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0年8月31日，援藏干部周述武带着20份绝密文件、3支枪与一位女翻译，仓皇叛逃印度。周述武叛国投敌，一时间成了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共产党的“口实”。

28年后，贫困潦倒，奄奄一息的周述武把第二任妻子张顺娇叫到身边，留下遗言，等他死了以后，一定要把他的骨灰送回老家京山。

周述武叛逃

西藏平叛后，一批年轻的援藏干部跋山涉水到达了日喀则，其中就有当年37岁的周述武。不久，周述武被分配担任江孜县中共县委副书记。

他是湖北省京山县人，苦孩子出身。刘邓大军解放了鄂西山区以后，周述武作为“贫农团”骨干，积极参加土改斗争，之后又作为骨干民兵，勇敢地配合解放军参加了清剿国民党和地主武装的斗争。

由于表现突出，周述武被吸收入党，并被选拔当了乡政府武装干部。话说，周述武是作为优秀基层干部，被选调援藏的。当时，他只身进藏，妻子周德芳和长女周启秀、长子周启祥还留在湖北老家。

1960年春节前夕，江孜县召开民主改革工作总结大会。在会上，周述武因“讲错”了一句话而备受冷落。会后，周述武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接受停职检查。3个月后，周述武被调任江孜地区农牧局局长。不久，周述武又被派去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

期间，上级给他安排了一个名叫丹珠的藏族女翻译。就在周述武消沉之际，丹珠给他带来个“喜讯”。由丹珠主动联系并进行动员，当地一位有影响的上层僧侣答应接受民主改革条件，解放农奴，平分土地。

周述武听后挺高兴的，几次由丹珠引导走进这位僧侣豪华的寺院经堂。谈话期间，周述武接受了这个僧侣“赠送”的一块金表。当事情公开后，有的人当场指责周述武犯了立场错误，土改工作不是依靠贫苦藏民，而是和“反动”上层串通一气。还有的人暗示周述武和丹珠关系暧昧，丧失了党员应有的作风。

不久，周述武接到上级通知，让他马上到地委去汇报工作。周述武很害怕，便以整理材料为名，硬是拖着没有动身。当上级又来电话催促时，周述武顿感走投无路，死期临头。这时，丹珠悄悄告诉周述武，那位僧侣愿意在他赶赴地委的途中帮他脱身，并助他远走印度，并由丹珠转赠30两黄金以备临时之需。

为了“逼”周述武走，丹珠说，土改工作队副队长和教导员已经和她了解了周述武收受金表等情况，他随时有可能被武力扣留。接着，丹珠表示，她在印度有一些有钱的亲戚，到了那里根本不用犯愁。另外，她愿意陪周述武度过余生。

不久，印度、美国和台湾地区的不少报纸，刊登了周述武的大幅照片，把他称为冲破共产党“铁幕”投奔“自由世界”的“英雄”。但丹珠并没有与周述武结婚，反而骗走了他大半黄金，后来就没再露过面了。

1962年3月，西藏平叛胜利结束。同年10月20日，对印自卫反击战爆发，一个月后，印度惨败落幕。随后，被打乖的印度表示愿意和我国维护睦邻友好的关系。一时间，周述武成了无人问津的“政治垃圾”。

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周述武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生活毫无保障。那时，他多想回到祖国，回到亲人的身边。但他终需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承担相应的后果。此后的日子里，只要一遇到华人，周述武就倍感亲切。有时他还会给华人商店做临时工，不要任何报酬。

为此，周述武结交了不少的华人朋友，并在华人居住集中的地区租了一辆人力车，开始做起了批发转卖馒头、面条这类小本生意。五六年后，周述武在一些华人的帮助下，开了一间小饭馆。而此时的他，已经是快五十岁的人了。

周述武留下遗嘱，一定要把他的骨灰送回京山

在印度开的小饭馆，本小利微，可周述武仍五更开门，夜半才打烊。这个小地方是他的生活所依，更是他的精神家园。只有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饭馆里，才能暂时地忘掉一切。

1973年初，51岁的周述武，在华人朋友的撮合下，与40岁的广东籍华人张顺娇结为了夫妻。数年过去了，张顺娇的肚子始终没动静。后来，周述武在华人朋友的帮助下，先后抱养了两个被遗弃的孩子。4岁的女孩，取名为“周添俊”，2岁的男孩，取名为“周添元”。

两个娃的加入，虽然给周述武带来一些欢愉，但更多的是生活上的负担。与此同时，妻子张顺娇患有严重的肥胖症，基本没有劳动能力。于是，养家糊口的全部重担，都压在了周述武一人身上。只两三年的时间，日夜操劳的周述武终究是病倒了。

之后，周述武夫妻只好把饭馆租给别人经营，每月靠收取的1千卢比租金，供一家四口生活。而周述武打针吃药的钱，只好东挪西借。后来，为了还债，夫妻俩不得不把经营多年的小饭馆卖掉，搬到了一间偏远的小屋子。

1986年初，一位回国探亲归来的华侨，来到周述武的病榻前，和他讲了祖国现行政策很好，对周这样曾与党和政府为敌的人，只要改过自新，可以既往不咎。听到这个喜讯的周述武，情绪高涨，病情也逐步开始好转。

当晚，周述武拖着病体给湖北省京山县政府写了一封认罪悔过信，陈述了当年自己所犯的错误，以及表达了自己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在信末，周述武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能允许他回国定居。

周述武的信，引起了京山县委，以及上级部门的重视。不久，京山县侨务办公室给周述武写了回信，向他宣传我党“既往不咎，来去自由”的政策，同意并欢迎他回京山定居。周述武接到信后，激动不已。之后，周述武便连续写了数封信，并与亲人取得了联系。

在信中，周述武得知自己的原配妻子周德芳，因突发脑溢血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现已全部成家，生活富足。这一悲一喜的刺激，令周述武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

1988年2月，周述武知晓自己已时日不多了，便把张顺娇叫到跟前。他说：“我生不能回家向党和政府当面认罪，死后你一定要把我的骨灰送回京山，遂我平生之愿。”说完后，周述武就死了。

同年6月14日，在几位华人朋友的帮助下，张顺娇和11岁的养子周添元一起带着周述武的骨灰，从印度直飞北京。4天后，张顺娇和养子到了周述武的老家京山。

到了地方后，张顺娇已身无分文了。为了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京山县县委、县政府很快为他们办好了转商品粮户口的一切手续。对于周添元，组织也作了安排，将他送进镇里的一所小学读书。上学的费用全免，并且每月还给他们母子100元的专款生活补助费。

8年后，周添元完成了学业。此时的他已经长大成人了，被安排在京山钙塑厂正式上班。张顺娇和周添元没有想过这样的结果，他们对党很是感激。后来，周添元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别人从国外回来，可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回来只添麻烦，政府还这样对待我们，为个啥？以前听《世上只有妈妈好》，我从没当回事。现在我才晓得爸爸总想着回国，他是在有了切肤之痛后，更真切地体会到：只有祖国母亲的怀抱最温暖。”

参考资料：《一位叛逃者的忏悔与回归》、《一个援藏干部的叛国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