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超重量级人物，是当之无愧的大文豪。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只要识文断字就不可能没读过鲁迅的代表作品，课本上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孔乙己》、《阿Q正传》，满满的全是回忆。
大先生手中的笔是锋利的匕首，划开社会层层黑幕；是精准的投枪，脱手一掷，撞开云雾囚笼，拯救国民灵魂。
一直以来似乎都是在刻意淡化鲁迅在北京长达十四年的官场生涯，即使偶尔提及，也只是轻描淡写，言其在教育部当一个蝇头刀笔小吏，完全微不足道。
那么，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担任的职务，真的是微不足道的小吏吗？
并不是！
《故乡》当中“豆腐西施”杨二嫂有言曰：“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
实际这杨二嫂所言还真不是夸大之语……
01
鲁迅在宣统元年（1909年）从日本留学回国之后，先是在杭州的浙江师范学堂当了两年的教员，然后又回到老家绍兴，在绍兴中等学堂担任监学。
这个“监学”是清末在新式中等学堂所设立的学官，相当于中学教导主任。但当时中等学堂的地位绝非当前中学可比的，而监学的职权更是要高于教导主任。
鲁迅在日本期间被章太炎收为弟子，并受此影响正式加入著名革命团体——“光复会”。
而光复会的会长正是蔡元培。
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搭建班子自然是优先使用自己人，于是鲁迅在民国元年（1912年）来到教育部任职，担任教育部“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由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官场生涯。
关于“佥事”与“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需要具体说下，因为这涉及到官职等级问题。在民国前、中期，文官任用是分四种类型：
特任官：即大总统亲自签发任命的高级官员，比如各部的总长/次长、巡阅使、省督军、驻外全权大使等，这些都是属于位高权重的大吏。
简任官：同样是大总统签发任命，级别低于特任官，比如各部的司长/佥事、各省辖道的观察使/道尹、驻外参赞等，这些属于高级文官。
荐任官：即各部或地方推荐任命，比如各部调查员、公报员等。
委任官：即各部总长直接任命，比如各科科长、秘书长、法官以及地方的县知事。
很显然，鲁迅的“佥事”是简任官，是大总统任命，而“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则是委任官，是教育总长任命。
02
先说 “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这个“科长”并不是现代的科长。
民国时各部的内部结构层级是“部-司-科”，这与现代“部-司-处”大同小异，其中“科”对应“处”，即鲁迅担任的科长实际就是现代的处长。
如此算来，鲁迅应该是实权处长。
但是鲁迅的行政级别却不是正处级，因为前面还有一个“佥事”的头衔，这个是大总统任命的简任官，是“任命状”而不是“委任状”，属于高级文官。
鲁迅的官职任命状，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至于“佥事”的职务名称并非民国所创，而是古已有之，最典型的就是明朝，在很多机构当中都设有佥事，恩功寄禄，也就是用于锚定官阶，与实权没有关系，与军衔有些类似。比如努尔哈赤担任过的“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戚继光担任过的“登州卫指挥佥事”，都是如此。
在乾隆时期将“佥事”废除，但是到了清末又恢复使用，而且成为单独官职名称，为从四品。
到了民国初期，各部都有大总统任命的“佥事”，比如教育部总计有14名“佥事”，也是用于锚定官阶，与现代的巡视员类似。
只是鲁迅还具备实际职务，即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当时各司不设副司长，所以在本司当中除司长之外，鲁迅的职权与职务等级是最大的一个，大约可以比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排名第一的副司长兼第一科科长。
03
有了解现代行政级别划分的能知道，司、厅、地是平级，副司长与省厅副厅长、地级市副市长相持平，已经属于高级官员。
鲁迅后来也在与友人的信件当中提到过：
“佥事——文士诗人往往误作签事，今据官书正定——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只要看我免职之后，就颇有些人在那里钻谋补缺，便是一个老大的证据。”
在《记“发薪”》当中还明确写道：
“一进门，巡警就给我一个立正举手的敬礼……可见做官要做得较大，虽然阔别多日，他们也还是认识的。”
从鲁迅这个当事人的表态能够发现，其在教育部担任的官职可不是什么小吏。
“豆腐西施”杨二嫂说的“放了道台”并没错，因为清代的“道台”是四品官，而“佥事”是从四品，与道台确实是大体相当。
鲁迅在教育部的俸禄也着实不低，开始时是每月220块银元，而到了民国十年（1921年）则涨到了每月300块银元。
同时期，北京城拉洋车的、三等巡警、店伙、跑堂的、瞭高的，每月累死累活也不过6-9块银元。
在《骆驼祥子》当中人和车厂的刘四爷，在祥子眼中已经算是大人物，有六七十辆洋车租赁，一辆车每天的车份钱是一角三分，合计还不到10块银元，每月毛收入才300块银元——如果去掉车辆磨损、官面打点、税捐厘金征缴，实际到手最多150块银元……
04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间长达14年，职务不升不降，始终是“教育部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不降可以理解，那么不升是为何呢？
原因很简单：大先生不屑于去蝇营狗苟的向上钻营。
之所以要在教育部任职，只是鲁迅的谋生手段。当时鲁迅在北京买下的大四合院当中，生活有老母亲鲁瑞、名义上的夫人朱安，以及两个弟弟的大小家口，没钱是万万不行的。
鲁迅需要有这份稳定的收入，在此基础上再搞文学创作，颇赚了一些稿费。
而且有这个官职在，确实是方便做一些事情。比如《新青年》、《语丝》的创办，鲁迅起到很大的作用——当时没有宣传、文化、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管理机构，相关管理职责统一由教育部负责。
而《新青年》乃是“五四运动”的直接推手，中国由此进入觉醒年代。
鲁迅在教育部也并非埋头做官，是非不分。在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乱作，鲁迅愤而离职。直到半个月之后张勋倒台，才卷土重回。
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爆发的“女师大风潮”当中，鲁迅因坚定支持进步学生开展正义斗争而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职。
然后鲁迅在法院与教育部、章士钊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官司，最后大获全胜，判定免职违法！
但鲁迅要争的只是一口气，随后南下，正式结束了为期十四年的官场生涯。
后来陆续担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的教授，最终前往上海定居，由此开启长达九年的“自由职业者”生涯，直到病逝……
05
有人以为鲁迅在教育部就是混日子骗薪水，那可就大错特错。鲁迅在法院状告教育总长章士钊的诉状当中提到：“充教育部佥事，已有十四载，恪恭将事，任职以来屡获奖叙。”
鲁迅在这十四年生涯当中，白天上班兢兢业业，晚上挑灯写稿。
在任职期间，促成“采用注音字母案”、筹备“儿童艺术展览会”与“万国博览会”、制定《通俗图书馆规程》，等等。
尤其是为京师图书馆建设发展贡献了很大的力量，曾经通宵不眠的整理故宫档案，逐一翻阅“内阁大库那有名的八千麻袋废纸”。
当年敦煌卷子运交北京，也是鲁迅亲自带人接收并妥善处理。
在民国四年（1915年）、民国九年（1921年），鲁迅先后获得大总统颁发的五等嘉禾勋章、四等嘉禾勋章。
PS：嘉禾勋章分九等，这可不是野鸡奖项，而是含金量极高的荣誉。
可见，大先生只是不想搞钻营，而不是拿着俸禄不干事。
而且在教育部当官也并不耽误以笔为武器，揭发黑暗、拯救灵魂。在1918-1922年，鲁迅陆续发表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孔乙己》、《故乡》等多个代表作品，并在1923年由北京新潮社结集出版，即著名的小说集《呐喊》。
这些作品都是以革命民主主义为立足点，揭发深层社会矛盾，批判陈腐的传统观念与社会制度，蕴含强烈的社会变革精神与民族生存忧患意识。
所以教育部将“呐喊”多年的鲁迅免职实在是不令人奇怪。
奇怪的是之前一边笔杆子写冒烟，一边还能得到嘉禾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