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博历仕仁、英、神、哲四朝，荐跻二府，七换节钺，出将入相五十年。任殿中侍御史期间，秉公执法。为相期间，大胆提出裁军八万之主张，为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被世人称为贤相。而且文彦博还有一个“灌水浮球”的典故，在北宋历史地位上举足轻重。但他在王安石变法这个问题上却持坚定的反对态度，为此和宋神宗有一段辩论：“戊子，上召二府，出陕西转运司奏庆州军乱示之。上深以用兵为忧，文彦博曰：‘朝廷施为务合人心，凡事当兼采众论，不宜有所偏听。陛下厉精求治而人情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冯京曰：‘府界溉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极劳弊。’上曰：‘询访邻近百姓，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务要人推行耳。’庚寅，诏诸路置学官，州给田十顷为学粮，仍置小学教授。条例司言：欲令诸路转运司具属州烦剧县分，主户二万以上，增置丞一员。从之。戊戌，上批：‘陈留县见行保甲非朝廷本意，今如此搔扰，可速指挥，令止如元议，团保觉察贼盗，余无得妄施行。’乡民既忧，无钱买弓箭，加之传惑恐徙戍边，是以有父子聚首号泣者，非虚也。王安石进呈，不行。丁未，平章事韩绛罢相，以本官知邓州。上与王安石论保甲事，以为减有斩指者。安石曰：‘陕西、河东未尝致变，则人情可知。岂有怕为义勇即造反之理？’上曰：‘民合而言之，则圣亦不可不畏。自上制法以使之，虽拂其情，然亦当便于民乃可。’”

在这番辩论中，文彦博那句“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引起了后世很多人的争论。先看《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如何评论文彦博的这番话：“潞公此论失之。盖介甫之行新法，其意勇于任怨，而不为毁誉所动，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尽令输钱，坊场酒税之入，尽归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无怨，而实则农民之利。此神宗所以有于百姓何所不便之说，而潞公此语与东坡所谓凋敝大甚，厨传萧然云者，皆介甫所指以为流俗干誉不足恤者，是岂足以绳其偏而救其弊乎？”

甚至十全老人也掺和了一把，他在《日知荟说》里说：“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是岂足以折安石之喙乎？彦博之说，似本于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之意，不知此正所以与百姓治天下也。即当时免役岂能无弊，弊在务多敛而取赢也。又在今虽免役，而异曰助役如故，仍复受役也。彦博不知议及此，但云祖宗法制不可更张以失人心，至以为与士大夫共治，非与百姓共治。尤理不足以伸其词，是皆安石逆料，必有是论而适合其意者也，岂足以移安石之志哉？”简而言之，就是这人说话不仅说服不了王安石，还没啥理论依据。

如果简单看这句“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乍看上去文彦博这话说得不能更无耻了。但紧跟着他后面还有一段话：“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务要人推行耳。’”

文彦博就是当面告诉神宗、告诉王安石——想得美，做不到。

神宗和王安石俩理想主义者，是准备推开下级官员，自己去基层落实政策吗？官字两张口，喂饱上面那个，才能到下面那个。想从上面那张口里抢食喂下面那个，做梦！没有任何一套制度可以脱离执行者独自运行下去。“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士大夫才是一切政令的最终执行者。没有这些士大夫去落实，则皇宫内天子与宰相坐而论道的一切，都是纸上谈兵，毫无意义。更张法制，于士大夫不悦，那么谁来执行？

文彦博

文彦博三朝元老，出将入相，他说话确实比较直，但他不傻。相反，他的眼光比大多数人都要老辣狠毒。这句话，实际上恰恰切中了王安石变法最大的问题。变法的失败，和后期的执行失当脱不了干系。这件事上，神宗和王安石是理想主义者，文彦博是过度悲观的现实主义者，双方的冲突注定是无法调和的。文彦博不是无耻，他只是现实，但现实得太过于悲观罢了。

文彦博看得到王安石变法的弊端，并不代表他比王安石更高明。北宋当时的种种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蒙着眼睛当看不见就完事了的——别说王安石了，早在仁宗朝的时候，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就是想改革。韩琦、富弼都是庆历新政的直接参与者，文彦博也不反对，说明他们都是看得到朝廷积弊的，并不是真的拿盛世太平把自己忽悠傻了。

王安石过于激进、过于理想化，但起码他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文彦博一眼看出来王安石变法的弊端，非常精准——但是他光反对王安石，自己完全不解决问题。所以说文彦博过于悲观——他看得到问题，但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反对新党的方案，但是自己又拿不出解决方案；所幸过一天是一天，就这么混日子了。

文彦博是维稳的一把好手，极善于应对突发危机、扼杀动乱，维护国家的和谐稳定——但是却完全没有和平时期把控全局去改革与发展的能力。让他去提出解决方案他也是真没那个本事。所以他和王安石的矛盾是一定会爆发的。这纯粹是文彦博一贯“维稳”的政治主张和王安石的激进改革产生了严重矛盾而导致的斗争。并且两个人都缺乏对方的眼光和能力，以至于各不相让又无法找出一个两全其美、或者哪怕是至少各退一步的温和解决方案。这整件事，文彦博算不上是无耻，但也不是什么忧国忧民的圣人。他就是个有资历、有眼光、能指出纰漏，但是完全不解决问题的悲观混日子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