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留奇科夫：为保住苏联作最后一搏，失败蹲监，普京上台礼遇他 - 今日头条
克留奇科夫，一个坚定的保守派领导人，面对苏联解体的危机，决定采取极端行动。1991年8月19日，他和其他几位同志发动了一场政变，试图阻止国家的进一步瓦解。他们的计划简单而直接——软禁正在克里米亚休假的戈尔巴乔夫，接管政府机构，恢复苏联的旧有秩序。然而，这场政变很快就陷入了困境。
克留奇科夫及其同伙被捕，面临着“叛国罪”和“篡权罪”的指控。起初，叶利钦打算将他们终身监禁，但政治局势的复杂性迫使他最终决定特赦这些参与政变的人员。克留奇科夫因此重获自由，但他背上的不光彩罪名，以及他对自己行为的坚定不悔，使他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成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
戈尔巴乔夫的联邦化尝试
1991年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苏联的政治舞台上涌现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和机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的领导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他需要应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他还需要解决国内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分裂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个旨在改变苏联政治结构的大胆计划——“彻底实行联邦化”。
这个计划的核心是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9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会晤，共同商讨如何建立一个既能维护各共和国主权，又能保持苏联整体统一的新型联盟。戈尔巴乔夫和这些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在1991年4月展开，会谈的目的是探索一种新的政治框架，即从一个高度集中的统一国家向联邦制国家的转变。这意味着苏联将不再是一个由中央政府严格控制的单一国家，而是一个由各个拥有更大自治权的共和国组成的联盟。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戈尔巴乔夫和参与会晤的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和磋商。他们探讨了如何在保持苏联整体利益的同时，赋予各加盟共和国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权。这些讨论不仅关注于权力的重新分配，也涉及到如何在新的政治框架下维持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
随着会谈的深入，各方面意见的分歧也逐渐显现。一些共和国领导人对于彻底实行联邦化持有保留态度，他们担心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失去对自己共和国的控制。而另一些领导人则对此持支持态度，认为这是实现共和国真正自治的机会。尽管存在分歧，但大多数人都认识到，面对苏联内外的压力和挑战，寻找一种新的政治和经济平衡模式是必要的。
这场会晤最终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告终，声明中明确提出了签订新联盟条约的意向，将原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这一宣言象征着苏联正式迈向改革和开放的新阶段，也预示着苏联政治结构和国家定位的根本转变。
保守派的反击
面对戈尔巴乔夫的联邦化改革计划，苏联内部的保守势力，包括一些苏共的老牌领导人和部分政府官员，开始紧密讨论和策划他们的反应措施。这些人深信，苏联的强大和稳定依赖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任何试图放松这种控制的行动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的解体。
克留奇科夫，作为克格勃的高级官员，以及时任副总统的亚纳耶夫，是这场策划活动的关键人物。他们开始秘密集会，讨论对策，企图找到一种方式阻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得以实施。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与其他保守派领导人进行了多次密谋，包括军队高层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制定一个计划，通过直接的政治干预来确保苏联旧有体制的维护，以及苏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克留奇科夫和亚纳耶夫逐步拟定了一项详细的行动计划。他们计划在戈尔巴乔夫缺席的时机，发动政变，控制政府关键部门，包括通讯系统、交通枢纽和国家媒体。他们还计划获得军队的支持，以确保政变行动的顺利进行。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极度的保密状态下进行，以防止信息泄露给改革派和戈尔巴乔夫本人。
与此同时，保守势力也在思考如何对外宣传和解释这一行动。他们计划宣称，政变是为了保护苏联免受内部和外部敌对势力的破坏，以及防止国家解体的必要措施。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争取到广大民众和政府内部其他成员的支持。
然而，尽管准备工作进行得十分秘密和谨慎，政变计划的风险仍然极高。克留奇科夫和亚纳耶夫都清楚，一旦行动失败，他们将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但是，他们认为维护苏联旧有体制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个人风险。在他们看来，苏联的未来和苏共的领导地位岌岌可危，采取决断行动成为他们眼中唯一的选择。
“八一九”政变的爆发
1991年8月19日，苏联内部的政治风暴达到了顶点。在戈尔巴乔夫前往克里米亚休假之际，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以及其他保守派领导人迅速采取行动，启动了他们长时间策划的政变。这一天清晨，在戈尔巴乔夫的度假地，一群官员和安全人员出现，他们以国家安全为由，将戈尔巴乔夫软禁起来，宣称为了保护国家免受危机，暂时接管政府控制权。
政变的消息很快就通过国家媒体和通讯渠道传遍了整个苏联。电视和广播站开始播放由政变领导人准备的声明，声称苏联正面临严重危机，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特临时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国家管理。然而，这些声明并未能详细说明政变的具体理由和目标，导致广大民众和一些政府官员感到困惑和不安。
同时，保守派领导人在实施政变过程中显现出显著的犹豫和不决。尽管他们控制了国家的主要通讯和媒体机构，但他们对如何进一步稳固权力和对付可能的反对声音缺乏清晰的计划。他们之间对戈尔巴乔夫可能的反应以及民众和军队的支持度估计不足，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他们在行动中显得迟疑和混乱。
事实上，政变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大大误判。他们希望戈尔巴乔夫在政变后能够支持他们，或至少保持沉默，但戈尔巴乔夫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公开谴责了政变行为。这一立场迅速被国际社会和苏联国内的改革派人士所支持。
另一方面，政变的消息也激起了苏联各地广大民众的不满和反对。特别是在莫斯科，成千上万的市民走上街头，抗议政变，支持戈尔巴乔夫和改革进程。他们在白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大楼）周围搭起路障，准备抵抗任何企图逮捕改革派领导人的行动。
民主派的胜利
在这一关键时刻，鲍里斯·叶利钦等民主派领导人站出来公开反对政变，成为反对派行动的中心人物。
叶利钦，当时担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是改革派和民主派势力的领军人物。得知政变发生后，他立即前往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大楼——通常被称为“白宫”——并在那里发表了激情澎湃的讲话，呼吁民众站出来抵抗政变，保卫民主和法治。叶利钦的这一行动，通过电视和广播被迅速传播到全苏联各地，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市民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政变的强烈反对和对改革进程的支持。
在莫斯科，抗议者们迅速聚集在白宫周围，搭建路障，准备对抗可能试图攻击或接管大楼的政变军队。这一群体由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组成，包括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和老年人，他们手持俄罗斯国旗和自制的横幅，高呼支持民主的口号。这些行动显示出民众对保持苏联改革进程和阻止国家回归到旧有压迫体制的强烈愿望。
与此同时，民主派人物还通过其他渠道动员支持。他们利用尚未被政变力量完全控制的媒体资源，发表演讲和声明，呼吁民众和军队站在民主和法治的一边。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政变力量的士气，并促使一部分军队和安全部队人员开始质疑政变的合法性和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军队单位和士兵在面对抗议民众时选择不执行镇压命令，甚至有些部队明确表示支持民众的抗议行动。这种军队的倒戈行为进一步削弱了政变领导人的权威，展现了他们未能获得全面的军队支持这一致命弱点。
经过紧张的72小时，随着民众抗议的不断升级和军队支持的流失，政变领导人发现自己处于越来越孤立的境地。他们的行动缺乏民众的广泛支持，同时也未能在政府内部形成统一战线。在国际社会的谴责声和内部压力的双重夹击下，政变势力最终选择放弃，政变行动宣告失败。
政变后的影响
克留奇科夫和其他政变领导人被迅速逮捕，面对严重的指控，包括“叛国罪”和“篡权罪”。这些指控反映了他们试图推翻合法政府和破坏苏联宪法秩序的行为所造成的严重性。
在政变的余波中，鲍里斯·叶利钦作为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处于新苏联政治舞台的中心。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不仅要稳定国家局势，还要处理政变失败后的后果。叶利钦最初的反应是对参与政变的人员采取严厉措施，包括计划将他们终身监禁，以此表明对此类破坏国家安全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叶利钦开始考虑到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国内外舆论对政变参与者的处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呼吁对他们进行宽恕，认为这样可以促进国家的和解与稳定。在这些复杂的考虑和政治斗争中，叶利钦最终决定对克留奇科夫等政变领导人进行特赦，使他们得以恢复自由。这一决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被视为一个旨在促进国家前进、避免进一步分裂的务实之举。
克留奇科夫在被释放后，仍然背负着因参与政变而带来的不名誉罪名。尽管如此，他坚决否认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坚持认为自己参与政变是出于保护苏联免遭解体的高尚动机，对此从未表示后悔。克留奇科夫的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苏联社会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对未来方向的不同看法。
2000年，弗拉基米尔·普京作为新一任俄罗斯总统举行就职典礼时，他邀请了克留奇科夫参加。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普京，作为一位同样出身于克格勃的政治人物，对苏联解体持反对态度。他邀请克留奇科夫参加就职典礼，被解读为对1991年政变尝试的一种重新评价，甚至是对克留奇科夫行为的某种认可。普京将“八一九事件”视为一种试图维护苏联完整的“英雄行为”，这不仅体现了普京对苏联历史的特定解读，也表明了他对国家权威和统一的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