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朝代没有平凡的事情，唐朝的事情从一开始就没那么简单。早在李唐建国之初，李渊父子四人就逐渐深陷一场死局之中，每个人能活命的出路都非常有限：

李渊是父亲、功臣和皇帝，他的出路只有两条：驾崩或退位。儿子篡位弑父的结局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李建成是长子、功臣和太子，他能活命的出路只有一条：继承皇位。废太子无善终的历史教训是他绝对不愿重蹈的。李世民是次子、最大的功臣，他能活命的出路也只有一条：夺取皇位。功高震主无善终的历史教训也是他绝对不愿重蹈的。李元吉是三子、第四大功臣，他能活命的出路有两条：拥立大哥或二哥。但不论哪位哥哥登上皇位，最后功高震主的人就只剩他，他最终很可能也只有夺取皇位才能活命。

这简直是唐朝版狼人杀，四个人已经进入你死我活的死亡游戏中。堂堂第一家族为什么会这样？即使换作是一家企业，它起家创业的方式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的股权结构，甚至由于纷争而对簿公堂的事例也不在少数。

建立帝国更是治大国如烹小鲜，李家父子四人合伙打天下，决定了开国最大的功臣就是他们父子四人，其他人最多只能算大功臣下面的小功臣。功臣们如何分享成果、父子间如何分配权力，同一拨人纠缠到两大历史性难题中，铁定是死局了。

任何朝代的功臣在开国后的生存史，基本都会成为一部血泪史。如果运气不好，遇到汉高祖、明太祖这样的老板，那就是鸟尽弓藏，死路一条。而像北宋赵匡胤那样拿钱财买断功劳的老板，则少之又少；像东汉光武帝那样能把开国功臣当成普通官员对待，将问题消弭于无形的老板，更是绝无仅有。

偏偏唐朝开国功臣问题的复杂程度超过了历朝历代，没有哪个朝代出现过开国功臣同时又都是皇位争夺者的罕见情况。这就导致赎买功劳、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了，因为他们都是摆明打皇位主意的人，若不成功，必不为新皇帝所容，只剩死。

这个死局拖累唐高祖李渊成为史上最被看低的开国君主，直到玄武门事发他也没能给出解决方案，放任形势不断恶化而无所作为。

这四大功臣在很长的时间里，实际上共享着帝国的权力，作为皇帝的李渊并未取得独一无二的大权。父子四人发布政令不分主次，帝国官员干活时见谁的命令来的最早，就执行谁的命令，“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敇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

一山行四虎的背后，不单是怎样处理权力关系的问题，还牵扯着骨肉亲情如何取舍的历史性难题。作为父亲的李渊，怎么去取舍儿子的生死？他被这个问题打败一点也不奇怪。

在这样的形势下，不意愿等下去的李世民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玄武门之变。

这场表面上看是兄弟间夺嫡的恶性流血事件，之所以能够快速平息，实质上是唐帝国已经无法忍受开国君主的“优柔”，而迫不及待地希望处理掉“多余”的开国功臣，让国家走出政出四门的怪圈。

相比于闹到战场上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玄武门之变”无疑快刀斩乱麻，李氏自家的权力闹剧在宫门之内得到解决，不失为一个不错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