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重庆的渣滓洞，相信多数人会想起很多我党的烈士都被国民党杀害在这里。尤其是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的军警在渣滓洞疯狂杀戮，导致很多烈士在黎明到来的前一刻就牺牲了。但是，在重庆解放后，有一个自称是渣滓洞幸存者的人，但是却被组织上判处了死刑，这其中原因何在？

事情还得从1948年3月说起。

当时，国民党在重庆的行政主任叫朱绍良。朱绍良这天去上班，发现办公桌上出现了我党的刊物《挺进报》。朱绍良于是意识到在自己的单位里肯定存在地下党，于是朱绍良指令下，国民党的警察和特务纷纷开始追查《挺进报》的来源，最终，找到了一些线索。

当时军统特务李克昌得到消息，说一个家婆陈柏林的书店店员手里有《挺进报》，于是军统特务顺藤摸瓜，找到了陈柏林的上级任达哉。任达哉经不起军统的严刑拷打，于是供认自己的上级是许建业。许建业被捕以后，倒是熬过了酷刑。不过，许建业是忐忑的。因为自己住处的床下藏了十几份资料，这些资料是一些准备参加我党的进步人士的资料。如果被军统特务发现，那么，这些进步人士会全部被捕。

因此许建业很焦虑。就在许建业焦虑的时候，看守许建业的监狱警察陈远德对许建业表示，自己其实也是进步人士，并且以前也给一些党员传递过消息。所以希望许建业相信自己。而此时许建业可谓病急乱投医，于是相信了陈远德。而陈远德其实是军统特务徐远举的眼线。所以许建业的信件被徐远举掌握，徐远举也借此捉住了当时我党重庆的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之后许建业被枪毙了。

刘国定被捕的时候，军统特务并不清楚刘国定的身份。刘国定为了脱身，说自己愿意招供，并交代了李忠良和余天这俩人——而这俩人在这之前就应该离开重庆了。所以刘国定认为这样既能保全自己，又可以让军统特务扑空，哪料到这俩人压根没离开重庆，并在随后被军统特务逮捕。

李忠良被捕以后，主动告发了自己所知道的党员，因为李忠良的投降，我党一下子有三十多个党员被捕。

而冉益智被抓以后，则直接检举了刘国定的真实身份。同时，冉益智的投降也导致连锁反应不断扩大：有五百多党员和进步人士都遭到逮捕，且都被关押到渣滓洞。

冉益智因为对国民党“有功”，所以得到了较好的待遇。不过这种好日子也就昙花一现，随着重庆解放，冉益智开始东躲西藏，因为冉益智担心自己的情况被组织追究。

而碰巧1949年12月18日这天，冉益智在路上被军统原先的长官李修凯发现——这会儿李修凯已经向我党自首，还表示要积极立功。但是李修凯忧愁如何立功，冉益智的出现，让李修凯大喜过望，于是李修凯一把抓住冉益智，然后高喊：这个人是叛徒，害死了很多党员，别让他跑了。

冉益智被捕以后，坚持声称自己是渣滓洞的幸存者。当然很多事情不能听一面之词。于是我党通过一系列的调查，最终确定冉益智确实是叛徒。所以1951年2月，冉益智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