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利益之网》获2025年列文森奖荣誉提名

据美国亚洲学会（AAS）官方网站，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者李怡文的专著《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获2025年列文森奖“以1900年前的中国”为主题的荣誉提名。

列文森奖全名为“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由美国亚洲学会为纪念著名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设立，旨在奖励在海外出版的对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学术著作。列文森奖自1987年起开始颁发，按照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分为20世纪之前和之后分开颁奖，在学界享有盛誉。

《信仰与利益之网》研究了公元839-1403年中日之间交流的历史。在这期间，中日之间的官方外交处于中断状态，但由海商与佛教徒搭建的一张文化交流的网络却日益繁盛。他们利用彼此的资源密切合作，在官方的朝贡体系外维持中日之间的联系。作者利用寺院记录、书信、考古发现等材料，挖掘出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以下为该书第六章部分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

《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作者：李怡文，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1259年，忽必烈的军队征服高丽，高丽为蒙古与日本的谈判充当了中介，也成为蒙古战船进攻日本途中重要的中转基地。1266年，忽必烈向日本派出了第一位使节，随后在接下来的七年里又派出五位使节。这些使团要求日本承认忽必烈为“宇宙之主”，与蒙古“通问结好”，但日本拒绝了。这迫使忽必烈对日本发动了两次入侵。

中国和日本的记载都夸大了双方的兵力。例如，《元史》记载1281年的蒙古舰队有十多万人，而日本的记载则称有15万敌军乘3500艘战船抵达。但是，经过仔细调查，托马斯·康伦（Thomas D. Conlan）提出了一个更可信的估计，即1274年，大约有2000—3000 名日本士兵与人数相近的蒙古军队作战。1281年，几千名日本人击退了不到一万名蒙古和高丽侵略者。在第一次入侵中，博多的大部分地区被烧毁，包括众多中国海商居住的唐房，而第二次入侵造成的破坏较小，因为幕府加强了博多沿海城墙的防御工事，蒙古船只无法在博多登陆。

一些同时代的日本文献称，在蒙古两次入侵期间，蒙古舰队都被适时刮起的台风摧毁，台风代表神灵帮助日本摆脱了别国的侵占。不过，康伦指出，“神风”（Kamikaze）对战争的结果影响不大。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武士竹崎季长（1246—1314）的一手记载，还是当时有关蒙古入侵的官方文献，都没有提到台风。关于1274年的入侵，文献所记载的风只是将船吹走的逆风，并不是台风。尽管如此，一些日本朝臣还是在日记或回忆录中称赞“神风”，认为它表明日本受到神灵的眷顾和保护。在九州西北部伊万里湾的海床上发现了被认为属于第二支蒙古舰队的沉船残骸。从这些沉船能看出，第二支舰队一定是仓促组建的，因为许多船只是平底的，很像河船，因此不适合在海上航行。比起风力，装备不足的舰队更可能是导致海战结果的原因。

图6.韩国国家海洋文化遗产研究所展出的新安沉船残骸，木浦市。韩国国家海洋文化遗产研究所提供。

与此同时，如前所述，蒙古人两次失败的入侵并没有阻断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1277年（至元十四年），即第一次入侵三年后，日本商人来到中国，寻求用黄金换取铜钱，正如第四章所讨论的，铜钱自12世纪以来一直在日本列岛流通。在新安沉船遗址发现的28吨铜钱也表明，日本对中国的铜钱有着持续而巨大的需求。元朝廷批准了商人们交换铜钱的请求。次年，忽必烈诏许沿海地方官府与日本船只进行贸易。因此，下一年，当四艘载有2000多名船员的商船从日本抵达宁波后，当地官员完成安全检察后便允许他们在本埠进行贸易。当时，元朝统治者倾向于将贸易与战争分开，只要来到元朝的人是真正的商人，他们就会欢迎。

1281年第二次攻打日本失败之后，尽管忽必烈一直在计划下一次进攻，但他也采取了与日本建立正面关系的其他措施。1283年，宁波附近普陀寺的住持愚溪如智向忽必烈建议：

若复兴师致讨，多害生灵，彼中亦有佛教文学之化，岂不知大小强弱之理。如今臣等赍奉圣旨宣谕，则必多救生灵也。彼当自省，恳心皈附。

忽必烈接受了如智住持的建议，派他和另一位官员前往日本宣谕诏书。但如智乘坐的船被从外洋上吹回了宁波附近的普陀山，这次出访因此失败了。第二年，因为“（日本）其俗尚佛”，忽必烈再次任命如智住持为出使日本的使者。但由于船主与忽必烈的另一位使者发生冲突，第二次出使也失败了。我们注意到忽必烈任用佛寺住持作为他的使臣，这说明即使是域外征服者也明白佛教徒作为值得信赖的中介在中日关系中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蒙古人放弃了进一步攻打日本的企图。

不过，蒙古帝国还是继续通过佛教关系努力与日本接触。1299年，元成宗铁穆耳赐予普陀寺住持一山一宁“妙慈弘济大师”的称号，并如前所述，派遣他乘商船前往日本。一山一宁和他的同伴们在博多登陆后前往镰仓，在那里，由于他是元朝的使节，最初他被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贞时（1272—1311）扣押。后来贞时得知一宁是一位杰出的禅宗大师，便邀请一宁担任镰仓建长寺的住持。尽管一宁没有完成作为元朝使臣的使命，但他进一步加强了中日禅宗之间的联系。

镰仓的北条一族世世代代都是镰仓幕府的执权，代替年幼的幕府将军统治镰仓幕府，是禅宗最重要的赞助者之一。13世纪40年代以后，北条氏对禅宗的支持越来越引人注目，当时博多和京都的禅宗网络扩展到镰仓，并积极与中国大陆进行宗教和物质交流。正如本章所展示的那样，建长寺与北条家族赞助的其他几座禅宗寺院一起，在随后的元日贸易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元朝与镰仓日本贸易关系恶化的转折点发生在1309年，即蒙古第二次入侵失败近三十年后，以及铁穆耳派遣一宁出使镰仓的十年后。宁波一座道观的碑文记载：“岛夷岁以土物互市，郡境吏卒侵渔之，不堪以忿，持所赍流黄等药火城中。官府、故家、民居几尽，观亦与焉。”宁波地方志的记载显示了这次事件的规模之大、严重程度之高：至少有九个重要官府机构和十五座佛教寺院或道观被毁。

图7.从新安沉船中打捞出的标有“东福寺公物”的木签。韩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藏品编号：新安 23584 号，韩国政府开放许可证 1 类材料。

然而，中国当时的文献记载并没有指责日本商人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上文所引碑文也认为是中国官员的不当行为直接导致了这场暴乱。如前所述，在宋朝时期，负责海上贸易的中国官员经常向商人勒索或索贿，元朝的官吏似乎也是如此。日本著名禅僧龙山德见（1284—1358）的传记中提到，1305年前后，当德见乘坐商船从日本抵达宁波时，直到海商为进口货物支付了额外的关税，中国官员才允许他们登陆。就连德见本人，一位僧侣而非商人，也不得进入这座 城市，任何胆敢违反规定的人都会被指控为日本细作。

早在10世纪，硫磺就已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日本进口商品之一，主要用于制造火药。如第三章所述，988年，僧人嘉因送给宋太宗的礼物就是硫磺（约700磅）。因此，在1309年，当宁波的中国官员与日本商人的摩擦不断升级时，那些因货物被没收而愤怒的日本商人将硫磺作为趁手的燃烧弹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本商人的愤怒也可能源自宋元税率的差异。虽然元朝时期对海外贸易征收的税率总体而言低于宋朝，但元朝的贸易制度恰好是在宋末对日本船只实施非比寻常的税收优惠之后建立的，1227年，为鼓励更多船只前来，关税降至5%。这与宋朝早期的情况大相径庭，当时的税收和按政府限价收购的比例可达50%以上。相反，元朝只征收全部货物的10%—20%作为税收，并停止了以政府限价收购部分货物的做法。现存的记载没有显示这种低税的特殊情况在宋朝持续了多久，但元朝时期来到中国的商人很可能知道这种更为优惠的税收，认为元朝提高了税率，因此认为元朝官员对他们不公平。

1309年的宁波暴乱促使元朝廷加强了宁波的城防。暴乱发生数月后，鉴于当地军队未能阻止宁波发生的抢劫和破坏，行省官员请求向宁波调派更多军队，朝廷决定从海防系统中抽调三分之一的新兵前往宁波。

暴乱之后，元朝廷仍然允许日本船只在宁波进行贸易，但在任命对日贸易的相关官员时则变得更加谨慎。然而，无论是加强军防还是任命不同的官员，都未能阻止类似的暴乱发生。不过，在随后的几年里，出现了新的贸易方式。

14世纪初出现了一个新的类别“寺社造营料唐船”（为资助特定寺院建设而前往中国的船）。如前所述，1325年，一份日本文献提到了“建长寺造营料唐船”，建长寺是一所由镰仓幕府资助的、位于镰仓的大型寺院。这种类型的船只的出现很有可能是为了应对东亚海域的新局势，包括 1309 年宁波暴乱后元朝与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禅宗寺院在日本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以及武装商人的出现。

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关于新安沉船的书面记载，但相关的考古证据有助于说明寺院在组织贸易中的作用。京都东福寺的历史也表明，新安沉船很有可能属于“寺社造营料唐船”一类。1319 年，东福寺失火；1323年，当新安船驶回日本时，东福寺的重建工作仍在进行中。南山士云（1254—1335）是圆尔的弟子之一，负责重建工作。为了筹集足够的资金，1321年，士云敦促圆尔的另一名弟子乘船前往中国。1323年，士云亲自前往博多的承天寺，等待新安船的归来， 以便接收与东福寺重建相关的资金或货物。因此，东福寺很可能直接参与了新安船的贸易航行，为其火灾后的重建筹措资金。

根据考古证据，新安船的船体可能是在中国福建建造的，现存船体长34米，宽11米（见图 6）。它的结构与福建船厂制造的船有相同特点，如 V形底部和隔水舱。在这艘船的龙骨接缝处还发现了一个类似北斗七星的标记，这是中国东南地区特有的习俗，象征着对新造船只安全航行的祈祷。新安沉船在从宁波返回日本的途中沉没时，沉船上有大量的大陆商品，因为商人们已经在宁波进行了贸易。除货物外，中式炊具、朝鲜式汤勺和日式凉鞋等日常用品也表明，船上有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就像博多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居住在“唐房”一样。鉴于木签上的商人名字大多是日式的名字，如まこ三郎和とう二郎，新安船上的大多数人可能是日本人。

新安沉船促使学者们重新思考这些为寺院建设筹集资金的贸易船只的本质。以寺院命名的船只总是直接将该船与一座寺庙或是神社联系起来，在没有太多详细信息的情况下，这一命名表明这些宗教机构可能是这些船只最大的赞助人，甚至是唯一的赞助人。但从新安沉船的证据来看，虽然东福寺拥有绝大部分的货物，但仍有相当数量的货物属于个体海商。此外，东福寺并不是参与这次航行的唯一宗教机构——位于博多的承天寺和筥崎宫也参与了，而且因为他们更靠近港口和商人，他们可能负责了更多的后勤与实际执行的工作。如前一章所述，至少在13世纪中叶，承天寺和筥崎宫已开始与中国商人建立依附关系，并积极建立海外联系；东福寺也迫不及待地加入这一网络，将承天寺列为其分寺。

同时，新安沉船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了海商与宗教机构之间的具体合作机制。从新安沉船上发现的木签表明商人和宗教机构之间泾渭分明。当货物木签上标有“纲首”的标记时，后面往往跟着一个“私”字，这意味着货物属于纲首。在标有东福寺标记的木签上，有时在东福寺的名称后加上“公”字或“公用”二字（见图7）。“私”或“公”的标记明确区分了属于商人的货物和属于东福寺的货物。这些标记表明，东福寺和各个商人在贸易航行中各自持有自己的份额，

这可能是他们在航行前就商定的。根据这种安排，一旦船只抵达日本，东福寺将取走属于他们的货物，而出售货物所得的利润归寺院所有，不属于任何个人。实际上究竟有多少利润会投入重建项目，目前仍是未知数。除了出售货物的利润外，东福寺还需要一些特定商品以维持寺院生活，正如下文将进一步讨论的，就像前文提及的其他日本佛教宗派一样，日本的禅宗寺院一直非常珍视中国器物。

1974年在泉州湾发现的一艘13世纪晚期的沉船上也发掘出了附在货物上的木签。泉州湾的这艘船长24米，宽9米，很可能是从东南亚航行归来，而这些木签显示，其大部分货物属于宋朝泉州南外宗正司所属的宗室成员。在96枚木签中，有18枚标有“南家”字样（见图8），另有一枚标有“南家记号”的字样。此外，还有30枚木签涉及宗室王府和个别宗室官员。其余的货主都是个体商人、船员和销售东南亚产品的商铺，没有任何标签带有寺院的名称。

新安沉船和泉州湾沉船是两个罕见的例子，使我们能够研究13—14世纪的海上贸易组织。尽管打捞出的木签可能不包括全部的货主名单，但仍有几点值得注意。这两艘船都有强有力的赞助者——泉州湾船的赞助者是位于泉州的南宋宗室，而新安船的赞助者是东福寺，尽管如此，海商仍持有相当可观的货物份额。新安沉船事件清楚地表明，商人和宗教机构在贸易航行中的合作已经比“板渡”时期有了更为深远的发展。

村井章介认为，新安沉船可能与普通商船并无太大区别，其他以宗教机构命名的船只可能也与之类似；有声望的宗教机构只是众多“股东”中的一员。当寺院与海商合作，以筹集重建资金的名义进行贸易航行时，除了获得建造佛堂和禅房的资金外，无疑还有其他目的。为修缮或扩建寺院筹集资金可能是一个幌子，这与其他晦涩难懂的佛教用语并无太大区别，都是用以掩盖僧侣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本质。参与贸易航行的寺院也表明了这些旅程内在的多重使命。在日本的众多宗教机构中，参与海外贸易的寺院大多是与幕府或显赫朝臣关系密切的著名寺院，商人因此获得了强大贸易伙伴的保护。正如下文所述，“寺社造营料唐船”同时服务于商业、宗教甚至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