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素描肖像，哥哥陈川画。受访者供图

在“演艺生涯的冬季”，陈冲体会到了喜剧的快乐。2024年，陈冲出演了两部喜剧，一部是亚马逊原创的圣诞电影，一部是李安《喜宴》的翻拍版。这在她的演艺生涯中是相当罕见的，她自称年轻时没有人想让她演喜剧。那时的她喜欢悲剧，从生命中看到更多的也是悲剧，反而是到了如今的年龄，有了足够的生活积累，她才能够看到生命中的喜剧。

在大众的印象中，陈冲的人生之路似乎是一帆风顺的。她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家境优渥，二十岁便出国留学。作为演员的她，十四岁步入演艺圈，出演了诸如赵小花、婉容等观众耳熟能详的角色，作为导演又陆续执导了《天浴》《纽约的秋天》等影片。

但对她来说，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在她的个人世界里，她把爱情视为最重要的内容，却曾在感情中受过许多伤害。拍摄《末代皇帝》时，她的婚姻岌岌可危。拍到婉容吃花那一幕时，她把花塞到嘴里咀嚼，意识却游离到体外看着这个孤独的女人，她想起自己与当时的丈夫争吵后赤身冲出房门的绝望，泪水止不住地流淌。

她曾不愿承认很多事情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但多年后，她终于能坦诚面对自己，将那一段段经历付诸文字，“我无法从那种牢狱般的压抑、无望和悲愤中得到释放，也许婉容吃花与我在走道裸奔是同一种绝望，同一种必然……”她这样写道。

通过写作，她不断面对过去的自己，也重新认识自己，“我发现所有的这一切的确成就了今天的我。”她说。她写下了更多故事，从自己的感情生活到电影人生，从祖辈的往事到家族几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在《上海文学》专栏连载的那大约两年时间里，她不时跟家人聊起过往。记忆被不断打捞，勾连成一幅幅画面，最终凝结成自传体散文集《猫鱼》。

“猫鱼”是上海话，指的是菜场出售的一种本该漏网的小鱼，用来喂猫。在陈冲的记忆里，小时候物资匮乏，所有的东西都得留着，菜场有小鱼，养猫的人就会买回去。哥哥曾在一个寒冬去菜场买猫鱼，回家后发现只有一条活着，不忍心拿它喂猫，放在碗里，水却结了冰，没办法只能倒入马桶。傍晚冰化了，鱼又活了。

在陈冲看来，猫鱼是卑微的生命，却死而复生，顽强无比，她想到了所有生命，也觉得它象征着离我们并不那么遥远，却被遗忘了的那一切。“我所要挽救的，我所要去挖掘的这一切，我也要让它在书里死而复生。我要让我的祖辈们，他们人性的光芒也好，他们的缺陷也好，跟这条猫鱼一样死而复生。”她说。

《客从何处来》中展示陈冲外公（前右）、外婆（前左）、母亲（后右）、姨妈（后左）的合影。资料图

南方周末：这本书不仅讲了你本人的故事，而且讲了家族上下四代人的故事，原来就有这样的框架吗？

陈冲：应该说这是初衷。我一直在做一些调研，在图书馆里尽量找一些资料。很多年前，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客从何处来》的节目，让我惊讶的是他们找到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和背景，从那个节目开始，我就一直在试图发现更多祖辈的事情。

南方周末：这本书的幕后推手是金宇澄，你写的第一篇回忆房子的作品充满了画面、气味，那是一个很自然的导演心态的写作吗，还是经过怎样的考虑？

陈冲：没有太多的计划，就是被触动了。老金去祖屋家的一个租客那里吃饭，那边客人说这以前是陈冲的家，他就发给我照片。我当时看了那些照片很不屑，觉得真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一点都认不出来。老金说，人家好好装修了，应该是挺舒服的。

我说，装修的人对这栋房子毫不了解，堆砌出来的东西是不对的。我给他看很多照片，给他讲了一些细节，关于邻居的，关于家里的。老金跟我说，你这个有点《美国往事》的味道，把它拍（成）电影吧。之后我也就没再多想这个事，但是开始有很多画面不停地在脑子里出现。那时候就有一点把它写下来的冲动了。

我觉得记忆就是这样一种碎片性的画面接起来的。当然也有声音，但主要是画面。我总是跟老金说我不记得了，其实也有一种不想去触动它的直觉。我的第一篇比我原来写的要长，扩展了一些。我当时交给老金的时候，还有许多细节没有包括在里面。慢慢地好多画面又出现了。可能是年轻时候有点以自我为中心，本来应该可以了解到的东西，当时是没有兴趣的，现在有兴趣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到了一定的年龄才会对祖辈、家里的事情、一个时代一代人的历史感兴趣。

父亲抱着陈冲在重庆的老房子前留影。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很多章节都有两层时空，甚至三层时空的叠加。那是一种很自然的结构吗，还是一种刻意的设计？

陈冲：倒也没有设计，但是我对时间本身有强烈的兴趣，有敏锐的感受。它真的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个东西主宰了我们的人生。它究竟是什么？这是我很多年一直在思考的东西，所以写作的时候会流露出来。

写作的时候我的确是在过去，也在未来，有一种穿越，有时候会有眼下就消失了的感觉。这种时间的穿越，记忆的跳跃性，其实是某一种意识流，它从过去到了现在，到了未来，一直都在穿越着。我写作的时候的确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没有任何设计。

我其实很少有一个大纲、计划这样的东西，几乎都是凭着情感的走向把这些文字先写下来。写完之后会有剪辑，剪辑的时候会形成某一种结构。像我们上海人说，这个人说话有点开无轨电车，就是（指）很自由地在那里跑。某一个记忆让你联想起不是特别直接的另外一个事件，但潜意识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了。

陈冲与哥哥陈川（左图为幼年时，右图为长大后）。受访者供图

陈冲（右）与唐国强（左）在1979年的电影《小花》中。资料图

南方周末：你多大进入《井冈山》剧组？

陈冲：那时候14岁，就去了。这个电影后来搁浅了，就开始学员班的生活。我觉得任何人、任何作者，或者是搞创作的、搞叙事的、拍电影的，我相信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是最重要的。哪怕到80岁重新写的时候，这也是最强烈的一种情感，永远离不去了。那个时候留下的各种印象，会影响一个人的余生。所以我（写《猫鱼》）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的故事是我最想讲的。

南方周末：那个年代你的家庭都是“高知”背景，他们对你做演艺没有任何的犹豫或者阻拦吗？

陈冲：他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没有阻拦。当时我们还不能选择自己的前途，就是靠分配。我这个年纪应该是属于最后一批有可能去插队落户的，那十年几千万知青从大城市送到遥远的地方去，所以我14岁被选进上影厂这件事情对父母来说是一个安慰。因为我的编制就从学校调到了上影厂，等于留在上海了。

但是我进厂两三年后就恢复高考了，家人就希望我能够离开演艺界，去考大学。我书里也提到，我从14岁进上影厂，一直到28岁，这14年中都在思考我将来要去做的是哪件事情，将来的专业应该是什么，从来没有想到过电影，总在想象着其他的工作或者其他的生活方式。

南方周末：演《小花》这部电影时你没有经过所谓学院的培训。你曾说过，你最初的演艺之路凭的是本能，演艺这件事真的是某种天赋吗？

陈冲：我真的是不懂，它的确不是通过学院里学就一定能够成为演员的，因为摄影机也好，银幕也好，是更眷顾了某一种类型（的人）吧。我想象当时在演谢晋的《青春》，后来演《小花》的时候，非常懵懂，完成得非常幼稚，但是某一种气质在，所以它吸引人。当年电影不多，观众也非常宽容，他喜欢你的气质，喜欢你的样子，至少我也不是做作的，能够自然地出现。

其实是时代造就了我，如果我是从今天才开始进入演艺圈的话，恐怕都不可能进去。我其实很羞涩，本性当中还是比较谦逊的，不是喜欢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的一个人，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演员的。

南方周末：你进入演艺圈两三年内就红遍全国，决定去留学的时候，这个事情对你吸引力更大，还是犹豫过？

陈冲：没有犹豫过，我当时好像一夜成名了，这个感觉挺奇怪，让我觉得好像不是站在一个结实的地上，脚下的东西是滑溜着的，有一种不安全感，因为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还是原来的我，但突然间所有人看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我不喜欢那种感觉。父母提醒我，我姥姥也提醒我，我自己也非常清楚，其实我很肤浅，没有好好读过书，突然间就到各学校做报告，成为了孩子们的榜样，其实是很虚空的。只有留学，我才可能真正地去读书，因为我进外语学院之后也没有好好在外语学院读书，我三年拍了三部电影，在学校的时间还没有在外面拍戏的时间多，每次都是回去补课补考，学院也不是特别赞同这样的做法，但是当时拍戏都是国家的任务，所以学院也没有办法。我是喜欢读书的，但是没有好好读过书。

陈冲（右）与母亲（左）。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你是家族的第三代留学生，你的家庭在那个特定年代里面，家庭内部的学习一直在延续的，是吗？

陈冲：对，有人问过我，你父母小时候是怎么教育你的？我们那一代人很散养的，就是在院子里长大的，没有什么。我父母不是特别严厉的那种，他们（对）某些事情会严厉，但是从来没有说让我去做功课，一般不会有这方面的教育，都是以身作则。

他们两个都是很好学的，尤其我母亲特别认真。有时候图书馆进了一些医学杂志，她总是第一个去看，从头看到尾，希望能够跟国际接轨。在当年这是非常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她也是因为受了我外公的牵连，她跟我外公是在同一个教研组，在我外公所谓的畏罪自杀之后，她也得不到任何重用，但是她就一直在学习，从来没有松懈过。这种榜样的力量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母亲那时候是第一批去考公派留学生，三个人里她就是其中之一，在上海她是唯一一个考取的。

南方周末：那个年代好像读书不算是一个特别正常的状态？

陈冲：对，不正常的一个状态。她那时候也要讲课，也有一些工农兵学员，实验室里要喂动物。她每一件事情都做得特别认真，每一件事情都要想出一个科学道理来。她具体在桌前干什么我当然不记得了，我也不懂，但是她在书桌前的一个身影，我很清晰地记得。其实我对我外公的记忆很少，他去世的时候我6岁，但是我能记得他在书房里的样子。这些都是让我自己以后热爱学习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吧，耳濡目染。

陈冲（左）与赵文瑄（右）在1994年的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资料图

南方周末：你自己的感情生活有很多波折，但是你在上海青春时代的那段感情，实际上是介于友谊和爱情之间的？

陈冲：的确是，我回头想想有许多很珍贵的。当时不像现在这么开放，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没有那么直接，所谓心里头所有的爱情都是没有付诸行动的。几十年来忘不掉的，其实连手都没有牵过，都是在心心相映吧。现在很方便很容易，当时的人如果牵一下手，触摸到了，都会让你浑身颤抖的激动。我仍然对那种特别古典的谈爱情概念的老书感兴趣。最近在读D•H•Lawrence的《彩虹》（《the rainbow》），就会很激动，跟现在年轻人的恋爱观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南方周末：你很坦率地谈到爱情在你生活中具有绝对的意义。从你的事业上看，你很激情地投入电影这个事业，跟爱情的挫折有莫大的关系？

陈冲：对，的确是有过很大的挫折，不同的恋爱关系的挫折。我以为我自己浪费青春，但是现在回头想，今天我成为一个演员也好，一个作者也好，是因为我去认真地经历了所有的情感。

我相信如果没有过这样的喜悦，没有过这样的痛苦，就不可能是今天的我。好些人会害怕坠入情网之后将面对某一种疼痛、失去，但我认为到了我这个年龄去回望，的确是值得的。没有过那种很极端的欣喜和痛苦，就不可能今天能够演同样的戏，写同样的书。

南方周末：你25岁时出演《末代皇帝》，当时在表演的时候有没有担忧焦虑，或者把握不住的状况？

陈冲：我年轻的时候是喜欢悲剧的，从生命当中看到更多的是悲剧，而不是喜剧。反而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能够看到某一种荒诞，也能够看到生命当中的许多喜剧，也就是为什么今年我演了两个喜剧，我现在对喜剧感兴趣，就是因为有了足够的生活积累。年轻人的忧伤其实是很深的，反而是经历多了之后，会有一种释怀、豁达。

当时我演这个角色，没有什么顾虑，或者太困难的，我的心理状况、情感状况似乎跟婉容当时是很近似的。这也是回望的时候才感觉到了，当时只是很自然的，表演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这有一定难度。

南方周末：结婚之后，你出演的《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王娇蕊那个角色有点像婉容的另外一个版本，是那种美丽、激情的爱情，但是被摧毁、破碎的一个状态？

陈冲：最后一场戏他们两个人在公（交）车里面偶遇了，这段戏使这个角色完成了，要不然她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天真的人，觉得爱情是一场游戏。张爱玲有些台词真的不错，其中写道，一个人学会了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她就不舍得不做。

谈恋爱对王娇蕊来说就是她会的一件事情，所以她从跟男人的挑逗、恋情当中去完成自己，没有认真地看待这个事情，直到她遇到振保，她觉得自己是真正坠入情网了，想认真地跟他在一起生活，然而她失败了，她被抛弃了。最后一场戏就让人们懂得她真正地学会了。

这也是我自己生命当中，我跟彼得认识以后，从许多前科中去学会了怎么样爱一个人，不光只是在做那个游戏。所以这个红玫瑰其实是很贴切的，尤其当时也是刚结婚之后出演这样一个角色。

南方周末：《天浴》之后，你说你的上半生结束了？这部影片非常震撼，从一个演员转化成一个导演，真的就是偶然一念之间的决定吗？

陈冲：是，我37岁生的大女儿，属于很晚的，她出生之后（我的）前半生就结束了，不可能再这样毫无顾忌地去为了讲一个故事，拍一部电影，做出那么多危险的事情来。

转成导演是挺突然的一个决定，就是想讲一个故事，一个叙事的冲动。但是回首，也是有了一定的积累，一定的现场经验的积累、审美的学习的积累、年代所给予我的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所以这也是某一种水到渠成。

现在离那时候又是很长时间了。那天我跟姜文的交谈中他也说道，你那时候那么犀利，像一把刀子似的，能够拉伤人的那种尖锐。现在创作出来的书给人感觉像一束光了。其实这是岁月赋予我的某一种东西。处女作到今天也是成为了经历之一，它是单独的存在，有那么一种很决绝的东西。

南方周末：中国的本土观众看西藏等题材的影片是有某种好奇，但是你的故事又特别有强烈的残酷性和力道。是不是有力度有浓度的故事才能打动你？

陈冲：也许是这样的。因为成长中经历的事情，目睹的也好，听到的也好，所有这些都会给你留下一种烙印。这种烙印就是让你能够懂得某一种残酷的存在，而且我当时想象的这部电影它的环境越美丽，那个存在也就越残酷。这是我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们的成长经历决定了我们日后所有创作的主题。

南方周末：你生命中的那些画面实际是非虚构的，但是感觉很电影化，包括你说的在草原上看到180度的彩虹，拍片时看到彩虹为什么让你特别恐惧或者担心？

陈冲：就是有某种你觉得特别美丽的或者重要的某一种经历，其实是无法跟他分享的。原来想象中这样一个亲密无比的关系，什么都可以分享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互相的。然后你被提醒说这不可能，生命中有太多不可分享的东西，毕竟仍然是两个人，有某种不祥的感觉。

那时候结婚也没有几年，也还没有生孩子，总是期待这一次应该是一个理想的关系。然而你也知道，的确是有许多重要的东西都是不能分享的。当时就有这种感觉，就是被提醒。

陈冲（左）在2007年的电影《家乡的故事》中。资料图

南方周末：你在《纽约的秋天》里面，让薇诺娜•瑞德念了一首诗？

陈冲：她这个人物在故事里是喜欢诗歌的，喜欢狄更斯的诗。那天是临时决定的，一片黄叶被打下来了，正在飘落，那时候在中央公园。这是秋天最好的画面，所以就改变了拍摄计划，花了很大精力说服制片。原来剧本里没有这场戏，就是说他们在那里走的时候应该干什么，说什么，我就让她念了一首诗。

等到全片结束放映的时候，有一些评论家说，陈冲这次像掉到一个糖浆罐里一样，这个故事拍得都腻了。我的确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忘记了自己当时拍《天浴》时候越美丽越残酷，越残酷越美丽的概念。在这样的经验场景中，怎么能让她念诗呢？就是太做作、太顺撇了。

南方周末：你觉得讲述这个故事应该更多地建立旁支故事，这个意识是在你写作的时候才产生的吗？

陈冲：事后反省这部电影的时候，写作就变得非常清晰了。但是拍完上映之后，它的评论大部分是负面的。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对评论不应该太在乎，但是人毕竟是人，有一些原来称赞过我的影评人，他们提到的一些问题会引起我的反省。

集中在这两个人身上，是不可能再有任何其他发展的可能性了。所以通过旁支去写他们生命当中的另外部分，把两个恋人个人的生活都呈现得更完整、更复杂、更有质感，他们的恋爱也会更有意思。

这是当时拍之前没有想到的，所以回头看，我当时怎么才能把这个爱情呈现得更可信，而不是那么甜腻，应该去挖掘他们完整的生命。电影的确是一个遗憾的艺术，但是人嘛，能够从每一个经历中学到一些的话，那也就值得了。

南方周末：有关《家乡的故事》那部分，你把你对丈夫、女儿的牵挂跟电影中母亲和儿子的关系特别天然地糅合在一起。那个写作者是因为哪部电影找到你出演这样一个玫瑰的故事？

陈冲：我不太清楚他看见的是我的哪一部电影，但是他很坚定地说，写剧本的时候他脑子里想到的就是我是演这个母亲的。我们都挺幸运的，可以在表演不同角色的时候去呈现自己，表达自己的某一个人性、个性、情感，这是在角色保护下所流露出来的真情。我在人前是比较害羞的，不可能去谈论太多情感问题，写作和表演给了我这样一个掩护。

演玫瑰的时候的确是，自己的孩子还小，大女儿跟在电影中的小儿子差不多年龄，而且这个女人也是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有强烈的乡愁，是一个非常不安的，有点神经质的女人，她让我联想到自己。

我觉得我比她幸运一些，自律一些，而且我不是个文盲，我没有成长在像她那样的家庭当中。但是我很能够通过她去抒发一下自己，所以这个结构让我想到自己对孩子的歉疚也好，对丈夫的歉疚也好，都是这个人物的一部分。所以很自然地会这么写。

南方周末：是不是人的创造，当他所模仿的是生活本身的时候，他创造的东西就更结实？

陈冲：我觉得任何创作者不可能去写完全不知道的东西。我们的确会写让我们困惑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让我们困惑，也是因为它在你的周围，引起了你的思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写作也好，电影也好，表演人物也好，去理解它，缓解这样一种困惑，从最日常的东西中看到它的意义，使它成为一个艺术而得到某种升华。

南方周末：《猫鱼》这本书你会把它做成电影吗？

陈冲：有一个制片来联系过，想把它拍成电视剧。你感觉到它可以成为一个电影，因为里面有那么多丰富的画面。但是具体要有一个戏剧的结构，它还是需要一个改编。

我当时看一部电影叫《罗马》，我巨爱这部电影，我当时还没有写这本书，我觉得好像我脑子里也有一部这样的电影。我不会去做电视剧，这不是我的经验能做的，不是我有兴趣想做的，但是我的确会想拍一个像《罗马》这样的电影。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向阳 南方周末记者 翁榕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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