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二十八将系列之二：吴汉

在东汉开国的历史画卷中，云台二十八将熠熠生辉，他们宛如璀璨星辰，照亮了刘秀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征程。而吴汉，这位位列云台二十八将第二位的名将，更是其中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犹如一颗耀眼的将星，为东汉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

吴汉，字子颜，南阳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出身贫寒，早年曾担任新朝宛县亭长一职，后因宾客犯法，无奈逃亡至渔阳郡（今北京一带），以贩马为生，在燕蓟之地闯荡时，结交了诸多豪杰，为日后的崛起埋下伏笔。更始元年（公元 23 年），吴汉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他被任命为安乐令，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彼时，军阀王郎在邯郸诈称汉成帝之子起兵，刘秀则在河北经略，吴汉久闻刘秀长者之名，决心归附。他力劝渔阳太守彭宠集结骑兵，投奔刘秀攻打王郎。尽管彭宠起初犹豫，下属也多倾向王郎，但吴汉巧施妙计，伪造刘秀檄文，成功说服彭宠。最终，吴汉亲率渔阳骑兵与上谷骑兵并军南下，一路上斩将夺旗，在广阿（今河北隆尧县）追上刘秀。刘秀慧眼识才，当即任命吴汉为偏将军，吴汉也不负所望，率骑兵围攻邯郸，城破后因功被封为建策侯。此后，吴汉更是一路开挂，斩杀幽州牧苗曾，夺取其军队；与耿弇北发幽州十郡兵，与刘秀顺利会师；又与岑彭袭杀更始政权尚书谢躬，占据邺城（今河北磁县南），为刘秀平定河北立下不世之功，成为刘秀麾下当之无愧的得力战将。

吴汉出身寒微，早年家境贫苦，却胸怀壮志，凭借自身努力，谋得南阳宛县亭长一职。这一职位虽不起眼，却也是他踏入仕途的起点。在秦汉时期，亭长负责维护地方治安、缉拿盗贼等事务，是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吴汉在任期间，恪尽职守，然而，命运弄人，他的宾客触犯律法，在那个连坐盛行的年代，吴汉无奈之下，只得背井离乡，逃亡至渔阳郡。渔阳地处北方边境，与少数民族接壤，民风剽悍，马匹资源丰富。吴汉初到渔阳，人生地不熟，为了生计，他凭借着在宛县积累的一些人脉和对马匹的了解，转行做起了贩马生意。往来于燕蓟之地，风餐露宿，虽艰辛异常，但吴汉豪爽仗义，广结豪杰，逐渐在当地站稳脚跟，也为日后的崛起积攒下了丰厚的人脉资源。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王莽政权摇摇欲坠，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更始元年（公元 23 年），绿林军拥立刘玄为帝，建立更始政权，派使者韩鸿前往河北招降各州郡。吴汉因声名远扬，被人举荐给韩鸿，得以出任安乐令，重新踏入仕途。此时，军阀王郎在邯郸诈称汉成帝之子刘子舆，起兵叛乱，河北局势瞬间陷入混乱。刘秀奉更始帝之命，持节经略河北，一路之上，刘秀礼贤下士，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尽显仁者风范，声名逐渐传播开来。吴汉久闻刘秀大名，认定刘秀乃明主，决心归附，助其成就大业。

当时，渔阳太守彭宠手握重兵，麾下的渔阳突骑更是精锐无比，战斗力极强，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吴汉深知彭宠的重要性，极力劝说他集结骑兵，投奔刘秀攻打王郎。彭宠虽认可吴汉所言，但其下属多被王郎声势所惑，倾向于归附王郎，彭宠一时难以决断。吴汉见此情形，并未放弃，他思索再三，心生一计。一日，吴汉在路上偶遇一位儒生，交谈间，儒生提及刘秀所过之处，百姓归附，郡县归心，且称王郎乃冒名顶替的伪帝。吴汉闻言大喜，计上心来，他当即伪造刘秀檄文，诈称是刘秀亲笔书信，移檄渔阳，让儒生带着檄文去说服彭宠。彭宠见檄文，又听儒生所言，深信不疑，终于下定决心，派吴汉率兵与上谷诸将会师南进。

吴汉率领渔阳骑兵，一路疾驰，如猛虎下山，所到之处，王郎的军队望风披靡。他们沿途击斩王郎将帅，终于在广阿（今河北隆尧县）追上了刘秀。刘秀见吴汉前来归附，且带来如此精锐之师，大喜过望，当即任命吴汉为偏将军。吴汉不负所望，在随后围攻邯郸的战役中，他亲率骑兵，冲锋陷阵，勇猛无比，为攻破邯郸立下汗马功劳，城破后，吴汉因功被封为建策侯。自此，吴汉正式开启了他追随刘秀南征北战、平定天下的辉煌征程。

吴汉归附刘秀后，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勇猛无畏的作战风格，迅速在刘秀麾下崭露头角。在邯郸之战中，他率领骑兵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为攻克邯郸立下汗马功劳，战后被封为建策侯。随着刘秀势力的发展，急需扩充兵力，幽州地区的兵马成为刘秀觊觎的目标。然而，更始帝任命的幽州牧苗曾却暗中阻挠，意图保存实力。刘秀深知此事棘手，连夜召见邓禹，询问何人可担此重任。邓禹毫不犹豫地举荐吴汉，称其 “勇鸷有智谋，诸将鲜能及者”。刘秀当即任命吴汉为大将军，持节前往幽州征调十郡突骑。

吴汉领命后，率领二十名精锐骑兵，快马加鞭赶赴幽州。苗曾听闻吴汉前来，虽心怀警惕，但见吴汉人少，便放松了戒备，亲自出城迎接。吴汉见苗曾现身，毫不手软，乘其不备，指挥部下将苗曾当场斩杀，一举夺取了苗曾的军队控制权。幽州各郡见状，无不震惊，纷纷望风归附。吴汉顺利征调十郡之兵，浩浩荡荡南下，与刘秀会师清阳（今河北清河县东南）。诸将见吴汉士马强盛，起初还担心他不肯分兵，待吴汉呈上军士名簿，众人这才释然，对他的豪爽大气钦佩不已。

此后，吴汉又参与了一系列战斗，为刘秀平定河北扫除诸多障碍。在与更始帝将领谢躬的斗争中，刘秀巧用智谋，趁谢躬北征尤来军之际，令吴汉与岑彭袭取邺城。吴汉派舌辩之士进城劝降魏郡太守陈康，陈康权衡利弊后，开城投降，并献出谢躬妻子。谢躬兵败而归，浑然不知城内有变，入城时被吴汉设伏擒获，吴汉亲手将其杀死，收降了他的部众，彻底消除了刘秀在河北的一大隐患。至此，吴汉凭借着一系列战功，成为刘秀麾下举足轻重的大将，为东汉政权在河北的立足奠定了坚实基础。

东汉建立后，天下并未太平，各地割据势力依然林立。吴汉作为刘秀的得力战将，继续领兵征伐，为统一全国立下赫赫战功。建武二年（公元 26 年），吴汉率王梁、耿弇等九将在邺东漳水大破檀乡农民军，收降十余万人，声威大震。刘秀龙颜大悦，派使者封吴汉为广平侯，食邑四县。此后，吴汉又率军进击黎伯卿所部，在河内修武（今获嘉）大破敌军，刘秀亲临军队慰劳，足见对他的倚重。

在关东地区，吴汉多次与割据势力交锋。建武三年（公元 27 年）春，他率领耿弇、盖延进攻轵县（今河南济源县南）地区的青犊农民军，迫使农民军投降。同年，在攻打梁王刘永时，吴汉不慎坠马膝盖受伤，但他裹创而起，杀牛犒劳士卒，激励三军士气，最终大破敌军，展现出顽强的斗志和卓越的领导才能。此后，吴汉又参与平定董宪、庞萌等割据势力的战争，历经无数次恶战，逐渐扫平关东地区，为东汉政权的稳固立下不朽功勋。

陇右地区，隗嚣拥兵自重，对抗东汉朝廷。建武八年（公元 32 年），吴汉随刘秀西征隗嚣，与岑彭围隗嚣于西城。然而，由于军粮不继，汉军最终败退。但吴汉并未气馁，在后续的战役中，他吸取教训，调整战略。建武十一年（公元 35 年），吴汉率征南大将军岑彭自荆州入蜀讨伐公孙述。岑彭遇刺后，吴汉兼领其军，与蜀军在广都、成都之间展开激战。起初，吴汉因兵力配置不当，被蜀军挫败，但他迅速按照刘秀指令调整部署，稳扎稳打。经过八战八胜，吴汉终于攻克成都，消灭了公孙述，为东汉统一全国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外，吴汉还多次参与平定叛乱与抵御外敌的战争。建武十五年（公元 39 年），他率将军马成、马武北击匈奴，保卫边疆安宁。建武十八年（公元 42 年），蜀郡守将史歆在成都谋反，吴汉立即率军平叛，迅速稳定了局势。吴汉一生南征北战，为东汉王朝的建立与稳定，奉献了毕生精力，其赫赫战功，永载史册。

吴汉作战勇猛，战场上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毫不畏惧生死。在攻打邯郸时，他亲率骑兵，如猛虎扑食般冲向敌军，为攻克邯郸立下汗马功劳；在与铜马军作战时，他常常率领突击骑兵为前锋，数次先登破阵，令敌军闻风丧胆。这种勇猛无畏的精神，不仅激励着己方士兵奋勇向前，更是让敌人心生畏惧，成为他在战场上克敌制胜的法宝。

吴汉的坚毅果决在关键时刻尤为凸显。面对复杂局势和艰难抉择，他总能迅速做出判断，果断采取行动。当刘秀欲征发幽州十郡突骑，却担忧幽州牧苗曾阻挠时，吴汉挺身而出，领命前往。面对苗曾的暗中防备，他毫不迟疑，仅率二十名骑兵直闯苗曾驻地，趁其不备将其斩杀，一举夺取军权，顺利完成任务。此举展现出他非凡的胆识与果敢，为刘秀扩充实力扫除了巨大障碍，也让众人见识到他坚毅果决的一面。又如在与公孙述的战争中，吴汉初战失利，但他并未气馁，迅速按照刘秀指令调整部署，稳扎稳打，最终成功攻克成都，尽显其坚韧不拔的意志与果断决策的能力。

吴汉为人朴实忠厚，性格内敛，不善言辞。《后汉书》记载他 “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自达”，意思是他为人朴实厚道，说话缺少文采，仓促之间甚至难以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正是这种质朴的性格，让他深得刘秀及诸将的信任。邓禹及诸将多次向刘秀举荐吴汉，就是看中他虽不善表达，却踏实能干、忠心耿耿。在追随刘秀的过程中，吴汉默默付出，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无论是战场上的浴血奋战，还是平日里的恪尽职守，他都以忠诚和实干赢得众人的尊重与认可。

然而，吴汉并非完美无缺，他在治军方面存在一定缺陷，御下不严，致使军队出现侵暴百姓的行为。建武二年，吴汉率军平定南阳郡董訢叛乱时，纵容部下掠夺乡民，搞得民怨沸腾。破虏将军邓奉恰好回乡探亲，目睹家乡遭此劫难，怒不可遏，愤而率乡民起义，击溃吴汉军队，屯聚淯阳，与其他势力联合反抗。这一事件不仅给当地百姓带来巨大灾难，也让吴汉的声誉受损，更使刘秀的统一大业陷入困境，刘秀不得不派岑彭等将领率大军前去平叛，耗费诸多人力、物力才平息这场风波。吴汉的这一行为，成为他辉煌军事生涯中的一大污点，也为后世治军者敲响警钟，凸显出严格约束军队、爱护百姓对于政权稳定的重要性。

吴汉一生战功赫赫，为东汉的建立与稳定立下不朽功勋，然而，他的人生却并非毫无瑕疵，其中最受争议的，便是成都屠城事件。建武十二年（公元 36 年），吴汉奉命率军讨伐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公孙述凭借蜀地险要地势和多年经营，负隅顽抗，与汉军展开激烈交锋。吴汉率领大军一路势如破竹，与公孙述的军队在成都城下展开决战。公孙述亲自出城迎战，双方激战数日，死伤惨重。最终，公孙述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不治身亡，其心腹延岑见大势已去，无奈开城投降。

按常理，战争至此已然结束，成都百姓翘首以盼汉军入城，渴望过上太平日子。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吴汉在成都投降后，却做出了一系列残暴行径。他先是下令将公孙述家族满门抄斩，无论男女老幼，皆不放过，一时间，成都城内血流成河，惨叫连连；紧接着，他又放纵部下在城中奸淫抢掠，无恶不作，繁华的成都城瞬间沦为人间炼狱；更为甚者，吴汉还下令焚烧皇宫，大火熊熊燃烧，数日不绝，无数珍贵文物典籍、宫殿建筑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这座承载着蜀地历史与文化的古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吴汉为何会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举动？这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当时汉军粮草不足，难以长期维持对成都城的管控，且东汉初立，国力有限，无力安置数量庞大的蜀地难民。在这种困境下，吴汉为了避免出现粮食危机、难民动乱等棘手问题，选择了以极端残忍的方式解决，通过屠城来减少人口负担，以维持军队的补给和当地的稳定。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吴汉此举是为了泄愤立威。在攻打蜀地的过程中，汉军遭遇诸多挫折，来歙、岑彭两位深受刘秀倚重的大将先后被公孙述派人暗杀，吴汉自己也曾兵败落水，险些丧命。这些惨痛经历让吴汉心中充满仇恨，待公孙述一死，延岑投降，他便将满腔怒火发泄在成都百姓和公孙述家族身上，试图以血腥手段震慑蜀地，让其他潜在的反抗势力不敢轻举妄动，从而稳固东汉在蜀地的统治。

然而，无论何种原因，吴汉的屠城之举都饱受诟病。在那个战乱频仍、百姓渴望太平的时代，如此暴行无疑给无辜百姓带来了巨大灾难，也让吴汉的声誉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后世史学家在提及此事时，多有批判，而吴汉也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个难以洗刷的污点，成为人们争议不断的话题。

吴汉作为东汉开国名将，在当时备受赞誉。刘秀对他评价颇高，称 “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刘秀对吴汉极大的肯定。在战场上，当其他将领因战局不利而惶恐不安、士气低落时，吴汉却能镇定自若，积极整军备战，鼓舞士兵的斗志，让刘秀深感其一人之威望足以抵得上一国之军队，足见吴汉在刘秀心中的分量。邓禹也曾多次向刘秀举荐吴汉，赞其 “勇鸷有智谋，诸将鲜能及者”，认为他勇猛善战且足智多谋，是众多将领中的佼佼者。而在《后汉书》中，范晔评价吴汉 “质简而强力”，指出他性格朴实、为人忠厚，又具备非凡的能力，所以能一直得到刘秀的信任与重用，长期身居高位，为东汉的建立与稳固立下赫赫战功。

然而，后人对吴汉也并非全是溢美之词。他在南阳纵兵劫掠，致使民不聊生，逼反邓奉，以及在成都屠城的残暴行径，饱受诟病。这些行为违背了人道与正义，让人们看到他性格中残忍的一面，也引发了对战争残酷性和将领道德责任的深刻反思。但评价历史人物需全面客观，吴汉身处乱世，在东汉的统一进程中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其战功不可磨灭；同时，他的缺点与过错也为后世敲响警钟，成为研究历史、汲取教训的重要素材。我们应以史为鉴，从吴汉的人生轨迹中，既能看到英雄的光芒，也能洞察人性的复杂与多面，这正是历史人物研究的魅力所在。

吴汉，这位东汉开国名将，一生波澜壮阔，充满传奇色彩。他出身寒微，凭借着自身的果敢与智谋，从亭长起步，在乱世中闯出一片天地，成为刘秀麾下的得力战将，为东汉的建立与统一立下赫赫战功。他的勇猛无畏、坚毅果决，让他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诸多关键战役都因他的出色指挥而扭转战局，为刘秀扫平了称帝路上的重重障碍，堪称东汉开国的中流砥柱。

然而，人非圣贤，吴汉亦有其不足之处。他御下不严，致使军队出现侵暴百姓的行为，引发民怨，甚至逼反将领，给当地带来灾难；成都屠城之举，更是他一生都难以洗刷的污点，饱受后人诟病。这些过错警示着后人，战争不仅是武力的较量，更关乎人道与正义，将领的道德责任重于泰山。

但总体而言，吴汉的功绩远远大于过失。他的名字与东汉的崛起紧密相连，其所作所为对后世军事、政治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将领从他的战例中汲取经验，领悟用兵之道；统治者以他为鉴，深知用人之要、治军之理。吴汉的一生，是一部鲜活的历史教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功过并存的真实历史人物形象，激励着我们在回顾历史的同时，不断汲取智慧，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