（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简史》《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