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1日起，第四野战军主力陆续拔营南下，遗憾的是，罗荣桓政委因为病情加重，被迫留在了天津疗养。不过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前方的“101”和天津的“102”之间，密电往来不断，重点是讨论“野司”和四个兵团部，最新的人事安排，尤其是新建的第十四和第十五兵团司令员人选，让林罗首长颇感头疼。

第十二兵团萧劲光和第十三兵团的程子华，两位司令员已经在任，也就是原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的司令员，如今要增加两名兵团主官，而四野又名将如云，林罗首长当然要仔细斟酌，几番磋商并报请军委同意，最终确定了刘亚楼和邓华两位名将。

第四野战军的整体番号，是3月11日正式启用的，刘亚楼继续担任野司参谋长，但刘参谋长并未第一时间随军南下，此前四野88万大军屯于平津，不少单位和部队直接驻进了北平城，连城市警备也主要由四野负责。

如今四野突然离开，诸多事宜需要跟华北军区交接，正是刘亚楼代表野司在负责处理。“103”担任参谋长三年多，更属意去前线领兵作战，之前统一指挥34万大军攻克天津，完全证明了能力，加之林罗首长的支持，已内定将出任兵团司令员。

因此刘亚楼滞留北平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给第十四兵团“挖干部”，以组建满意的指挥班底，换句话说，自四野大军南下之日起，曾经的“林罗刘”黄金组合，已然不在一起工作了，南下一个北平一个天津一个。

野司参谋长“空降”去当兵团司令，政委又不在军中，第四野战军的领导班子明显薄弱，身边没有政委没有参谋长的林总，岂非成了光杆司令？当然得打电报问军委要人，四野总部的人事变动在所难免。

哪位名将来接替刘亚楼的职务呢？谜底很快揭晓，军委明令由萧克出任四野第一参谋长，既然四野不乏名将，为什么新任参谋长，非得选择从未在东北工作过的萧克呢？其实是一举解决了三大难题。

一、四野参谋长必须出身“双红一”

第四野战军是我军当时最强大的重兵集团，其主要将领群体，溯源的话来自八路军115师和更早的红一方面军，“林罗刘”首长也都来自中央苏区，作为司令员的首席军事幕僚，新任参谋长不仅资历和级别足够，还必须是“双红一”将领！

否则根本无法指挥四野的“骄兵悍将”，这是客观事实，因此在罗荣桓和刘亚楼不在总部的情况下，关于新政委和新参谋长的人选，林总考虑再三向军委举荐了两人：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出任野战军政委、以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萧克出任野司参谋长。

长征时期，聂帅曾跟林总搭班子担任红一军团政委，萧克任红六军团长；抗战初期，则分别担任八路军115师和120师的副师长，完全符合前述的三条标准，平津战役总前委亦由“林罗聂”组成，聂帅来出任四野政委实至名归。

关于政委的推荐被军委否决了，因为聂荣臻以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身份，还兼着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平军管会主任等要职，坐镇京畿根本离不开，最终确定的政委人选，是中原局第三书记、中原军区副政委邓子恢！

作为闽西苏区的元老，邓子恢在中原局的排名仅在“刘邓”之后，刘邓率二野渡江以后，正实际负责中原局的工作，而四野南下途中，即将与中原局合并组建“华中局”，那么由邓子恢担任四野政委（华中局副书记）再合适不过。

军委又通盘考虑了四野的实际情况，最终决定暂时保留罗帅的职务：罗荣桓任四野第一政委、邓子恢任第二政委（林罗邓分任华中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同时批准华北军区第三副司令员萧克，出任野战军第一参谋长。

有些读者误以为，出身红二方面军和八路军120师的萧克，并非“双红一”将领。事实上，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是1933年在江西永新成立的，中央红军长征前夕，该军团奉命先期出发，前往湘鄂西苏区，与贺老总的部队会师后，才组建的红二方面军。

萧克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在调任红六军团之前，曾任红一方面军独立第5师师长，妥妥的“双红一”出身！这样的老资格，以及大军区副司令员的时任职务，出任四野参谋长甚至没有丝毫的“晋级使用”。

毕竟四野的实力和地位，已经远超华北军区，而萧克在几方面都合适，中央为此才同意了林总的推荐，萧克将军在回忆录中也证实了这一点。问题来了，刘亚楼滞留北平期间，萧克是什么时间到达四野总部就职的呢？

二、林总对参谋长人选非常挑剔

答案是1949年4月底，因为四野正式发布新组第十四、第十五兵团的命令，是南下途中的4月28日，既然刘亚楼已明令就任兵团司令员，同时解除了野司参谋长职务，新任参谋长必须及时到任，关于这一点，有十四兵团副政委吴法宪的回忆为证：

“四月底，我接到命令，要我与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十四兵团政委莫文骅，从天津出发去武汉就任，我们先坐火车经济南到徐州，然后在徐州换车直达开封，当时四野林司令员、第一参谋长萧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政治部主任谭政都在开封“。

如此充分说明，萧克已在4月底到达四野总部，正式就任第一参谋长之职。众所周知，林总性格“孤傲不群”且很难相处，罗政委和刘参谋长实属能力非凡，才能得到认可，如今主动推荐的参谋长人选，为什么一定是萧克呢？

其实林总还有一个特点是比较念旧，对曾经的老战友老部下颇多挂怀，而萧克早在红军早期，就曾经担任过林总的参谋长，也就是说，到四野横扫南中国的1949年，林、萧之间已经是第二次合作了。

1929年春，红四军主力在福建长汀整编，鉴于部队损失较大，暂时取消了师、团两级番号，而是将全军3000余人整编为三个“纵队”，各纵队直接受军部指挥：林总担任第1纵队的纵队长（后改称司令员）、党代表为陈毅。

而第1纵队参谋长正是萧克，年轻的红军将领们，当时的合作还是非常融洽的，直到1930年秋，第3纵队长伍中豪牺牲，萧克才离开第1纵队，调任第3纵队司令员，算起来两人共事有一年多的时间。

因为这层关系，萧克成为四野新任参谋长的第一人选，到职后工作也算顺利，萧克上将曾回忆说：“他在工作上业务上对我是信任的”。电影《南线大追歼》多次出现林萧首长的镜头，可见林总对萧参谋长是比较尊重的，毕竟还是黄埔四期的同窗。

三、华北众将突然间无仗可打

值得注意的是，跟萧克同时到职的，还有四野第二参谋长赵尔陆，原华北军区司令部的参谋长，也就是第一、第二参谋长联袂赴任，为什么四野这边缺将，都从华北军区调高级干部呢？

因为平津战役结束后，华北军区已经没有大的作战任务，所属的三个野战兵团，除了一个兵团担负平津警备任务外，另外二个兵团已划归彭老总麾下，正在挺进大西北。

华北军区成立后，野战部队本来就由军委直接指挥，军区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和参谋长，除徐帅外任务都不重，如今则干脆没了用武之地，期间第一副司令员徐帅因病疗养，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转任铁道兵团司令员。

换言之，在战事仍然频繁的战略追歼阶段，其他三大野战军都不可能调出主要军事首长，来加强和补充四野的领导力量，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从作为战略预备队的华北军区，抽调高级干部。

实话实说，在八路军的六位正副师长中，萧克后来的职务和发展最不理想，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如果华北解放以后再坐”冷板登“，总归不太合适，这个新职务既满足了林总的要求，也是军委在给”上将之首“施展身手的机会。

而刘亚楼还未及到达前线，就接到了转任空军司令员的命令，并未实际指挥第十四兵团的作战；罗政委病情稳定后，直接调回总部机关工作，因此在解放中南的进程中，四野司令部实际是”林邓萧“的格局。

1950年5月，萧克在汉口的四野兼中南军区司令部，接到了赴任总部训练部长的调令，林总特地在东湖公园设宴饯行，席间林总“说了一些勉励的话，看来他与我在军事上配合得不错”，此时距离萧克调任四野第一参谋长，刚好一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