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青梅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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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学者主要集中于章淮太子墓及永泰王妃墓葬的壁画，而对懿德太子墓葬的研究则很少见。当前对懿德大将军陵墓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是缺少对壁画进行系统的研究，仅在相关的专著、文章中有零星的成就；例如，陕西博物院副院长程旭在他的《唐韵胡风》一书中。
虽有多篇对懿德太子墓壁画的描写，但较多地从异域文明对中原的冲击、以及壁画所体现的族群间的联系等方面探讨懿德太子墓的壁画，较少涉及到绘画技巧。
李明和胡春勃在《万古丹青陕西古代壁画/考古陕西》一文中仅用了一个章节对懿德太子的墓葬进行了探讨，这是从考古学的观点出发进行的。
其次，从考古、建筑、复制和临摹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从美术特色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则不多见。
例如：何修龄和王仁波所著的《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盛唐建筑》，以纯粹的建筑学视角对《阙楼图》进行了探讨；有的文章则关注的是题材和宫廷礼仪。
三是以《阙楼图》和《仪仗出行图》为主要研究对象，关于《架鹞戏犬图》和《架鹰驯鹞图》的研究则基本处于真空状态。
懿德太子墓壁画的艺术特征与缺憾懿德大将军陵墓的主要绘画人，在资料上是不存在的。作者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杨跫应为懿德太子墓葬中的“主建筑师”。
这幅壁画表现了当时社会上的上层社会生活，线条纤细有力，力量十足，虚实相间，栩栩如生。赋色工细，形神兼备。
大量的彩绘相互辉映，成为研究唐代宫廷生活、礼仪以及官员服饰及妇女服饰的珍贵影像材料。
懿德太子墓现存较为完好的40多件，有些相似，有些则毫无特点，这里只选择了五件具有典型意义的。
《阙楼图》所在地点：墓道东西两壁。这种三出阙楼是等级最高的礼制性建筑，是帝王级别的建筑，是皇宫的标志性建筑。
《阙楼图》高3.05米，高2.98米，三阙相接，以群山为背，其上种植着青松翠柏。城墙南面是三出阙楼。在图1中可以看到。
作者以为《阙楼图》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特点：
首先，箭塔上的线条是用尺子和树枝绘制而成，精致细巧，由高低不同的纹路编织而成的三出阙楼，给人一种恢弘大气的感觉。
二是以山水为底，用来烘托了碉楼的宏伟。岩石是用花绿和赭土混合而成，采用分染法和罩染法，有浓有浅，有轻有重，由色彩的变换显示出光与暗的关系。
背景风景画中，线条刚硬，棱角分明，使山峰显得突兀，挺拔。一笔一画，由散而聚，疏密有致。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那个时候，宫廷画师就已经把风景画构思好了。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李思训在唐朝风景画派中的一些特色。
“三出阙楼”的色彩采用了“平”的画法，并以“银珠”、“朱泥”、“朱砂”、“大红”和“深红”为主要色调；
而“石青”、“石黄”等其它色彩则用得比较浅，使整个画作呈现一种鲜艳的色彩，既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又显示了这座建筑的皇室气派。
墓道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幅《仪仗出行图》，高3.58米，宽度6.73米，背靠着一片青翠的风景。
而最显眼的，则是一辆马车，里面有士兵，有车夫。王辇以大红色为主体，由舆，华盖，车轮三个部件构成。
辂车上残留金粉，圆形华盖为金黄色，由此可以断言是金辂。辂车上的所有旗、扇、伞，均为天子仪仗队用具。
本文通过对《仪仗出行图》的分析，发现其具有以下的社会、文化内涵及艺术特色：
《仪仗出行图》是懿德太子在朝中的真实写照。从懿德太子的经历来看，他两年前就被贬为平民，与他的父母一起被放逐，他在皇宫里的日子并不长。
怎么可能三次离开城楼？能不能乘坐皇帝级别的黄金战车？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这里接受他的检阅？答案当然是没有。这一切皆是唐中宗对儿子的补偿。
他的儿子，活着的时候，经历了很多磨难，也没有继承皇位，当父亲的号墓为陵，就是为了补偿儿子。
其次，唐代之前的人物画普遍不作山水题材。还有一些以山水为背景的作品，亦有“人大于山”之说。
《阙楼图》与《仪仗出行图》中的中山水、亭阁、众多的人物，在画面上完全融合在一起，表现了当时的皇家画师尤其是总师的绘画水平。
三是在《阙楼图》与《仪仗出行图》中，画家运用了俯瞰性的散点视角，将人与景之间的空间关系很好地把握住了。
四是《仪仗出行图》为研究唐代文武官兵服饰提供了生动的教学材料。唐朝官员的服饰分为：朝服、公服和常服。其中，朝服就是典礼时所穿戴的服饰。
《仪仗出行图》中，大臣们都穿着官服。图中的仪卫多穿袍服和黑靴，袍有圆领袍和翻领袍，服装颜色分红、绿、青、白，不同色彩代表不同的等级。
《架鹰驯鹞图》地点：二号窟东壁上。在该幅壁画中，架鹰和架鹞的均为胡人，戴黑幞头，外罩黄色圆领，系黑色皮带，下身系细裤，脚踏黑色长靴。
老鹰摆出一副要展翅高飞的架势，鹞子则是一副温顺听话的样子，和主人的感情很好。抬鹰的人，腰上挂着一只黑色的袋子，另一只手则是用来训练老鹰的。
在唐朝的朝廷里，有一种用鹰和鹞打猎的风气。唐朝时，殿中省设有“五方司”，负责对外国进贡的鹰禽、鹞、犬等进行监管与驯化。
作者对《架鹰驯鹞图》的创作特点作了以下总结：
第一，胡人驯鹰、鹞者在故国时崇尚武艺，经常和王公们在一起打猎。随着鹰隼和鹞鹰的捐献，大唐的驯兽师也被送到了大唐的朝堂上，开始了对老鹰和鹞的驯化。
画像上的两个胡人，鼻梁高挺，眼窝深陷，胡须浓密，眼神中带着一丝虔诚，又带着一丝担忧。
画面具有一定的空间感，角色的动作与老鹰和鹞的动作相配合，并有一种情绪上的交流。画中的两个胡人栩栩如生，神情自然，眼中尽是对自己驯服的飞禽的感情。
这幅《架鹰驯鹞图》，雕与鹞形相异，笔墨轻灵，色彩逼真，嘴尖爪利，尤其是眼睛里，尽显警惕之意，与杜甫的《画鹰》诗中所说的一样：“侧目似愁胡”。把胡瞳比作鹰。
这两个胡人来自遥远的地方，眼神中带着一丝担忧，而且他们的眼眸也与老鹰有些相似。这就是伟大的诗人对人生的细致的观察，他的比喻的意象。
《架鹞戏犬图》地点：石窟二进西侧。这幅图画上有两个男人和一颗树。右边是主人公，他的左边是一只风筝，右边是一只仙鹤，他身穿一件圆领的长袍，腰带和口袋都在他的腰带和口袋里，他转过身来，望着中间的一条狗。
这条狗通体褐色，双腿细长，腰肢纤细，体格健壮，一只前爪抓住了飞鸽。狗后面有一个身披绿色长袍的侍从。这条狗与张淮太子墓上的那条狗，明显是同一品种。
波斯狗体型修长，没有多余的脂肪，它的速度很快，可以随着食物的移动而突然停下或者改变方向，用来抓兔子是再合适不过了。通过将此图中的猎犬与细狗的图像进行对比，笔者更加肯定了《架鹞戏犬图》中的猎犬就是细狗。
关中以东，尚有一种精致的犬类撵兔子。冬天的时候，闲下来的农民会组织细狗撵兔，一百多条狗排成一排，让十公里内的兔子插翅难飞。
《架鹞戏犬图》画中此狗用线条勾勒，其耳、眼、鼻、口位置精确，体型协调，比例恰当。在着色上，采用了一种渲染的方法，将狗身上的颜色层次表现出来。除了尾巴上的毛发外，没有其他的毛发。
犬眼睛的视线是架鹞人手指和鹞的方向，犬眼、人手和鹞在一条斜线上。该猎犬眼光温顺，尾夹于股间，前爪搭在主人身上，这是狗向主人讨好的姿势和神态。人，狗，鹞，三者协调一致。这人面无胡须，是个汉族。
《宫女图》中有几幅作品，因受盗窟水流冲沙等因素的影响，局部剥落，轮廓模糊，颜色偏浅。文章仅从《宫女图》这一较为明确、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中选取一件加以研究。
此《宫女图》位于洞窟三道西侧。在这幅图画的中心，是一株一人高的大树，下面是石头。
在这棵大树的两侧，分别绘有一位宫娥：左侧一位，身着红衣，手持一把扇子；右侧的宫娥发型服饰与左侧基本相同。
不同之处是右侧的宫娥都着绿色的衣裙，包着红色的头巾。为方便叙述，笔者称左边的为“红裙宫女”，右边的为“绿裙宫女”。
本文通过对《宫女图》的分析，发现其具有以下的社会、文化价值及艺术特色：
对于两名宫娥手中所握的团扇，学界一直存在争论。一些学者相信那是毕罕。毕罕是一种用来捕猎动物的古老用具，它由一个长长的手柄组成，顶端套着一个陷阱。
有的人说这是宫廷用的扇子，有的人则说这只是一件用来捉蝴蝶、捉鸟的器具。我以为三号窟南壁的题材是《仪仗出行图》、《列戟图》，带有明显的军事意味，所以，这两个侍女所持的应该是扇子，而不是捕蝶捕鸟的工具。
二是作者不加掩饰，点出了此图的三个缺憾。
第一个缺点，就是这位红衣女子，竟然有六个指头。实际上，也有人拥有六根手指，但是，他们的六根手指，都比其它五根要小，所以，这幅图上的六根手指，并不是很小。
第二个缺点，则是红裳女子拿东西的姿势有些反常。画家是人物画的难点之一。这幅画要突出兰花手指的美感，把小指向上提一点没错，但是用拇指按住扇子把，那就不对了。正确的握法应该是拇指向下，拇指尖端暴露在外。
第三个缺点，就是绿衣宫女的鞋子太大，而且一直拖到很长的地方，就像她的左腿上没有鞋子，更像是一艘船。右足的鞋子是标准的。不管是从身体的角度，或是从视觉角度来看，都不可能把鞋子的尺寸弄到这么大。
懿德太子墓的一套壁画，是一套较为全面地记载了墓主生平事迹的一套绘画，其中有许多天井，寓意着整个东宫内有许多庭院。
这间大墓是一间多层的院落，里面挂满了各种精美的壁画，仿佛是一场展示主人一生的大型展览。这一组壁画的巨大的艺术成果，这里就不赘述了，只简要地整理一下懿德亲王墓葬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结语唐中宗为了补偿儿子，号墓为陵，懿德太子墓壁画是唐墓壁画中最独特的壁画之一。懿德大帝陵墓中的壁画，其内容极为丰厚，气势宏伟，图案优美，其线条稳健而富有变化，刚柔并济，虚实相生，富有表现力；
画面用色鲜艳协调，并将西方引进的凸凹晕染与传统的晕染手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作品中的角色刻画栩栩如生，个性突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很和谐。
这些壁画，简直就是一种无法取代的艺术品。懿德太子一生，可谓是命途多舛，让人看了都觉得心疼。
通过对唐朝的葬俗习俗的考察，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壁画背后所蕴含的社会与文化内涵。通过这篇文章及对这些壁画的复制，作者在自身的人文修养和技法上都有了一定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