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目标不是躺平的人生，
被他们找到了
双雪涛的小说《飞行家》里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叫李明奇的工人，过着属于单位和集体的一生。以常规视角审视，他条件平庸、沉默寡言，并未让妻儿过上富足的物质生活；但在家人眼里，他是“注定会做成什么事的人”。
李明奇的梦想是研制出属于人类的飞行器，并为此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在故事的结尾，李明奇带着亲人乘坐热气球飞往南美洲。气球最终消失在夜空中，李明奇就此消失在所有人的现实生活里。
这当然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它故事隐喻了某种普通人的秘密生活。每个人都会有至少一次飞行，切实存在、但从不外显，如冰山沉寂于日常生活的海面。
有时候，生命不是被家庭、学历、绩点、工资、存款而刻画，而是一次又一次的飞行叠加而成。年轻人在其中，足以找到更真实的自我与更多可能。
一
对桂濛来说，起飞就在她钻进狭窄的驾驶座、戴上赛车头盔的瞬间。
锐思赛车场的赛道1.4公里，桂濛练刹车时只用一段赛道来回绕圈，从起点到第一个刹车点只需要10秒左右；重新起步、过弯，到第二个刹车点，19秒左右。时间在秒与秒之间细微浮动，一次比一次更精准、更紧凑。
2018年，桂濛驾驶KTM X-Bow GT4力夺上海亚洲超级跑车大师赛GTS组别冠军。
这背后是她漫长而枯燥的重复练习——她要在10分钟内围绕这个赛道转上20圈，用40次机会去寻找刹车时微妙的“粘脚”感。最终，她用以年为单位的重复，将这种感觉变成肌肉记忆，把跟指补油练到“换档不跟趾都不舒服”。
2015年9月，桂濛第一次以“女赛车手”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方程式大奖赛（CFGP）上海站的新闻里。在桂濛的自我叙述中，“第一次正式比赛”从来不是什么重要的节点，那只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后，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
只是，事情变得不一样——桂濛初次飞行的姿态，是半躺式地坐在驾驶座，屁股比两条腿还要低。这和她所练习的不一样。“你骑过三轮车吗，就是板儿车，前面一个轱辘后面俩儿、一拐弯感觉要倒的那种，第一次开方程式就是这样的感觉，一拐弯儿，诶——？”
方程式赛车的坐姿，是这样的。
这种扭曲的姿态最终构成了她的飞翔。她参加的比赛越来越多，从房车（touring car，指改装过的普通轿车）到方程式赛车，从CFGP到更重量级的CRC（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她终于感受到绝对速度中轻盈的快乐。
桂濛自己形容参加CRC的感觉，“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追逐的快乐。其实不是我太快，而是前车太慢了。但是一靠近他我的玻璃就变成了纯黄色……好在终点不远，只好跟着他首尾相接冲过终点”。
赛车并非她的主业，她也因为上班时间错不开，而放弃许多重量级比赛。唯一可被全情奉献的只有日常生活——当你对绝对的速度有了绝对的激情，一切无关事物都可以被牺牲。
2019年，桂濛参加LMP3。
北京的赛道无法开放方程式赛车的练习，更多的车队都驻扎在珠海赛车场。桂濛的周末总是往返于北京和珠海，只要珠海赛道开放，她就会飞过去练几天再回来，“有时间就去，有闲钱就去”。
为了适应技师的粤语讲解，她把手机导航调成粤语，买了票飞过去，每天练3节，一节半小时，耗光一天的体力。有时练的久了，开着租来的车回酒店，“发现胳膊酸到连电台音量都调不了”。
另一个必须的开支是健身。赛车作为一项竞技运动，除了需要反应速度，更需要绝对的力量。桂濛这两年来坚持泡在健身房、早睡早起，把体脂和肌肉量维持在相当高的标准上。2020年初，疫情封闭期间，桂濛中断练习，第一反应是“在家省钱了”——因为生活里忽然只剩下健身。
泡在健身房的桂濛。
好在，这些投入有一些回报：在AFR亚洲雷诺方程式系列赛的B组比赛取得不菲成绩后，桂濛又参加了专门为选拔女性车手进入F1作准备的W-SERIES（women-only racing series）。参加这项赛事，意味着可以去水平更高的欧洲训练，也意味着一天30万人民币的训练成本，以及更高、更难计算的车损。“需要家里有矿或足够的赞助商，不然像我这种勒紧腰包自己去的话就要尽量避免，别撞车，不然车损真的太贵了。”
自费近乎不可能。可桂濛决定，先靠自己过初选，最后再找赞助商。她的确通过了奥地利的60进28，也就意味着——她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女车手，比国内90%的男车手都快。但在28进18阶段，桂濛惜败。
在中国赛车文化仍不普及的情况下，桂濛的领航员吴越甚至觉得这种失败有些悲壮：“在中国现在赛车环境下，想知道哪个女车手是真心喜欢赛车，其实很简单，就看她在赛车上是花的钱多还是赚的钱多。”
在西班牙选拔中驾车的桂濛。
所以这个故事里，有两个并存的结尾：A结尾是，一个主流之外的女赛车手，获得了前人从未取得的成功；B结尾是，一个为爱好投入了太多时间、精力和金钱的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失败。
桂濛觉得这一切并不矛盾。“我不太愿意跟别人分享我在赛车中经历与感受的一切。一方面是懒得分享，一方面是我觉得对我很重要的事情，别人不一定能感受得到，甚至于歪曲地理解我——他们没有理解到我痛苦的点，也没理解到我开心的点。”
“如果你就是想要发朋友圈，那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其实你要想把车开好，是个痛并快乐的事。”
二
有些飞翔甚至与成就、挑战或传奇故事无关。它表现为一种静默的收集，漫长年岁里的囤积——比如拥有一个系列、不同版本的芭比娃娃，全套的变形金刚模型、机动战士高达、数码暴龙，各种型号的四驱车。
直到现在，潘海涛还有这样的梦想，他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古玩具”，打造了属于他自己的玩具总动员。
潘海涛在给中古玩具拍摄视频。
东北长大、北京读大学、毕业后进入广告公司，收入可观；后来因为父母养老问题回到东北，进入培训机构做老师，一段时间后辞职创业。这几行字可以描述清楚潘海涛大致的人生历程，而隐藏在每个节点罅隙间的故事是——他拥有过一个10元钱的简陋四驱车，一些成色很好的中古手办，然后是一家专门经营中古玩具的小店。
相比之下，日本由于动漫产业发达、中古玩具市场成熟，成为了正版限量玩具的富矿。在创业初期，潘海涛去了许多次日本，以及二手市场同样较为成熟的韩国、台湾，并收集了一批“童年时不敢想象”的经典玩具。
潘海涛家里摆满了同一系类中古玩具。
后来，他发现了另一座，属于中国本土的，隐秘的富矿——东北、西南、四川等地区经营多年的杂货店。“很多人可能不敢相信，东北一个小卖铺能干30年，玩具摆在货架上积满了厚厚的尘土，老板都不会打扫，这毫不夸张——可能只有在“静止”的东北才会发生这样的故事。”
他开始到东北地区的小城市“扫货”，在县城的小学周边，寻找那种“看上去破破烂烂，深藏不露的小卖部”——那里往往藏着一些时间久远、溢价很高的中古玩具。有些玩具可能10元成交，而且老板对你极其热情：“可算卖出去了！”——这是潘海涛在东北淘货过程中大部分玩具店老板的心态。
在这些“时间静止”的商店里，旧玩具被胶带粘在透明玻璃上展示着，有些在经年暴晒下已经褪色。但你经常能看到一些历史超过20年的玩具——不止是铁皮青蛙或拨浪鼓，有些玩具的形制久远到，“老板也说不清到底是80年代，或者90年代，还是什么时候的。”
在黑龙江的尚志市，潘海涛曾经找到过一家老店：货架直戳屋顶，最高层积满尘土的纸箱里，装着大量的“奥迪双钻静态四驱车”——这是《四驱兄弟》风靡的时代，最经典的四驱车款式，但相较于普通四驱车，这种车型保有量极少：“市面上流通的所有车型加起来可能没有我那次发现的多。”潘海涛这样形容。
潘海涛通过3D打印机，打印玩具配件。
这些年来，为了收集老玩具，潘海涛已经走过105个城市，打卡了上千所小学：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韩国、泰国等地方。通辽、赤峰、沈阳、秦皇岛、北京、沧州、太原、杭州、长沙……他记得在每一个城市找到的特殊中古玩具，或许是某个从未见过的发条铁皮玩具，或许是曾经风靡一时、但被更多人遗忘在岁月里的经典ip。
在潘海涛的故事里，玩具意味着一次创业，数百次旅行，不同地域、时代下的集体记忆；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最想要的那个玩具，无限逼近于“略有缺憾，但值得永远怀念”的童年。
潘海涛的私信里，最常收到的一种是，网友会回忆早年因为家里贫穷，并没有如愿买到心仪的玩具，长大成人终于能圆梦，弥补童年的缺憾。
另一个比较特别的故事是，他收到一个小朋友的提问：“我妈妈90年的，我应该给她买什么玩具？”他在阅读时，感觉到“时间真真切切地过去了”。
潘海涛改装的部分玩具。
在情怀的收集或贩卖中，潘海涛有他自己的坚持——中古玩具应该到懂得它价值的人手中。“我愿意低价卖给懂玩具的人，相比一个不是很懂的人出500元买这套玩具，我更愿意以400元的价格卖给一个相对懂玩具的人。”
什么是“懂”，潘海涛没有明说。一个铁皮青蛙、一个经典奥迪双钻四驱车、一个附带变身功能的天使兽、一个莫名其妙的橡胶玩具犀牛，每段记忆会在漫长岁月中找到它的主人。
三
走出西北民族大学的后门，向旁边走上两百米，你会看见一家破破烂烂的小书店。这里面你能找到充满桃色新闻和情感专栏的旧《知音》，也会看到罕见的线装版《黄帝内经》，以及一些草草装订的考研习题和学术论文集。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共同点——它们都曾辗转于废品回收站，在填埋前被一位淘书客解救，论斤称重，麻袋扛回家，然后经过整理、消毒、重新装订后，回到书架上。
书店内景。
这是属于小向与小廉的故事。他们在借书、还书的过程中中相识相恋，日常约会是去各种小书店和旧书摊淘书。
除了读书外，小向更享受那种把一本旧书“翻新”的过程——封面是胶皮的，就用湿抹布轻轻擦拭；纸质封面脏了，用白色橡皮擦细细打擦，细砂纸仔细磨边，专用可以透气的塑料袋包装封袋。旧书可以被整饬出新书的即视感，而且是新中带旧、修旧如旧。它会成为书籍的一种附加值，铅字一般地，固定在每一次流转中。
在每年毕业季的跳蚤市场上，被翻新的旧书，尤其地受到同学们欢迎。毕业后，“为什么不能在学校附近开一个属于自己的旧书店呢？”从此，淘书、翻新、转手卖出，成为一种事业。
只是，如果加上生存的需求，淘书断断不能再以旧物市场为起点了——你的价格可以再高一点点，而成本要更加、更加低廉。淘书的地点，成为了附近的废品站，从旧纸堆中有意识地挑选有价值的书。“所以像我这样的淘书客，还有另一个名字——垃圾客。”小向说。
小向在废品站淘书。
但这也让淘书的过程又多了一重难以言喻的美妙：“和‘赌石’有异曲同工之妙，你永远无法知道你割开的袋子里有什么书。”有时候，打开一个蛇皮袋，一袋子5年前的考研资料、掉页的旧杂志，“嗐，那就是颗粒无收”；而有时候，你能遇见你最喜欢的小说一个从未见过的译本，一本早已不再重印的旧书，现在看来有点滑稽的时尚杂志与鬼故事合集。
但在某些时候，赌赢了，意味着你舍不得把这些书转手了。
小向的其中一次“赌赢”，听起来多少有点江湖传说的感觉：有一次，照例去废品收购站“检阅”麻袋，划开其中一个袋子，噼里啪啦掉出一堆泛黄的、包着牛皮纸的书“经验和直觉告诉我，这些东西不寻常，心跳骤然加速。”翻开以后，竟然都是些老中医书，其中还有两本线装。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割开了旁边另外几袋，居然全是中医书。
在所有种类的旧书中，中医书无疑最保值，而五六十年代的中医书又是其中的佼佼者。眼前的这批书都包着牛皮纸，里面像新的一样，在专业术语中这叫“全品”，摸上去触手如新，除了实用以外，收藏价值极高。
小向整理过后的中医书一角。
这是小向淘书几年来最大的一次“捡漏”，就连废品收购站的老板看见了，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开玩笑地说，要请他喝酒才能拿走。
即使如此，开书店总归还是不怎么赚钱的：为了养活自己，他们租在校门口的四合院，并到处寻找能赚钱的机会。女友小廉开始兼职做网文写手，写网络小说，也接各种稿子、软文、广告语、演讲稿等。除此之外，她还在餐馆做过打包外卖、切菜、包饺子、打扫卫生的杂货，领100元的工资；小向则在学校周边做跑腿小二，代取快递、代打印资料，每单2到10元不等。
这些贫穷、困苦、窘迫的情节，在小向和小廉的讲述里构成了“浪漫”：趁着毕业季淘来的拼装衣柜、电饭煲、热水壶、砧板、菜刀、饮水机、卫生纸，装点了简单的家。院子里一棵枣树、一棵杏树，趁杏子熟了做成果酱，晨起抹在面包片上；枣树还在开花，花朵飘飘荡荡落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房东的6层大货架被改造成书架，淘来后“不知如何处理”的书，暂且在这里中转。
“一本书从废品站数以万计的纸屑和灰尘里被淘书客选中，带回书店，仔细清理，放上书架，再邮寄到一个个爱书人的手里，这就是一本旧书的前世今生，宿命轮回。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种轮回延续下去。”
小向在摆地摊。
疫情之后，小向和小廉迎来了实体书店的寒冬。“没有一个冬天不会逾越，我们就像一棵黄杨扎根在这片黄土地上，静静等待着实体书店春天的到来。”听闻西北民族和兰州大学解封，他想，这或许是个转折呢？另一方面，心里有模糊的声音说，凋敝或许会是每个书店的终局。
但至少，他们在其中，找到了简单纯粹的快乐。
童年。上学。X年X班。搬家。取得本科、专科、研究生学历。房租。月薪。房价，地段，按揭或者全款。存款，理财，负债。车牌，地铁，公交，共享单车。结婚，儿女，寿命。你可以这样描述你的一生。
但在这之外，我们有更复杂和多元的可能，一种不为谁而来、不因何而存在的兴趣：它们使你变得独特，在种种标签与结构中找到自我。
它需要金钱的开支、精力的消耗。但就像一次预谋已久的飞行——你从大地飞向夜空，穿越层层虚空，去往有光的地方。
也许生活没有想象中完美，也许自己没有期待的闪耀，但总有一束光为你而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