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经常回湖南调研，最频繁的时候几乎是一年一次，前后多达50多次。

1974年10月，毛主席的专列又一次抵达了湖南。

这一次，毛主席在湖南前后一共住了114天，这成为了他生前最后一次，也是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

这时，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已经不是很好了，他的身形消瘦了很多，头发也斑白稀疏了很多，但是为国家大事，他依然操劳着，一刻也没有停下。

毛主席住在长沙的这114天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先是从北京传来了周恩来总理病危的消息，对这个和自己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战友，毛主席无限惋惜，紧接着，又传来老对手蒋介石去世的消息……

而也就在这期间，毛主席作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当时旁人不解，后来才知主席的智慧。

这个决策便是特赦国民党的战犯，毛主席在长沙作出了这个指示。

周恩来总理同样很重视这项工作，病中的他找到了华国锋，了解相关情况。

彼时华国锋刚被调到中央不久，时任公安部长，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他责成公安部就在押战犯的思想动态，狱中表现等，整理编成简报，而后上报。

周恩来总理收到简报，很快就意识到，在押战犯是截止新中国成立后关的最久的一批了。

在这之前，建国后从1959年到1966年，已经先后特赦了6批战犯，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国民党中对抗战有突出贡献的将领们，皆已被释放。

剩下的已经在押25年，而这些战犯也已经六七十岁了，生老病死，所以会有自然死亡，这样一来，战犯名单就需要即时更新了。

于是，周恩来总理对简报做出批示，要公安部列出全部的在押战犯名单，以便今后的特赦工作。

这也是华国锋当上公安部长接手做的第一件事。

他当即指示公安部，将在押战犯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被捕时间、判刑时间、狱中表现、身体情况等等，一应俱全列出表格，力求一目了然。

再然后，他又组织公安部，就特赦标准，哪些人达标可以释放，哪些人不达标，为什么等，进行了讨论。

最终，讨论出了结果，公安部拟定了一个特赦名单，结成报告，递到了中央。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七次特赦了，所以就叫《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

按照公安部讨论的3个最基本的特赦标准，要有认错态度、矫正思想、并能够积极接受劳动改造，报告罗列了不达标的13人：

徐天任、李清、邱沈钧、张百龄、郭吉谦、黎宗铭、樊迅、翁羽、刘衍智、周养浩、谢代生、杜超群、沈勤康。

其中，周养浩是很多人听过的名字，他是下令杀害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及其家属随员6人的祸首。

对于这13人，报告提出了继续关押，不能特赦的结论。

按理来说，报告应该会继续交到周恩来总理手上，不过报告出来时，总理的身体情况处于恶化中，尽管如此，他自己还想要强撑着工作。

毛主席听闻后，无奈只能强制要求周恩来休息。

最后，报告交到了毛主席手上，毛主席看过公安部的报告后，做了长篇的批示。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毛主席直接指示：“都放了算了”。

此外，主席还特别指示，放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还要“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再然后“每人发100元零用钱”。

在主席看来，发15元，还有13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这样“气魄太小了”，“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这些人中有的还“有能力可以做工作”，有的“年老有病要给治病”，而且还要“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

而有了主席这样极具魄力的指示，事情也一下就变得简单起来。

就这样，新中国成立后第七次特赦，也是最后一次，且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特赦拉开了帷幕。

公安部也不必再研究如何分类处理了。

为了落实一个也不留，“都放了”的指示，华国锋在中南海召集给部委领导开了个会。

会上，他对公安部负责人施义之说：“你口袋里还有没有，要倒光啊，一个也不能留。”

施义之当即回复：“没有了。”

会后，华国锋还是不放心，于是他又亲自翻材料，核对数字，最后证实这次特赦的战犯名单和前六次的加起来，同1959年第一批特赦战犯时上报的856名全部对上，他这才作罢。

而除了不再加任何限制条件，这一次特赦，与前六次不同的，还有特赦人员的管理。

过去，特赦人员释放后，有的当了工人，有的当了农民，出路不同，但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还是同公安部门挂钩的，需要由当地的派出所、治保会，负责“政治”上的管理。

而这一次，特赦人员被释放后，将交由统战部门管理。

对此，特赦人员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将信将疑，后来确认后，表现得十分高兴，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政治上翻了身”。

更为具体的，还要给特赦人员做衣服，衣服要什么颜色呢，因为囚服是黑色的，大家就说用蓝色的，至于衣服的样式，有的说用中山装，有的说用军便服。

对于这些，华国锋在会上一锤定音：“就用蓝色军便服吧！”

这样一来，衣服既庄重大方，还可以让他们重温一下曾是军人的感觉。

1975年3月，最后一批共计293人全部获特赦，获得新生。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向黄维发特赦释放通知书

3月24日下午，北京饭店门前，停满了一排排一级警卫规格护卫下的汽车。

道路两旁的群众们不时好奇地望去，场面异常壮观。

原来就是在这一天，叶帅、华国锋、吴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饭店接见了全体特赦人员。

按照毛主席一早的指示，这是为全体特赦人员举行了欢送宴会。

前6批已经特赦的在京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杜聿明、宋希濂以及沈醉等人，也都参加了这次宴会。

会场气氛热烈，叶帅率先代表发言，鼓励大家能“回顾过去，看看现在，展望未来，（今后）为人民、为祖国多做些好事。”

之后，这批特赦人员中打头的人物，也是传说中的“硬骨头”“书呆子”，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的黄维代表全体特赦人员，宣读了致毛主席和中央的一封感谢信。

他说：“我们今天获特赦，重获新生，并被给予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

黄维的发言，令会场的氛围再度到达高潮。

这一刻，毛主席做出特赦指示的意义已然达成。

原本是不达特赦标准的周养浩，在毛主席“都放了”的指示下重获自由，思想立场有所转变，最终在1975年11月著文，主动揭露了曾受命杀害杨虎城将军的详细经过，后转道香港，侨居美国。

而黄维，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晚年他希望为祖国，为家乡人民多做些好事，更一直期盼祖国统一。

他给还在台湾的老同学们写信：“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和你们把酒言欢。”

时至今日，都不得不感叹毛主席当年特赦指示的超前意义和博大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