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5年9月，驻守山西潞州（现长治市）的沈王朱模向明宣宗朱瞻基提出请求，希望将每年六千石的粮食俸禄中的五百石换成精制大米。当时的大米指的是去除糠皮和糊粉层的优质米，比一般的糙米更加细腻可口。
沈王模在丁未日上奏，请求从年度俸禄中拨出五百石大米，这一请求得到了批准。—《明宣宗实录卷九》
沈王在家族中属于皇帝的叔祖父，身份显赫，无人能及。他的年收入高达一万石，其中六千石以米的形式发放，剩下的四千石则是纸币。按照这个标准，朱模的生活条件应该相当优越。要知道，当时大明官场中收入最高的魏国公，年俸也只有五千石。
理论归理论，实际归实际。朱模的封地潞州虽然不在边境，但每年的收入全靠水运，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人为问题，收入就难以保障。因此，沈王向朝廷索要精米，实际上是在变相要求增加自己的年收入。
对于那些无法动摇自己统治地位的皇室成员，明宣宗朱瞻基通常表现得相当大方。接下来我们看看宣德年间潞州沈王一族的经历。朱瞻基在处理宗室事务时，往往根据对方的影响力采取不同策略。对于像沈王这样实力较弱的藩王，他更倾向于采取宽容态度，给予相应的待遇和封赏。这种做法既体现了皇权的威严，又展示了帝王的仁慈，有助于维护朝廷与地方藩王之间的平衡关系。通过分析沈王家族在宣德年间的境遇，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朱瞻基对宗室的治理策略。
【先天不足的沈王府】
朱模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二十一个儿子，母亲姓赵。他出生于1380年农历八月初二。到了1391年四月，年仅11岁的朱模被册封为沈王，封地设在辽东的沈阳。作为朱元璋众多儿子中的一员，朱模在幼年就获得了王爵封号，这一安排体现了明朝初期对皇子的分封制度。
朱元璋设想在辽东设立三位藩王：广宁由辽王管辖，开原归韩王治理，沈阳则是沈王的领地。考虑到辽东资源有限，人口稀少，税收微薄，要维持三个王府的运转，势必需要扩大领地范围。这一布局表明，朱元璋的意图是将整个东北地区纳入明朝的疆域之内。
太祖皇帝去世后，新登基的建文帝朱允炆推行了严厉的削藩政策。这一举措引发了各地藩王的强烈反应。北平的燕王朱棣和大宁的宁王朱权率先起兵反抗，而广宁的辽王朱植迫于朝廷压力，选择放弃封地返回京城。与此同时，韩王和沈王未能按计划前往各自的封地。这些事件导致了大明王朝扩张进程的中断，国家的发展陷入了停滞。
朱棣在靖难之役取得胜利后，于永乐六年（1408年）下令所有在京的亲王前往各自的封地。然而，沈王朱模的情况比较特殊，沈阳作为他的封地显然不合适，那么他的封地应该改到哪里？沈王出生时，燕王朱棣已经前往北平就藩，因此朱棣对这位年幼的弟弟并没有太多感情。
永乐帝没多想，直接给沈王朱模安排了个封地：山西泽州，也就是现在的晋城。山西布政司那边立马叫苦，说这两年干旱严重，百姓日子不好过，实在没能力给沈王建新王府。他们提议，潞州有个现成的郡王府，是晋藩庆成王朱济炫留下的，保养得不错，干脆拿来给沈王用。朱棣一听觉得挺合理，于是马上改主意，把朱模的封地换成了潞州。
最初，沈王朱模即将前往封地，但王府尚未建成，于是下令有关部门改建泽州宁山卫作为临时住所。后来，山西布政司上奏称：“今年春夏降雨稀少，粮食歉收，百姓生活困苦，应当减少劳役。庆成王府位于潞州，但王爷已返回太原，其宫殿仍然完好。建议将其改为沈王府，以减轻百姓负担。”这一建议得到了批准。—《明太宗实录卷八十三》
沈王妃张氏在1406年离世后，朱模不得不在两年后，也就是1408年11月，独自启程前往封地。当时，他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子：刚满一岁的长子朱佶焞、次子朱佶煃，以及刚刚出生的第三子朱佶煟。
朱棣在位期间，尽管他的儿子们逐渐长大，但皇帝始终没有给予他们郡王的封号。朱模对此感到无奈，却只能默默忍受。由于没有正式册封，这些皇子既无法获得固定的俸禄，也不能搬出王府独立生活，只能继续留在沈王府依赖父辈。在永乐年间，朱模的年俸仅为三千石，他的王府规模也仅相当于一个郡王府。面对八个儿子和五个女儿，朱模的生活显得颇为窘迫，日常事务繁杂，令人焦头烂额。
朱棣去世后，朱高炽即位，开始对宗室成员进行补偿。沈王的年俸从三千石提升到了一万石，并且以米和钞按六四比例发放。同时，朝廷还封朱模的18岁长子朱佶焞为武乡王，次子朱佶煃为陵川王，17岁的三子朱佶煟为平遥王。
【没有野心，只想躺平的沈王家族】
沈王受封后，婚事的筹备随即提上日程。但沈王府存在先天缺陷，急需扩建。与太原晋藩、大同代藩那种规模宏大、宫墙高耸的王府相比，沈王府四周全是普通百姓的住宅。在宣德年间，即便是朱模这样的亲王，也不敢强行拆除民房，这个棘手问题只能由宣宗亲自处理。
戊午日，沈王模上奏说：“现在府中男女都已成年，到了婚嫁年龄，但王府地方太小，想扩建一下。不过，王府墙外都是老百姓的住宅。”皇帝听后，对工部的大臣们说：“王府确实需要扩建，但让老百姓搬走，肯定会引起不满。你们派个官员去实地看看，需要建多少房子，有多少老百姓需要搬迁，把实际情况报上来。”—《明宣宗实录卷十五》
那年九月，朝廷又打造了黎城王、稷山王、沁水王、沁源王的镀金银印，明显是为册封朱模剩下的几个儿子做准备。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受汉王之乱的牵连，沈府那些郡王的册封仪式，还有郡主们的婚礼，一直都没办成。
宣德三年（1428年）二月，沈王朱模再次向朝廷提出请求。他提到自己的七个儿子即将离开王府独立居住，希望朝廷能帮忙建造七座郡王府。同时，他的四个女儿还没有住所，建议从王府护卫和仪卫司官员的房屋中挑选四所进行改造。此外，他的长子武乡王朱佶焞即将结婚，但府中缺少内使和女使，也希望朝廷能赐予这些人员。宣宗对叔祖的这些要求全部应允，郡王府和郡主府的修建都由朝廷负责完成。武乡王府则被赐予了五名内使和七名女使。
在宣德三年（1428年）三月，朝廷派遣丰城侯李贤和通政使司右参议何怀煇分别担任正、副使，负责主持册封仪式。他们奉命册封朱模的几个儿子为王：第四子朱佶燏被封为黎城王，第五子朱佶焆为稷山王，第六子朱佶熅为沁水王，第八子朱佶?为沁源王。值得一提的是，朱模的第七子朱佶炵在此之前已经去世。同时，南城兵马副指挥韩学的女儿韩氏被册封为武乡王妃。
六月时，朝廷派定国公徐景昌和鸿胪寺左少卿刘顺分别担任正、副使，带着册封的旨意，正式封韩福的女儿韩氏为陵川王妃，王克智的女儿王氏为平遥王妃。同时，沈王的女儿们也安排了婚事：次女浑源郡主嫁给了潞州仓副使张唤的儿子张儒，三女翼城郡主许配给沈府典膳副袁广的儿子袁通，五女河津郡主则与沈府仪卫司典仗田春的儿子田杰成婚。
1429年6月，朝廷派遣礼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张瑛和工科左给事中薛广作为正、副使节，负责册封事宜。他们分别册封了四位官员的女儿为王妃：沈阳中护卫百户陈立的女儿陈氏被封为黎城王妃，百户杨斌的女儿杨氏被封为稷山王妃，百户郑敏的女儿郑氏被封为沁水王妃，潞城县知县黄珷的女儿黄氏被封为沁源王妃。这一系列册封活动体现了当时朝廷对地方官员及其家族的重视。
黄珷之前因为犯事被发配到怀来服役。沈王觉得让一个罪臣主持婚礼实在不合适，就向皇帝请求，希望允许黄珷暂时回来操办婚事，之后再回去继续服刑。这一招以退为进用得巧妙，毕竟沁源王是太祖的孙子、堂堂的郡王，婚礼让一个戴罪之官主持确实有失体面。宣宗对此也只能无奈地笑了笑，最终免除了黄珷的罪名，恢复了他知县的官职。
辛亥年，沈王模上奏：“我的第八子沁源王佶?要娶知县黄珷的女儿为妃，黄珷之前因犯错被贬到怀来戍边。现在婚期临近，请求暂时让黄珷回来主持婚礼，婚礼结束后再返回戍地。”皇帝下令让兵部批准黄珷暂时离开戍地，恢复他知县的职位，但不处理具体事务，让他暂时住在王府。随后，皇帝对身边的侍臣说：“这是为了亲情不得不做出的让步。”—《明宣宗实录卷五十四》
在宣德六年（1431年）五月二日，沈王朱模离世，享年52岁，在位长达41年，被追谥为“简”。这个谥号“简”取自“正直无邪”之意，算是对他的一种褒奖。《实录》中对他的评价也很高，称他“为人敦厚，喜欢安静，遵守礼法，一生没有过失”。同年十二月十一日，朱模被安葬在凤凰山脚下。值得一提的是，朱模在位期间，曾给一种当地特色小吃“软米团子”起了个雅致的名字——“金粉裹紫玉”。这种小吃金黄软糯，香甜可口，至今仍是当地人的心头好。
八月初六这天，原本是王府例行祭祀社稷和山川神灵的日子。然而，沈府的长史司却提出，由于沈简王刚去世不久，根据《礼经》的规定，应该暂停祭祀。让人意外的是，礼部居然同意了沈府的请求，宣宗也批准了。然而，三十年后到了明英宗天顺年间，洛阳伊王府提出类似的请求时，却被以“不能因私事耽误公共祭祀”为由直接拒绝。这件事真是让人感到蹊跷。
庚寅日，礼部向皇帝报告：“沈王府的长史司提到，目前王府正在办丧事。根据《礼记》的规定，有丧事期间不应祭祀社稷和山川等神灵，建议暂停相关祭祀活动。”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明宣宗实录卷七十九》
同时，户部建议因沈王去世，应停止发放其每年一万石的俸禄。然而，宣宗考虑到沈王的庶长子武乡王即将继承王位，决定继续按原标准发放俸禄。到了宣德七年（1432年）七月，朝廷派建平伯高远和礼部员外郎易节作为正、副使，带着节杖前往封朱佶焞为沈王。随后，在宣德八年（1433年）十月，朝廷补发了沈王妃韩氏的金册。这是因为之前只准备了朱佶焞的沈王金册，而忽略了其王妃的身份。
公元1434年6月，朝廷下令从山西布政司的仓库中，以米和纸币各半的形式，向陵川、平遥等王发放两千石的年俸。这种安排体现了朝廷对沈藩的特别照顾，因为同样是新封的郡王，岷藩的待遇就差多了，他们两千石的年俸里，只有五百石是实打实的米，其余一千五百石全是用当时几乎不值钱的大明宝钞来支付。在宣德年间，这些宝钞的价值已经跌得跟废纸差不多了。
总结来看，朱模虽然身为皇子，却并未获得父亲和兄长的青睐，手中既无实权，住所也谈不上奢华。他明白自己处境尴尬，必须低调行事。既然无法成为手握重兵的藩王，他便转而投身文学艺术。从朱模这一代起，沈藩一脉便以文化见长，他们将道德修养和文学创作视为立身之本，并通过这些努力，对潞州地区的文化发展和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