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址，位于上海黄浦区兴业路76号，现在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鲜为人知的是，这里曾经长期被一家面粉店占用，直到建国后，才在周佛海的遗孀杨淑慧的帮助下，确认了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中共一大会址。

1950年秋天，上海市长陈毅向上海市委宣传部下达了一个命令：明年7月是建党30周年，要尽快找到当年中共一大会议召开的地址。

这无疑是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任务，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就立即把沈之瑜叫来，让他全权负责这件事。

这位沈之瑜，年轻时在上海上过学，是刘海粟的高徒，后来参加了新四军，上海解放后，成为上海军管委员会文艺处的一名干部，因为他对上海很熟悉，姚溱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起初，沈之瑜只知道中共一大是在当年的法租界开的，范围太大了，有点无从下手，但是，很快，姚溱就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当时，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是扬帆，他的手下有一个叫周之友的副科长，就是当年参加一大会议的周佛海的儿子，周佛海虽然叛变了革命，但他的儿子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扬帆手下的一名干将。

（图：周之友（后左）与父母合影）

据周之友回忆，周佛海生前写过一本回忆录，里面记载了当年参加一大会议的一些事，可以找来看看，而且，周佛海的遗孀杨淑慧正在上海的监狱坐牢，她当年也跟着周佛海一起参加过一大会议，可以让她出来帮忙找一下。

有了这些线索，就好办多了，沈之瑜立即去图书馆找到了周佛海的那本书，名叫《往矣集》，找到了关于一大会议的那段记录，是这样写的：“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这段记录提供了两个重要的线索，一个是他们住的地方，是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另一个就是他们开会的地方，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

这样一来，范围就大大地缩小了，就是在贝勒路上。不过，周佛海的这个记录其实是有误的，差点让大家白费功夫。

贝勒路是之前的名字，1943年改成了黄陂南路，道路两侧足足有两千多座房子，而且李汉俊也已经牺牲了，要找起来还真不好找，只能请杨淑慧来辨认了。

不过，毕竟已经过去了29年，这条路上的建筑早已面目全非，而且杨淑慧当年只是跟着周佛海来过几次，印象也不深，所以，两人在这条路上转了足足一整天，也没能辨认出到底是哪一座房子，沈之瑜只好让她回去再好好想想。

过了几天，杨淑慧高兴地来找沈之瑜，说自己好像找到了。

为什么说“好像”呢？因为那座房子并不是在贝勒路（黄陂南路）上，而是在兴业路上，也就是以前的望志路。

在兴业路和黄陂南路的交叉口上，有一家“恒昌福面坊”，杨淑慧感觉很像当年来过的李汉俊家，但是，从外观上看又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杨淑慧也不敢确定到底是不是，就让沈之瑜去调查一下。

沈之瑜经过调查得知，早在1920年夏天，有一个姓陈的人在望志路建造了五座房子，用来出租，其中的两座被一个姓李的人租去了，把中间打通，变成了一座，这个姓李的人，就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

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和哥哥住在一起，所以，当年中共一大会议，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召开的。

不过，李书城后来又搬走了，李汉俊也在1927年牺牲了，这座房子就被做酱菜生意的董正昌租去了，后来，董正昌又租给了自己的亲戚，这个亲戚就在这里开了这家“恒昌福面坊”，一直到建国后。

到这里，应该就可以确定了，但上海市委还是有点不放心，就把这座房子拍了几张照片，派人送去北京，请毛主席和董必武确认一下。

当年参加一大会议的13位代表，此时还在党内的只剩下毛主席和董老了，两人看过照片后，都表示确实很像当年开会的地方。

另外，中央还提到了一个人，就当年参加一大会议的李达，后来虽然已经脱党，但仍然致力于研究共产党的理论，此时正担任湖南大学校长，当年一大会议召开时，就是他和李汉俊一起筹备的会场，因此，如果有他来辨认一下，肯定是更有权威的。

李达得知这个消息后，也欣然前往，一到“恒昌福面坊”就激动地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这里就是李汉俊的家！”

到这里，中共一大会议的地址终于被确认了下来，后来经过还原，恢复了当年的样子，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参考资料：《红色的起点》《党史博览》《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