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登基”与变革

1934年3月1日，溥仪的登基典礼在满洲国首都新京南郊的杏花村举行。这一天，杏花村周围早早被布置得井然有序，四处张贴着红色和黄色的装饰，显得庄严而隆重。登基仪式的会场中央搭起了一座高大的平台，平台之上是临时建成的“龙椅”，周围悬挂满洲国的旗帜。在日本人的安排下，现场安保严格，军队和仪仗队整齐列队，周围也有日本关东军的士兵驻守。

溥仪身穿华丽的龙袍，在众人的簇拥下登上平台。他的龙袍色泽金黄，绣满了祥龙纹饰，头戴皇冠，按照礼仪整齐地站立。他的身后是满洲国的重要官员，包括总理大臣郑孝胥和其他大臣们，都按照仪式的要求排列在左右两侧，显得庄重肃穆。来自日本的高级官员与关东军司令官也一同出席，人数超过200人。

仪式开始后，乐队奏响了事先编好的仪式乐曲，鼓声与号声回荡在整个杏花村的上空。司礼官站在台下，宣布典礼正式开始，声音高亢而清晰。郑孝胥站在溥仪面前，双手捧着一份文书，向溥仪呈上，并恭敬地行礼，口中念诵着祝贺的话语，声称“皇帝登基，万世昌隆”。溥仪接过文书，脸色平静，缓缓颔首。随后，他开口宣布：“即日起，国号改为大满洲帝国，朕为皇帝，改元康德。”

登基仪式进入下一阶段，关东军司令官代表日本政府登台。他身形笔直，表情严肃，手中拿着日本政府的正式承认文书。台上，两人按照日本关东军事先安排好的步骤，互换文书。关东军司令官将文书递给溥仪，随后用日语大声宣读文书内容，宣布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大满洲帝国”。

从表面上看，这次登基典礼是溥仪作为“大满洲帝国”皇帝的一次重大亮相，然而仪式背后的种种细节无不透露出日本对满洲国的全面掌控。从典礼的设计到流程的推进，甚至到文书的内容和交换，日本关东军都显得极为主动，而满洲国的官员与溥仪本人只是按照安排参与其中。

溥仪的逃亡和投降

1945年8月，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猛烈的攻势很快席卷满洲各地。伪满洲国的防线被迅速突破，日本关东军毫无招架之力，节节败退，形势已岌岌可危。面对这一局势，溥仪与伪满政府的官员陷入恐慌。8月11日，溥仪带着一批随行官员和家属，匆匆开始了逃亡之路。

火车一路向南疾驰，沿途站点混乱不堪，不少人试图搭上这趟逃亡的列车。士兵们一边维持秩序，一边不时将试图靠近的人驱散。溥仪与随行人员被安排在特别车厢内，车厢里气氛凝重，没有人敢多说话。到了8月13日，溥仪一行抵达了通化县大栗子沟。这里地势偏远，相对安全，但环境简陋。溥仪一行在仓促之间被安排在临时搭建的木屋里，周围还有部分士兵守卫着。

然而，形势并没有因此好转。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大栗子沟后，整个伪满政府彻底乱了套。随行官员们聚集在一起，商议对策，但所有人都明白局势已经无法挽回。当天，溥仪发布了《退位诏书》，宣布“朕自即日起，退位为民”。

几天后，苏联红军的行动越来越迅速，控制的区域不断扩大。溥仪和随行人员随即决定继续南逃，计划离开满洲，前往日本寻求庇护。8月19日，溥仪一行抵达沈阳东塔机场，机场的跑道上停着一架等待起飞的飞机，溥仪和官员们在护卫下急忙前往候机室。

就在溥仪准备登机前，机场上空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苏联红军的伞兵乘坐运输机空降至东塔机场，机舱门一打开，伞兵们迅速跳出，伞花在空中展开，密密麻麻地落在机场各处。地面上的人群顿时慌乱起来，士兵们四处奔跑，日本军官大声喊叫着试图指挥局面。苏联士兵迅速包围了机场，他们手持武器，将机场内的所有人控制起来。溥仪与随行官员在慌乱中被苏联士兵找到，他们被带往机场的候机室内，接受检查。

苏联收容与引渡

1950年7月30日，溥仪被关押在苏联的45号收容所，这里生活条件虽然简单，但一切都井井有条。那天，负责沟通的翻译别尔缅阔夫再次来到溥仪所在的房间，带来了例行的消息传达。溥仪见到别尔缅阔夫，犹豫片刻后，用稍显生硬的俄语开口，向他表达了留在苏联的请求。他说自己愿意留在这里，不想回到中国。

接下来的几天，收容所内的一切如常，但气氛有些不同，越来越多的战犯开始被集中起来，显然有新的安排即将展开。8月1日，清晨的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洒进屋内，苏联士兵进入各个房间，命令战犯们整理物品，准备出发。溥仪拿起简单的行李，跟随着士兵走出房间。

一行人被带上几辆军用卡车，卡车车厢里挤满了战犯，行驶途中十分颠簸。士兵们站在车尾，时不时查看车上的情况。几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绥芬河，这里是中苏边境的一个重要口岸。

中方的代表已经等候在现场，他们身穿统一制服，与苏联士兵交接手续。现场的气氛十分严肃，苏联军官拿着名册，逐一核对战犯的名字。每念到一个名字，被点到的人便上前一步，由中方人员接管。溥仪的名字被念到时，他缓步走出队列，中方代表扫了一眼登记表，向苏联军官点了点头，然后示意他站到一旁。

引渡仪式进行了数小时，263名战犯陆续交接完毕，整个过程井然有序。苏联士兵和中方人员在现场最后确认了所有名单，签署了交接文件，宣布正式完成引渡。随后，这批战犯被带上中方准备的火车，目的地是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这里，溥仪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改造生活。他与其他战犯一起参加集体劳动，工作内容包括清理场地、种植蔬菜、简单的手工制作等。劳动结束后，大家还要参加思想教育学习，学习中国的政策和历史。

1959年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大会，所有在押的战犯都被集中到大厅里，整齐地坐在各自的座位上。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代表站在台上，手持文件，用稳重的语调宣布了特赦人员的名单。

当“溥仪”这个名字被宣读出来时，溥仪站起身，面向台上，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静静地听着通知的内容。文件上明确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决定，溥仪被依法特赦。

颐年堂会晤

1961年，溥仪接到通知，得知自己将要去中南海颐年堂与毛主席主席会面。那天，他穿着一身整洁的中山装，戴着黑框眼镜，头发已经泛白，整个人显得格外安静。工作人员陪同他一路来到中南海，步入颐年堂内。这里环境简洁而庄重，毛主席已经在堂内等候。

毛主席看到溥仪走进来，站起身向前迎了一步，笑着说道：“你来了，坐吧。”溥仪见到毛主席，显得有些激动，弯腰鞠躬，口中连声说着感谢的话。毛主席挥了挥手，示意他不必拘谨，笑着让他坐下。两人面对面坐下，工作人员在旁倒上茶水，整个房间里一时间安静下来，只有毛主席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毛主席看到他这般情绪，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温和地说：“好了，别说这些了。历史是历史，今天咱们不谈这些。说说现在的生活吧。”他的话语里没有责备，也没有追究，而是满是宽慰和关切。

接下来的时间里，毛主席与溥仪聊起了当下的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毛主席时不时讲述着一些新中国发展的情况，说到一些地方时，他还笑着举起手里的烟，轻轻挥了挥，语气中充满自信。溥仪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表示赞同，偶尔也会提出一些问题，毛主席都耐心地一一解答。两人交谈间，溥仪数次落泪，每次毛主席都宽慰他，让他放松，轻描淡写地带过往事。

五个小时的会谈，时间过得很快。临近结束时，毛主席再次叮嘱道：“以后好好工作，有什么困难，随时向组织反映。现在的新生活，是靠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溥仪再次弯腰鞠躬，双手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连声道谢。

会谈结束后，工作人员陪着溥仪离开颐年堂。他的脚步显得有些缓慢，脸上的神情平静许多。这次会面后，组织安排溥仪到全国政协工作，在政协的工作生活里，溥仪很快融入了这个集体。他不再有特殊的身份，也没有特别的待遇，只是作为普通的一员，过着安稳平静的生活。

参考资料：[1]于耀洲,于宁宁.溥仪与伪“满洲国”的建立[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6):124-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