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身在福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的王建安接到命令，要他抓紧时间交接手头上的工作，赶赴北京担任中央军委顾问。

对于这项任命，王建安心中是极为喜悦的。

毕竟他已年近七旬，正是追忆往昔的年纪。

而昔日的老战友也大多在北京工作、生活，此次得到进京的机会，他自然要好好地和战友们聚一聚，诉说心中的思念之情。

然而，当他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北京军区司令部驻地时，门口的两名年轻卫士却突然伸手将他拦住。

当时已经取消了军衔制，解放军中上到军官干部、下到普通士兵，都是衣着统一，全部佩戴着红五星帽徽和红色领章。

两名卫士并不清楚对方的身份，但从他的年纪上能猜出，来者在军中的地位肯定不低。

但即使如此，他们按照军纪还是把王建安堵在了门口。

“老同志，这里是军区重地，不能进！”

闻听此言，王建安脸色一怔，但很快就恢复了往日和善的面庞，笑着解释道：“我是王建安，跟你们陈司令员是老相识，这次来是专门找他叙旧的”。

虽然卫士们并不认识他，但“王建安”的名号他们是知道的。

二人简单地商议了几句后，便让他在门口的岗亭里稍作休息，他们则需要进去通报一声。

对于这番做法，王建安没有异议，毕竟部队军纪严明是好事情，便走进岗亭坐到了椅子上。

等待了许久之后，陈锡联的秘书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看到王建安后非但没有邀请他进去，反倒语气不善地说道：“王将军，我们司令员很忙，抽不出时间见您，真有事情的话还是写份材料交上来吧”。

听到这番话，王建安的火爆脾气瞬间被引燃。

他猛地站起身来，紧蹙着眉头看了秘书许久，才冷哼着说道：“亏我当年还救了他一命，现如今倒跟我摆起架子来了？哼，不见也罢”。

作为有着几十年革命情谊的老战友，陈锡联为何拒绝和王建安见面呢？难道真是在摆架子吗？

而根据王建安所言，自己曾救过陈锡联一命，又是怎么回事呢？

王建安对于新中国的革命事业，向来是怀着无私之心的。

虽然他戎马一生，率领部队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但在1955年9月的开国授衔的名单上，却并没有他的名字。

当时，共授予55人上将军衔，1956年和1958年，又分别补授王建安和李聚奎为上将。

李聚奎是因为在授衔前夕，也就是1955年7月份的时候，我国成立了石油工业部，周恩来总理点名由他担任部长。

按照当时的规定，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干部不再授予军衔，但考虑到李聚奎功高卓著，所以1958年初重回部队担任总后勤部政委时，中央军委决定补授他为上将军衔。

王建安则是因为从朝鲜战场回国后生了一场大病，不得已留在青岛疗养了很长一段时间，与开国授衔失之交臂。

但等到他的身体恢复之后，毛主席便要求中央军委为他补授了上将军衔。

作为穷苦出身的农家子弟，王建安从小便对那些为富不仁的地主劣绅们深恶痛绝。

十岁出头的年纪，他便被父母送到了地主家中打短工，靠赚取微薄的银钱贴补家用。

然而，无论他干活多么卖力气，都躲不过被地主欺压的噩运。

每个月的工钱被扣下一半不说，地主老爷、少爷、姨太太、就连打长工的家丁，稍有不顺心便会对他拳脚相向。

王建安的身上时不时便会增添一些淤青、伤疤，但他从未向父母哭诉过所受的苦难，心想着再忍耐几年，手头上攒一些钱后就逃离这片是非之地。

一天夜晚，王建安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回到了位于院子角落的一处柴房，这里是他的住处，旁边就是臭气熏天的马厩。

很明显，在地主的眼中，像王建安这样的穷人和牲畜没什么两样。

伤口处传来的钻心痛感让他再也难以忍受，性格耿直刚烈的他决定让地主付出代价。

等待夜深人静时，王建安悄悄点燃火把，将这座富丽堂皇的大院一把火烧成了灰烬。

而他自知无法继续在家乡待下去，于是赶回家中和父母告别后，便匆匆逃走。

经过一路的颠沛流离，王建安最终来到了武汉，并阴差阳错地进入到吴佩孚的直系部队中当兵。

起初的时候，他认为当兵只不过是自己走投无路时的一个去处，既可以填饱肚子、还能每个月领一些饷银，往大了说也能为保卫国家出一份力。

然而事与愿违，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才清楚地意识到，军阀手下的部队大都是兵痞，他们仗着手中有枪肆无忌惮地鱼肉百姓，和那些地主恶霸并没有什么两样。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王建安还是选择回到黄安老家另谋出路。

恰巧这个时候，革命浪潮已经席卷了整个湖北，黄安县的劳苦大众们也在地下党人的组织下，成立了农会和赤卫队。

趁着这个契机，王建安便投身于革命之中，成为了赤卫队的一员，并在1927年8月加入了共产党那个。

彼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政变，大肆追捕、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中国革命陷入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

在这危急时刻，王建安和赤卫队的同志们一起参加了黄麻起义。

不久之后，赤卫队被并入工农红军第11军，王建安也跟随部队创建鄂豫边苏区，先后参加了杨家寨、杨平口、四姑墩、新洲等多次战役。

1931年初，红11军和红15军整编，合并之后的队伍改番号为红4军，王建安也由此升任营长，开始参加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不久之后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他的工作重心也逐渐开始从军事指挥转移到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任红30军88师政委。

1933年夏天，国民党反动派集结了110个团约20万人，另外还有18架战斗机配合，对滞留在川陕交界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大肆进攻。

敌人仗着人数众多兵分六路、步步为营，企图一点点缩紧包围圈，一口将红四方面军主力全部吃掉。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红军将士们毫不畏惧，奋起反击。

激战正酣时，88师师长汪烈山不幸中弹牺牲。

看到这位老战友倒在血泊中，身为政委的王建安悲痛欲绝。

但他很快意识到，眼下不是伤心的时候，为了挽救部队，他当机立断，接过指挥权后便命令全师分三路突围，靠着对地形的熟悉和敌人周旋。

最终在他的指挥下，三路部队顺利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王建安的出色表现传到了中央首长的耳中，长征结束后，他被组织上安排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毛主席还特意和他见了一面。

看着眼前这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毛主席欣慰地点了点头：“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却既能指挥军事、又能搞政工，这样的人才不多呀！”

很快，王建安“军政双全”的名号便在延安流传开来。

那么王建安救过陈锡联一命，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凭借着率领88师将士躲过反动派六路围攻的这个大功劳，王建安被提拔为红4军政委，而军长则是大名鼎鼎的许世友。

在此之前两人虽然接触不多，但却一见如故，经常聚在一起商讨军务。

当部队路经四川黑水县一个名叫扎窝镇的时候，由于当地土司早就投靠了反动派，便纠集人马对红4军发起了突袭。

那个时候，日夜兼程的红军战士们已经两天一夜没有合眼，应对这次偷袭显得有些仓促。

就在众人纷纷寻找掩体，展开回击的时候，一枚手榴弹不偏不倚落在了许世友的身边。

王建安自然看到了这一幕，但自己离他太远了，只能大声喊道：“许军长，快卧倒、卧倒！”

许世友虽然躲过了一劫，但陈锡联却身负重伤，几枚弹片扎进了后背，殷红的鲜血流淌不止。

但眼下红4军已经和土司的武装交火了，根本没有人手送他去后方医院，现场更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治疗重伤员。

如果拖延下去，就算弹片没有伤到要害，陈锡联也会因失血过多而死。

这时，王建安赶忙撕碎了身上的衣服，将布条一层一层地缠在他的身上，随后急忙对许世友说道：“军长，这场战斗就先由你单独指挥吧，我要带陈副师长去处理伤口”。

许世友同意了这一建议，本想再派两名战士帮忙，但却被他拒绝了。

王建安知道，土司的私人武装只不过是在拖住我军，时间不久反动派的追兵就会赶上。

所以，战场上多一个士兵，就多一分尽快结束战斗的希望。

隆隆炮火卷起漫天烟尘，王建安背着陈锡联一路跑到了后方的战地医院，将他从鬼门关救了回来。

也正因这段过命的交情，陈锡联对王建安一直很尊敬，甚至以兄长相称。

新中国成立之后，陈锡联调任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院院长，而王建安则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

就在王建安将要率部奔赴朝鲜战场的前夜，陈锡联特意打来电话，言语中全是不舍。

毕竟此次入朝参战，面临的对手不同以往，而是当时最强大的美军，所以陈锡联是极为担忧的。

由此可见，两人的关系十分密切。

在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王建安历任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而陈锡联则一直在北京工作，不仅担任起北京军区司令员这一重任，还是当时的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在这一时期，两人因相距遥远，彼此间的联系也渐渐变少。

但王建安是个重感情的人，他的心头一直挂念着陈锡联，所以1975年当他接到中央命令，赶赴北京工作时，心情是极其振奋的。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作为开国上将、兴冲冲地来到北京军区司令部大门口，准备和陈锡联叙叙旧，却被两名卫士和一名秘书拦在了门外。

以至于王建安离开时，颇为气愤地说道：“亏我当年还救过他的命，现在竟跟我摆架子，不见也罢！”

其实阻拦王建安这件事，陈锡联并不知情。

当时陈锡联身兼数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所以秘书便自作主张拦下了王建安。

等到几天之后，陈锡联才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连忙派人将王建安请到了自己家中，还备了一桌菜肴美酒。

落座之后，陈锡联一边倒着酒，一边致歉道：“老哥哥，前些日子的事情实在对不住，我也是太忙了、没办法。这不今天把手头上的事情都放下了，专门给老哥哥你赔不是”。

其实那天王建安回到家后，气就消了一大半，现如今听到对方的这番肺腑之言，更是感动至极。

他连忙端起酒杯，伸出另一只手拍了拍陈锡联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工作重要，可身体上也不能马虎，要注意休息”。

简短的一句话，如同山涧的一股清泉、暖流，滋润着陈锡联的心房。

两位开国上将，历经数十年风风雨雨，一路走来所积累下的情谊远比金石还要牢固。

就算偶然发生了一些误会，很快也能够化解掉，这便是革命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