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李隆基最信任的干儿子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造反了，而掌握河北三镇军政的安禄山一路上势如破竹，仅仅用了7个多月就攻占了长安。安史之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但是因为安史之乱产生的地方藩镇割据，却始终是大唐的心腹大患，一直到大唐亡国都没有彻底解决。
唐之后的五代十国在实质上也是藩镇割据的一种体现，不同的是各地节度使独立建国。等到赵匡胤陈桥兵变成功上位，再度统一全国大部分地区后，“藩镇”对皇权和国家的威胁也继外戚、宦官、后宫、权臣之后摆上皇帝的案头。虽然通过杯酒释兵权，赵匡胤解除了领兵大将的兵权，暂时解决了武将割据地方可能对国家带来的威胁。那么如何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隐患，就成为了皇帝的心病。
既然武将容易独走，那就只能给它带个链子，拴住武将们的野心。而同样经历过唐末兵乱的文官，对武将作乱比皇帝更加厌恶。与武将相比，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文官，讲究礼法，这在皇帝眼中显然难能可贵。既然如此，那就干脆以文制武，提升文官地位，让文官掌握军队的粮草补给、军功赏罚。如果有作战需要的时候，可以选择了解兵事的文官作为领军统帅，至于武将，只要老老实实的听从指挥就好了。
宋真宗赵恒更是亲自下场以一首《励学篇劝学诗》为重文轻武的国策背书，虽然本意是劝人读书学习，但是不可否认此诗一出，读书人的社会地位，瞬间就被无限拔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只是时间问题。
有了文官的牵制和提防，皇帝再不用担心边关的武将作乱。不过随着藩镇割据的隐患的消弭，文官掌军的时期，军队的战斗力弱，对外政策倾向于防守，而不是像汉唐时向外开拓。毕竟对外用兵，武将们就会得到战功，地位也会得到提升，一直防范武将的文官岂会犯这个错。从宋朝开始，武将们就开始不断地被皇帝和文官轮番PUA。以至于发展到明末，部分文官担任督抚后，可以找借口杀武将来提高自己威望的地步。虽然被杀的武将本身也有问题，但是文官对武将的行为太恶劣了。军队战力疲软、开拓能力不足的问题宋、明两代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