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文件正式传达至大队，分田到户是年关讨论最多的事情。老朱挠头回想上一次见到这么热烈的氛围是什么时候，却猛然意识到今年正是不惑之年了。40岁了，怎么却生出一点点灰蒙的无力感。大队来年的工作怎么做还没头绪，过往召集上工的场面在脑中回闪而过，至少不需要去给那些偷奸耍滑的油头们做工作了吧。也是这一年，中国人口达10亿，国家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晚婚晚育和优生优育的宣传语刷上村头墙面，老朱倒没把这当回事——大儿子的婚事倒是快要操心了。很多变化的因缘需要多年以后才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一年的这些改变，其实早已影响甚至决定了此后的三四十年——不仅仅是他的后半生，也包括后代们的人生轨迹。
到1984年全国90%都已实现了分田到户，农业生产总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也在1982~1984年间达到顶峰，农村家庭居民的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也占到了历史高点、超过50%。村民们的脸色明媚红润许多，大队上每天赶集的人越来越多；那些年割稻子总是落后一截的，要么懂得了笨鸟先飞、要么一下子掌握了诀窍。最开始的茫然和失落淡了，清闲了一些的“大队长”和大家一样适应了新的“形势”，而更多的形势也接踵而来。
1978年~2017年间农业对GDP和家庭收入的贡献（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984年后似乎什么都在涨涨涨，分田到户带来的不仅仅有对勤劳的奖励和甜头，还有提留摊派，以及普遍的消费提升所带来的物价上涨。事实上伴随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结束，国家的重心已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建设。80年代初农村变革带来的甜头没有持续多久，伴随物价的上涨、提留的压力以及计划生育的高压，最好的时光匆匆而过。到80年代末，物价较85年接近翻番，肥料和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和提留征收的压力凸显，日子又紧巴巴起来。对于老朱来说，80年代对于他挑战最大的却是来自儿孙满堂带来的超生问题，不仅仅是大队超生工作的开展对于他来说最为头痛，而他自己本身就是问题本身——伴随第三胎的孙子落地，他在大队的工作也结束了，自己头一次成为了“做工作”的对象。做了近20年的农村基层工作，到头来自己却成为了工作对象，不能不说是一个反讽。
1985年~2017年间农村消费和生产价格指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也许是不甘，也许是逃离，在年近知命之年的时候，老朱走出去了，似乎看到了20岁时的壮志雄心，尽管鬓已星星，竟连一丝惶惑也没有，在八九十年代的乡镇企业大潮中，加入了众多的“皮包公司”，为企业牵线搭桥——时代似乎依旧有它的温度，还能提供给年近50的人以机遇。但时代和变革，并不总是会回馈那些勤劳者和勇敢者，或者说回馈并不总是甜的。老朱参与过的乡镇企业并没有什么起色，自行车倒是踏破了两辆。到90年代初，全国新增乡镇企业锐减，存量经营遇到了诸多问题，大潮逐渐退去。
1988年~2011年新增乡镇企业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不过留给老朱的还有另外一样永远的印记，在为企业牵线搭桥的过程中，也为女儿牵线搭桥了一个吃“商品粮”的婚事。勤劳是值得称赞的，但谁都盼望像城里人一样吃上“商品粮”，摆脱不得不去勤劳的辛劳。只是时代并不保证这样的祈愿能有细水长流的实现，更何况在未来已然有更大的变动到来。不论美丽还是残酷，都是后代们的时代了；而对于后来的这些——候鸟般的农民工、留守的孤寡老人和孩童、空心化的农村等等，老朱们都只是亲身经历的旁观者罢了，时代早已张弛而去，少有留恋于他们的机会和温度。
到90年代中期，物价再次上升一个台阶、又接近翻番，生活成本、孩子上学的教育成本以及种田计提征收的压力交织。而此时在遥远的南方城市，春雷已响过几次。祖辈们曾经的生存方式在父辈这里日益穷途末路，于是有人开始出走——1990年全国不过三四百万的农民工，到1995年已达6600万的农民工，到2000年已达1.2亿的流动人口、近9000万的农民工。农村中外出务工的占比从90年代初的不到0.4%，攀升至90年代中的8%左右，到90年代末超过10%；考虑到没有能力外出的老人和小孩，在青壮年中至少三分之一的人走出乡村。1995年村里有人第一次踏上了南下的列车，一些人风餐露宿半年后返回，有些人越走越坚定。从最开始农闲时期的短期打工，一年数次的往返到后来常年外出。对于安土重迁的乡土中国来说，是一年数以亿次的别离；迎接下一个千禧年的新时代乡村，短短十年间也许走过了这个古老国家千年以来累计的别离次数。不仅仅是乡村，随着乡镇企业或改制或经营不善倒闭，很多乡镇地区的人员也大量涌入中东部的大城市，曾经的商品粮早已昨日黄花。而伴随国企改革，大量城市人员也加入到自力更生的队伍，宛如曾经的包产到户，只是提供给他们的不是农田，而是微薄的补偿款和瞬息万变的市场机遇。
1980年代~2017年全国农民工数量和占比（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这个时代的回馈也是丰盛的，至少在物质层面，人均可支配收入每4~5年翻一番；用于食品的支出也从接近50%下降到了接近30%，进一步接近25%，有了更多钱用于其他层面；到1990年，农村每个家庭拥有超过1辆自行车；到2000年，农村每个家庭拥有超过1台电视机；到2010年，洗衣机在农村家庭的覆盖率接近60%，农村居民的移动电话覆盖率超过60%，超过拥有的电脑台数。有些家庭抓住千禧年的外贸机遇，在沿海落地生根，小有所成，甚至市里有了专门的华侨村。每年年关的团圆，早就没有人讨论农事，而是关于新的发财机遇，关于百万富翁的传言和榜样。
1983年~2017年农村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占比（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部分家庭耐用品数据（每10户家庭拥有数量）
到千禧年之后，所有人都在加速离开，甚至逃离。十五六岁的懵懂少年们——他们中的一些躲过了80年代的计划生育，迎头撞上时代大潮。尽管等待他们的也许是超过12个小时的工作，没有假期；有毒的操作间，没有消防设施的厂房。即便城市里没有灯为他们点亮，没有霓虹为他们闪烁，那又怎样？那又能怎样？父辈们在他们孩童时展现的那种生存方式，除了带来匮乏和困顿，让他们看不到出路，更不会给他们带来丰盛。
二十年一个轮回，当年而立之年被逼出来的第一代农民工父辈们已到知命之年，正是他们的父辈面对改革初始的年龄，那时前方的浪潮初起；而第二代回不去的农民工青年，也到了他们的不惑之年，正是他们父辈出走之年，那时时代的浪潮正起。而这个时代的下一个二十年，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