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国庆前夕，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央开始筹备相关活动。当时，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项重要建议：对那些已经接受改造、表现良好的战犯，应予以特赦，尽快恢复他们的自由，并为他们安排合适的工作。这一举措体现了国家对于改过自新者的宽容与关怀。
1959年12月4日，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突然接到通知，要求所有人立即前往俱乐部集合。当时大家都不清楚会议的具体内容，也没有提前收到任何消息，但每个人都准时到达了会场。
一踏进会场，眼前的景象让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巨大的横幅上赫然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战犯大会。
这些战犯们突然迎来了意想不到的好消息。尽管还不清楚特赦名单上是否有自己的名字，但每个人都觉得曙光就在眼前。
作为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面对这种局面时，内心无疑是百感交集的。
溥仪认为自己罪行严重且知名度高，不太可能获得特赦，在他看来，只有那些情节轻微、影响力较小的人才有机会得到宽大处理。
然而，在大会主持人宣读特赦名单时，他的名字被第一个提及。
听到特赦的消息，溥仪瞬间热泪盈眶。他从未预料到，自己曾犯下如此严重的过错，竟能获得宽恕。更让他意外的是，他竟然是首批获得特赦的人。这一突如其来的转机，让他感慨万分，内心充满复杂的情感。
当溥仪了解到自己能够首批获得特赦，这完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的结果时，内心深受触动。这一事实让他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宽广胸怀和非凡格局。
溥仪获释后，被安置在北京生活。出乎他意料的是，抵京次日便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与众人亲切交流，并特意与溥仪探讨了满族的风俗传统。
溥仪面对周总理的温和态度，内心愈发感到不安。他不断向周总理表达歉意，坦言自己过去犯下不少错误，未曾预料到如今能受到如此礼遇。
周恩来总理对他表示：“如今我们都成为了新中国的一员，你已经完成了思想改造，不必再为过去的事过度自责。要面向未来，重新开始生活。你可以将过往经历整理成回忆录，为后人提供参考。”
溥仪向周恩来表示，他在接受改造期间，已经开始撰写自传《我的前半生》。
周总理面带微笑说道：“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不过写的时候要用心，得让后来的人能从中得到启发。你写的内容必须直面旧社会的弊端，要让它成为思想上的利器，提醒后人铭记过去，更加珍惜现在的好日子。”
在得到这个建议后，溥仪的写作变得更加顺畅了。
1960年春节前夕，周恩来总理为溥仪安排了一场特别的家庭聚会。他将溥仪在北京的亲属全部邀请至西花厅，让多年未见的家人得以重聚。这一举动让溥仪深受触动，感受到总理的用心良苦。
周总理与溥仪讨论了职业规划，溥仪表达了想从事医疗工作或在故宫担任导游的意愿，他认为这些岗位能发挥自己的专长。然而，出于安全因素的考量，周总理并未批准他的请求，而是建议他先到北京植物园适应环境，待他更好地融入社会后，再为他安排其他合适的职位。
溥仪同意了这份工作，随后在北京植物园实际任职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深入接触社会，参与了具体劳动，与同事们相处融洽，度过了一段充实而愉快的日子。这段经历为他提供了宝贵的社会实践机会，也让他体会到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
周恩来总理不仅为溥仪安排了工作，还特别关照了他的家族成员。对于那些符合条件但尚未就业的亲属，周总理指示提供必要的支持，确保他们得到妥善安置。这一举措深深打动了溥仪及其家人，体现了周总理对他们的人道关怀。
席间，周总理特意邀请溥仪分享一些关于慈禧太后的往事，以此增添宴会的趣味性。
慈禧去世时，溥仪年仅两岁，对她本人几乎没有记忆。然而，在皇宫生活期间，他从大臣和仆人们的讲述中，了解到不少关于慈禧的事迹。
据传，慈禧太后举办寿辰之际，正值甲午战争爆发。她为了修建园林，挪用了巨额军费。溥仪后来向周恩来总理证实了此事，表示有大臣曾亲口告诉他这一情况。
1895年，正值慈禧太后六十岁寿辰之际，甲午战争的噩耗却突然传来。面对这场惨烈的失败，朝中部分官员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们犹豫是否应该将这个不幸的消息禀告给慈禧太后。
多数官员主张不上奏，但部分朝臣认为问题严重，必须上报，其中某些决策需由慈禧太后亲自裁决。
众人将此事禀报给慈禧太后，她却毫不在意，冷冷地回应：“寿辰结束后再议。”
溥仪听完后深有感触，他认为无论是慈禧还是他自己，在位期间都没能真正尽到皇帝的责任。如今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摆脱了被列强欺凌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