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这是毛主席对将军大使耿飚的评价。

1969年，耿飚将军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前往阿尔巴尼亚，走马上任。

但就是在这期间，耿飚将军注意到一些现象，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情况无一例外引起了他深深的痛楚和反思。

他做不到熟视无睹，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

后来耿飚回国，李先念一见面就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坏话’。”

所以，耿飚究竟说了什么？后来的结果又如何呢？

人们谈起耿飚的大名，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曾经驰骋在华北、平津战场上的杨罗耿兵团。

这之后，才是将军大使耿飚。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驰骋沙场的将领们脱下了军装，投入到祖国的经济建设当中。

而当时，在外交领域，新中国更急需外交人才，于是就这样，一批将军大使站了出来。

耿飚便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出的第一批将军大使，开始的时候，因为没经验，他还曾小心翼翼地藏在屏风后面，学习周恩来总理如何接待外宾。

这样的行为一度让大家怀疑，这还是当年军中有名的“耿猛子”吗？

原来早在红军时期，耿飚就得了个“耿猛子”的称号，人如其名，这个称号的由来便是他在战场上的表现。

1909年时，耿飚出生于湖南严家冲，而一开始，他的名字并不叫耿飚。

那个时候，他身体就不好，有个盲人给他算卦，说这孩子五行缺火。

家里人于是给孩子改了名，就叫耿飚，这样一来，他的名字里一下4个“火”了。

1925年时，16岁的耿飚走上革命道路，并在1930年率游击队参加红军，为中国革命添火加柴，令星星之火更具燎原之势。

耿飚加入红军不久后，反“围剿”战斗就打响了，这也成为耿飚加入红军后的第一仗，当时红军面对的是国民党实力不弱中央军的十八师。

18师的师长是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张辉瓒。

不过张辉瓒的十八师一头钻进了毛主席设计好的“口袋”阵，最后这一仗大获全胜，张辉瓒被捉。

而耿飚在这一仗中表现得有勇有谋，一把马刀上下翻飞，手刃敌人无数，之后没几个月，就被提拔到了师参谋长的位子。

1933年，蒋介石调百万大军对红军发起第五次“围剿”。

耿飚被调到了红二师团任团长，这一仗，红军打得被动，关键时刻，耿飚亲率来年两个连死顶阵地，抗下敌人火力，掩护其他部队转移。

等到敌人被打退，耿飚的裤筒和鞋子里面已经满是血浆，直到这时，他还以为是沾上了哪位战友的血，大喊警卫员过来，看看是谁的血？

结果警卫员一过来，直接背起耿飚就跑。

耿飚还挣扎着要警卫员放下，大喊：“搞什么鬼？”

“团长，别动，你挂花了！”警卫员一边跑一边着急地解释。

这时，反应过来的耿飚才顿感右腿剧痛。

中途在去医院的路上，一个随身携带消毒药的战士，撕开耿飚的裤子，才发现，一颗子弹已经直接贯穿了他的膝盖。

那子弹打进去的时候还只留了个小洞，穿出来的时候已经炸开了一个大窟窿。

后来等到伤口刚封口，他就拄着拐杖离开了医院，继续投入到战斗之中。

此后作为一名指挥员，耿飚却依旧屡屡冲锋陷阵，无愧为一员猛将。

后来，这样如风似火的将军当了大使，因为他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的形象，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有礼有节，仿佛全然不见战场上“耿猛子”的身影。

但当他遇到一些无法容忍的事情时，他又恢复了“耿猛子”的做事风格。

1969年，他担任我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这时期，可以说是阿尔巴尼亚同我们的关系空前密切的一段时期。

我们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阿尔巴尼亚提供了数目惊人的物资、贷款等等援助。

阿尔巴尼亚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的援助才得以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此后，对于阿尔巴尼亚提出的援助请求，我们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但就和人际关系一样，两方相处，一方有求必应，换来的很可能只是另一方的予取予求，而没有知恩图报。

有数据统计显示，我们对阿尔巴尼亚进行援助的近20年间，经济和军事援助项目价值总额高达100多亿元人民币，而阿尔巴尼亚的总人口也才两百万。

换句话说，阿尔巴尼亚平均每人就能拿到5000多元，这在当时来说，数额是巨大的，而且实际已经超过了阿尔巴尼亚的实际需要

阿尔巴尼亚的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甚至直言：“你们有的，我们也都要有，我们向你们提出援助要求，就像是弟弟向哥哥寻求帮助一样。”

同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曾经向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提问：“你们拿了我们那么多东西，想着什么时候还呢？”

结果谁承想，谢胡却毫不掩饰地回答道：“我们压根没有想过还的问题。”

后来，谢胡陪同李先念搭乘了六个小时的汽车，一路上，两人谈了很多。

但是谢胡自始至终引出的话题，无一例外都会绕回道要援助上来。

李先念无奈，只好表示：“你们计划你们的需要，我们考虑我们的可能。”

就这样，阿尔巴尼亚还是不断地提出援助请求，甚至开始不顾本国的实际需要，盲目和周围的欧洲发达国家攀比，要我们援建电视台，而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其实就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黑白电视机都少见。

除此之外，耿飚到任后，很快就发现，在阿尔巴尼亚，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们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地里面则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我们援助的化肥，任凭日晒雨淋。

诸如此类，浪费物资，盲目索求援助的现象，在阿尔巴尼亚比比皆是。

耿飚见此状，做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他如实反映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直言不讳，我们对友好国家提供援助，当量力而行，而且要考量对方的实际需要，“照我们这样‘有求必应’的援助法，一方面只会加重我们自己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则会养成对方的懒惰、依赖心理”。

为此，耿飚提议，我们对援助阿尔巴尼亚的计划进行通盘修改，有关援助的规模、内容和方式，全部重新考虑。

这封信，最先交到了时任外交部主管亚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的手上。

乔冠华对耿飚的举动大为钦佩，经他手，将信件转报中央，最后交到了毛主席的手上。

不久后，耿飚从阿尔巴尼亚回国，曾经出访过阿尔巴尼亚，深知其中水深的李先念一见到耿飚，就道：“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

耿飚闻言，一时不知作何表情。

就听见李先念继续说道：“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却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对于耿飚这次的直言“上书”，李先念同样表达了自己的钦佩和赞赏。

而除此之外，毛主席在看了耿飚的长信后，也同样大加赞赏，并给出了那句评价：“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后来，耿飚所提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一些既定策略随之有所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我们的一些策略制定和实施，有着复杂的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

所幸，经此之后，我们的对外援助工作汲取到一些有用的经验教训。

2000年6月23日，耿飚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自此结束了将军大使，刚直不屈，直言不讳的革命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