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的建立者孙权，出生于182年，死于252年，终年七十。十九岁时，他接过父亲和哥哥的大权，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建立起吴国。执掌大权超过五十年，是三个时代中，执政最久的一个。当孙权因病去世的时候，刘备，曹操，曹丕，曹叡，都已经去世了。作为三国第一任领袖，有着“生子当如孙仲谋”之称的孙权，为什么会败给曹魏与蜀汉这两个“后生晚辈”，成为了江东的偏安之君？其实，孙权的雄心壮志，就是要“以威德加乎四海，以达九州，以克成帝业”。最近几年，很多网民和历史学家将孙权未能带领东吴一统的原因，都归结到合肥战役失利上，这是不公正的。在我看来，孙权未能统帅东吴，有两个主要因素。

东吴世家地处江南，无论从地缘上或整体上看，都不足以承担一统天下的责任；《朱子语类》中说：孙权占江南、刘备占蜀，都不是为了夺取整个世界，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三国演义中，魏蜀吴三国曾有过一统之心，也曾有过一统之举。孙权是一名杰出的政治人物，他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的“一统天下”战略和对策。对内发展农业，平定山越，占有荆州，广纳贤能，重用人才，与蜀结盟，向北讨伐曹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他在推动江南开拓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对江南的控制。孙权刚刚登基，就占据了江东六个州府，但还没有站稳脚跟。《吴书·吴主传》中说：“大权在握之时，当时只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鲁陵，然而，深重的险要之地，仍不能完全守住。很显然，那个时候的局势并不太平。孙权将“安抚人心”作为第一要务，在张昭和周瑜等文武官员的大力支持下，江东终于安定了。

待到天下安定下来，孙权想要对抗曹魏这样的庞然大物，就必须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同时也必须要从山越国获得足够的资源和兵力，于是，孙权开始对山越国发动战争。从汉末至三国时期，百越后裔生活在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一带的山地上。这些山越人虽然被汉人同化，但并不受官府管辖，这是东吴最大的隐患。建安24年，关羽在守荆州时，在襄樊发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大战，孙权乘胜追击，一举攻破荆州，将关羽击毙，夺下荆州。章武二年，刘备从三峡向南，与孙权为荆州之战，双方僵持了几个月，最终刘备击败了易陵。由此，孙权占领荆州，奠定了其对江东的统治地位。黄龙元年四月，孙权称帝，五月，遣张刚，管笃之于辽东。在孙权极力招揽下，辽东公孙元却以东吴为筹码，以遏制曹魏，并非诚心投靠孙权。其后几年，孙权又多次对曹魏发动攻击，嘉禾二年："权往合肥新城，又派镇守大帅，以征六安，未果而归"。从三国时期的史实和三国时期的实际情况来看，东吴处于“偏僻”的东南地区，不论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或是其自身的综合实力，都无法实现“一统”的目标。孙权深知自己能力有限，为了巩固吴蜀两国的联盟，立下了“中分天下”的誓言。在争取辽东的过程中，他继续出兵征服夷洲、夷洲，并与南海各国建立联系，但始终无法实现其“尽长江之极”的战略目的。东吴在这方面和蜀汉很像，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想要在短期之内攻破并不容易。

孙权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兵变，最终导致了东吴派系的内讧。东吴、蜀汉两国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势力。换句话说，不管是孙权，还是刘备，都是多才多艺之辈，但都没有什么底蕴，与袁绍这种“四世三公”的人物不同，他们想要出人头地，必须要得到当地势力的大力扶持。就像汉代一样，皇上和大臣们为了争权夺利，经常闹得不可开交。孙权自立为皇帝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武力拓展，但是，以张昭和顾雍为首的儒家学者对其进行了“以死谏之”。东吴的君王都是以穷小子之身，以武立国，儒家学者则认为，一旦江东政权稳固，就应实行变法，提倡“仁”、“德”的治国之道。在北面强盛的魏国背景下，以“限江自保”为原则，养兵以待，不要浪费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这与孙权想要建立一个皇帝，统一整个世界的雄心壮志，是无法化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国志·孙权传》中有黄武五年十月份的记录：“陆逊陈贱，劝告施德，宽大处理使百姓安居乐业。由此可以看出孙权之意并非是“徒守江东”，而是“天下未定”。他加大了征税力度，而儒家学者却联合起来抵制。其实，孙权和儒家学者之间的差异并非体现在他们对“一统”的态度上，而体现在他们对“一统”的看法上。以孙权为首的那些出身寒微之辈，则是期望能够迅速东进，扩大疆土，建立稳定的大本营，一举击溃曹魏，击溃蜀汉。而儒家学者们却期望“徐徐图之”，不必操之过急，最后一定会以政治的方式反映出来。如此一来，孙权想要一统天下的野心便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如愿，但不可否认的是，孙权为了一统天下所做的一切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