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像悲凉的剧场，角色和剧目随时更新，像不变又像轮回，只是舞台一天天破败下去。和平触手可及，却每每遭到某一方轻率地打破，悲苦行状沉浮于国际新闻，被损害的一直是人的生命。

《纽约时报》最近报道了一位九岁的加沙男孩，众多亲人死于一次以色列空袭，他和幸存的七岁弟弟努力地在废墟中生存，不久一同死于另外一场空袭。在联合国眼中，“对儿童来说，加沙仍然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世人皆知，本轮悲剧始于哈马斯的残杀。《时代》杂志专访老去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肖像照里一脸愁容。此时此刻还有高官声言将前往耶路撒冷的宗教圣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分别称之为“尊贵禁地”和“圣殿山”——几乎是在刻意激发愤怒和暴力。他们的老前辈阿里埃勒·沙龙这么做，就让和平的希望毁于一旦。这种手腕屡试不爽。

写这篇文章时，我的手机突然弹出一条推送：以色列将进入紧急状态。

历史简化成“紧急状态”“欺压”“反抗”“屈服”之类的鲜明词汇，人自然而然会沦为货真价实的草芥。他们的生死是年表中的数字，他们没有未来。因此《故国曾在：我的巴勒斯坦人生》格外值得阅读。书很厚，汉语版超过600页，但文字优美。柔软和自由都带有力量，文学性为回忆加入了别样的魅力。

1986年，萨里被学生袭击后在父母家的花园里。（出版方供图）

作者萨里·努赛贝是巴勒斯坦的学者和政治家，在这部回忆录里写到许多人生细节，比如显赫家世、留学见闻和美好的爱情。更重要的是他用亲身经历来佐证：“最强的武器竟然不是炸弹或充满敌意的言辞，而是坚定的暴力不合作。”

通读全书就可以明白，成为巴勒斯坦的温和派多么不容易。萨里呼吁巴以民众团结，却经常同时面对双方的敌意。另外，阿里埃勒·沙龙将在这本书里一次又一次出现。他领导了对巴勒斯坦人的系统性压迫，可以破坏和平，在必要情况下也能摆出和平姿态，身段十分灵活。

萨里·努赛贝担任过巴解组织——可以理解为阿拉法特本人——在耶路撒冷的代表。耶路撒冷是冲突的焦点之一，他又对这座城市怀有独特的情感。

努赛贝家族在耶路撒冷居住了超过13个世纪。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遇到了第一批追随者，十四位部落首领宣誓效忠，信仰伊斯兰教。其中的勇猛女战士努塞巴便是努赛贝家族的先祖。她的兄弟成为耶路撒冷的第一任穆斯林大法官，家族世世代代保管圣墓教堂的钥匙。

提及父亲时，萨里的言辞洋溢着尊敬。他总是半开玩笑地告诉年幼的萨里，祖先其实是一连串的窃贼。意思大概是：“你必须活在当下。”

这位泛阿拉伯主义者心心念念“在饱经战乱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自由的现代阿拉伯国家”，终究壮志未酬。那是异常纷乱的大事记：《贝尔福宣言》、随意的土地分割、犹太复国主义、仇杀……直到1948年5月15日阿以战争爆发，令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大灾难”粉碎了他的梦想，自己还因犹太复国主义者袭击而丢掉一条腿。

努赛贝家族在耶路撒冷居住了超过13个世纪，穿水手服的是萨里的父亲安瓦尔·努赛贝。（出版方供图）

1949年2月，萨里出生在大雪纷飞的大马士革。父亲远在开罗，为一个新巴勒斯坦“政府”工作，所以这个新生儿用了几天声名显赫的临时名字——陀思妥耶夫斯基。

以丰沛的往事为基础，萨里讲述着自己的转变，一些场景犹如茨威格笔下的昨日世界。他的理念逐渐清晰坚定，留学回国后浪漫地认为“巴勒列”将自然形成——巴勒斯坦与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短短一年就转向接近父辈理想的“两国方案”，后来还有旨在维持长期和平的“一国方案”。他认为两个国家应当是盟友，它们互为镜像，“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要在一个国家内争取平等权利”。

在新闻当中，最近的形势是：以色列议会比例悬殊地通过决议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声称这将使双方冲突永久化。萨里曾经做过耸人听闻的思维实验，请读者客观地看待巴勒斯坦争取自由的核心利益：巴勒斯坦自治，还是“被吞并”后与以色列人享有完全平等的权益。选择后者，巴勒斯坦人可以选举代表去以色列议会，为家乡争取权益，依法限制犹太人定居点。“选票箱将会给我们带来武装游击队从来无法给予的好处：掌控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掌控他们的。”这次实验引起双方震动，然后，他第一次接到死亡威胁。

彼此间的怀疑一天天加深，关键问题总是避而不谈。萨里重点写到，沙龙在1970年代利用“乡村联盟”政策重塑了巴勒斯坦的乡村地区，以愿意合作的民间领导人取代原有的地方长官和城镇精英。但是为了削弱民族主义派别法塔赫，以色列坐视谢赫·艾哈迈德·亚辛创立的“伊斯兰协会”发展壮大，赢得民望。直到亚辛在1987年开始的第一次大起义中倡议成立哈马斯，执意摧毁以色列。

1980年代早期，萨里·努赛贝和比尔泽特大学的学生一起外出游玩，他抱着儿子贾迈勒。（出版方供图）

萨里积极参加了大起义，写文章、办讲座，尽力宣扬理性，争取让以色列民众认清镇压是毫无意义的。他对斗争怀着不免矛盾的敬意，至少斗争的目的是和平，是努力复原历史上的巴勒斯坦。

“我们用着以色列的油漆，画着反对占领的涂鸦，这实在是太过矛盾的举动，令人厌恶，令人难以忍受，势必令事态走向爆发。行动和思想终于统一了。”对他来说，“第一次大起义，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当代史上最充满希望的时候……”

2000年，沙龙登上“圣殿山”激起第二次大起义，哈马斯一呼百应，战况倍加血腥。接下来的以色列大选中，沙龙顺利当选总理，血泪换来的《奥斯陆协议》亦化为烟尘。

暴力轮回令萨里失望。他指出狂热的反抗更多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而非巴勒斯坦民众的利益。“应该在犹太国家的民主与法治体系框架下行动……我们和以色列人都将清楚地看到，目前的犹太复国主义制度无法完全保证我们的权益，要么制定新的制度取而代之，要么就得让以色列人还我们独立自主。”

不出意料，他往往被看做“巴奸”，一些“巴奸”遭到死刑处死。用不着太多辩解，他甚至摆出玩世不恭的样子，竭力让以色列人明白双方的命运是一体的，无尽的争斗同时伤害双方。为了了解以色列，他很早就学习希伯来文，广泛阅读以色列的小说与诗歌，去基布兹劳作，受邀去希伯来大学教授伊斯兰哲学课程。

《故国曾在》的思想性和文学性都令人印象深刻。在了解以色列的过程里，萨里·努赛贝为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所打动，他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阿摩司·奥兹的作品。

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少年时与奥兹住得非常近，三十多米好像咫尺天涯，彼此一无所知。奥兹出生在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当时还是“巴勒斯坦托管地”，为英国管理，同一年纳粹德国入侵了波兰。1947年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爆发冲突时，作家刚刚十岁。

作为巴解组织的耶路撒冷代表，萨里·努赛贝（左二）前往阿克萨清真寺。（出版方供图）

萨里笔下的两段话准确反映了这本书的实质：

“年幼的奥兹也绝对不会想到，拯救自己生命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于我母亲和很多巴勒斯坦人来说，却是一场劫难。事实上，他的世界里几乎没有任何阿拉伯人，也没有任何我儿时那个世界的踪迹。”

“在奥兹的生长经历中，阿拉伯人是缺席的，这让我不得不回想起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我的父母对于奥兹的那个世界又所知几何呢？他们知道纳粹集中营吗？冲突双方不都是深陷于自己的悲惨遭遇，而对另一方的遭遇却熟视无睹，甚至充满敌意吗？对另一方的生活缺乏想象与共情，不正是巴以冲突的核心吗？”

他明白，巴勒斯坦人反抗的是民主政府而非法西斯，需要用文明智慧的方法与之周旋。他也勇敢地思考犹太复国主义者心中的不安全感，那可能与他们在“二战”中遭受的迫害以及长期存在于欧洲的排犹传统有关。他与“敌人”“压迫者”产生了共情。母亲虽然因国恨家仇痛恨犹太复国主义，读到《安妮日记》时仍然为之流泪。

所谓事在人为，但仇恨总是蒙蔽人们的双眼，提前挖出鸿沟。萨里与奥兹等人领导的以色列和平主义组织“即刻和平”合作，发起大规模的和平示威。这样的组织与呼声不断萎缩，他们的声音在今天已经很难听到。

书里还写到了一些有趣的历史人物。阿拉法特主席当然值得一提，他们的往来并不总是愉快的。萨里笔下的阿拉法特多疑、狡黠，有时明智，有时很脆弱。他领导下的政府官员甚至与以色列合作来谋取私利。

2003年，阿拉法特居住地被围困期间，萨里（二排左一）在大马士革门参加静坐示威。（出版方供图）

萨里相信教育是实现非暴力的途径，尽力为巴勒斯坦青年创造观念多元的校园。他清晰地察觉，巴勒斯坦学生的智识水平远高于西方名校的学生。“被占领让他们的思想变得和饥饿、渴望与痛苦一样鲜明。”巴勒斯坦的学校一直为以色列政府和军方骚扰，还要应对青年宗教狂热分子，但仍旧带来了精神解放的可能。

在比尔泽特大学，萨里与一位哲学家合作开设了“自由”课。他们与肺里残留着催泪弹气息的学生们一道，“层层深入地去揭秘自由，指出对于那些被镇压、生活在压抑社会中的人，自由具有哪些最为显著的特征”。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大起义尚未完结，法塔赫与哈马斯的关系日趋紧张，萨里因为帮助伊拉克“从事颠覆破坏活动”而在以色列监狱中服刑三个月。对了，内塔尼亚胡就在联合国指控他是“萨达姆的间谍头子”。他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折磨，但深知这与众多斗士的遭遇无法比拟。许多斗士历经折磨，殊途同归地觉悟到非暴力的力量。

“我已经入狱了，也不用整天担心被抓。”这一笔苦涩又幽默。狱前，孩子让萨里带上《银河系漫游指南》的第一卷，给残酷的现实带上了一丁点浪漫。从陀翁开始，文学就是这部回忆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温和的声音本应是最悦耳的，但悦耳的根源应当是理性，而非不切实际的自我陶醉。贯穿全书的另一条线索是写童话，萨里捕获到灵感完成童话，才动笔撰写《故国曾在》。回到现实，眼前的世界仍旧满目疮痍。用最悲观的角度来看，《故国曾在》也给予读者以力量。它展现了知识分子在疮痍中的作为，这些事情并不容易做到。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宋宇

责编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