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割裂世纪的战争》王湘穗 乔良
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31日-1951年1月7日）
史蒂柯夫大使曾经担任过苏军驻朝鲜集团军的司令，也许是将军出身，所以此公格外喜欢就军事问题发表看法。史蒂柯夫对彭德怀在二次战役的指挥感到不满，他认为美军正在迅速向三八线撤退，志愿军应该乘胜追击，像苏联红军打关东军一样，十几天解决战斗。像志愿军这种打打停停的战法，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没有见过。对这类的指责，彭德怀可以说早有领教。还在红军时期，军事顾问李德就像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对中国的内战不断进行外行式的指手画脚。在高虎垴战斗中，彭德怀就当面痛骂过热衷打阵地战拼消耗的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对史蒂柯夫大使的看法，彭德怀认为他最大的问题是搞错了对象，美国军队不是关东军，志愿军也不是苏联红军。朝鲜战争不可能速胜。
彭德怀对战场形势和敌情我情的变化有自己的见解。敌人虽然溃退逃跑，但主力被歼灭不多。敌人迅速撤退，除有意保存实力外，还有着两个战术上的原因：第一，三八线以北没有防线。三八线以南虽是平原，但有以前南朝鲜军修筑的原有防线，可以利用它来固守。第二，美军经过两次失败，也需要补充、休整。希望同我们脱离接触，依托三八线以南阵地整顿部队。此时我军不宜强打硬攻。二次战役胜利后，志愿军减员已达10万人。全军汽车因空袭损失只剩下260辆，后勤供应极其困难。而从战略上分析，美军也绝不会轻易撤出朝鲜，否则将极大地削弱其威信，对其全球战略产生强烈冲击。
即使现在看来，彭德怀的各项分析都极其清醒、极其准确，绝非史蒂柯夫之辈所能企及。
若用流行于今天的军事理论去评议，第一、二次战役都可算作“非对称作战”。志愿军与美军相比，几乎在所有作战要素上都处于劣势：
1.武器装备。按编制，美军一个军有火炮1400多门、坦克430多辆、火箭筒1600具；志愿军一个军火炮不到200门，火箭筒有81具。
在朝鲜战区，美军还有1100架作战飞机和300艘军舰，志愿军则没有空、海军。这还只是编制差距，在战场的实际火力差距就更明显。
2.通信。志愿军一个军有无线电台70台，美军有5000台。没有畅通的通信手段就不能进行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这在九兵团对陆战１师的作战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但也因此使美军失去对志愿军无线电侦听的能力。
3.机动性。美军部队已完全实现摩托化行军，而志愿军基本靠徒步行进。
4.后勤供应。美军有完整的后勤保障体系，志愿军的作战物资基本靠战士自己携带。
5.战术水平。美军已可纯熟地进行空地协同作战，步炮协同默契，有较高的陆海空联合作战能力。志愿军只有很少的炮兵，主要靠步兵集群冲锋，采用的基本上是国内战争中的“人海战术”。从伤亡统计看，最初阶段志愿军伤亡大，可在溃逃时美军伤亡加大，双方总体伤亡数量接近，这其中就体现出了这种战术所蕴含的残酷的合理性。
在诸多作战要素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志愿军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呢？细细分析一下，也许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非对称作战”的精义：利用特定条件去改变敌优我劣的局面。
一是突然性。志愿军很好地隐蔽了出兵的意图，特别是在第一次战役后主动后撤、示弱，使敌产生错觉，达成了战略和战术双重突然性，使美军由震撼而恐慌。
二是地形。在北朝鲜山地作战，机械化部队特长不便于发挥，志愿军在小路上夜行昼宿，潜至公路扼制要点，反侧往往能陷依托公路行进的机械化部队于被动。
三是天候。严寒使野外生存临近人的生理极限，志愿军吃苦能力相对强一些，这使双方在供应上的巨大差距对作战影响相对缩小。
四是供应线短。志愿军非机械化运输可以大体跟上作战消耗。
五是目标有限。与劳师远征的“联合国军”要占领全朝鲜、全歼北朝鲜军队不同，志愿军是“保家卫国”，一战只求消灭部分敌军，最初也主要是集中打南朝鲜军队。所有这一切要素加在一起，使处于弱势一方的志愿军获得暂时的、特定的优势。当然，这一优势只是相对于特定时机、特定战场的，因而十分不稳定。
第二次战役后，“突然性”已经不复存在。在三八线附近作战，地形有利于敌，供应线拉长而不利于我。于敌不利因素在减少，于我不利因素在增多。此时，虽然没有到达战争发生变局的顶点，但彭德怀已经对顶点的临近抱有警觉。作为湖南人他不会不知道曾国藩的“持盈之道”。因此，彭德怀于12月8日给毛泽东发电报，提议部队暂不过三八线，开始转入休整，做好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
张闻天
本来过不过三八线作战，主要是个军事问题，但由于大量国际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其具有了政治象征意义。在接到彭德怀电报的前一天，13国关于“在三八线停火”的倡议交给了中国外交部；而刚刚回国的驻苏大使张闻天却带来苏联“趁热打铁”的意见。三天后，联合国开会讨论13国议案。美国提出“先停火再谈判”的要求，苏共政治局给中共的电报认为这是一个阴谋。权衡再三，历来尊重彭德怀意见的毛泽东，这一次没有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而是决定再打一场，越过三八线。
12月13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要求志愿军必须克服和忍受一切困难，打过三八线。他指出：“一、目前英美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带来很大的不利。二、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以及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的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游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六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个时期。”从电报可见，毛泽东的决定是政治性的。发起第三次战役的主要因素是国际政治的波动，而第三次战役要达成的军事成果则带有很大随机性。
经过一周的讨论，志愿军总部同意发动战役。但针对当时苏联和朝鲜同志中的轻敌和速胜思想，彭德怀在12月19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谈了自己的看法：“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深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伪军士气虽然较前低落，现在还有26万左右兵力。从政治上看，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其阵营是很不利。如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部队不要太伤元气。现已开始战役接敌运动，此役除运输困难，气候寒冷，相当疲劳外，特别是由山地运动战转为对阵地攻坚战，还没有进行很好的普遍教育。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我８日给你的电报中，提到暂时不越过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但攻击受阻和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不顺畅，即适时收兵。能否控制三八线，必须看当时具体情况再行决定。”彭德怀服从了毛泽东的决定，但也不讳言自己对战局的看法，尽管这看法与当时的胜利气氛和克里姆林宫及平壤的见解不是很协调。从性格上看，彭德怀更适合于“横刀立马”，“挽狂澜于既倒”，而不是“锦上添花”。
12月31日17时，中朝联军30万人分左、右两个突击集群向驻守三八线一带的“联合国军”发起进攻。敌军几乎是一战即退。经7天7夜战斗，战线向南推进80-110千米，歼敌却不足2万人。
1月3日，刚上任几天的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下令撤出汉城。临走时，他在指挥部的墙上钉了一块布，上面写着：“向中国军队指挥官致敬。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终于低下了美国军人高傲的下巴，开始平视他的中国对手，他甚至感到与这样的敌手交战带来的隐隐快意。战斗远没有结束，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李奇微确信。在金日成为汉城光复而举杯庆贺时，在君子里矿洞指挥战斗的彭德怀对敌人迅速的撤退心生疑虑，他判断，敌人在诱敌深入。1月7日夜，彭德怀断然下令：各部自8日起停止追击，占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防敌反扑。10日，金日成赶到君子里与彭德怀讨论继续南进的问题，被彭说服，同意就地休整补充。曾要求彭德怀“要把美国人赶下海”的史蒂柯夫得知会谈结果后，非常失望。他向斯大林报告：彭德怀“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史蒂柯夫的政客手法令彭德怀十分恼怒，他愤然表示：错了我负责，杀我的头。那时，想“把美国人赶下海”的绝不止史蒂柯夫一人。《人民日报》1951年1月4日的社论也提出“把美国人赶下海去”。这一切压力，彭德怀只能孤独地承受。
与他农夫式憨直的外表相去甚远，彭德怀是一位颇有政治头脑的军事统帅，他总能很好地把握政治与军事的辩证关系。在全局需要而军事上有困难时，他会咬牙克服困难，服从政治需要，像对发起第三次战役的勉强性彭德怀早有认识，但为服从国际斗争的大局他便尽力去做；但当军事不利会影响全盘时，彭德怀则一定会道出自己的职业见解，坚决按军事斗争的规律办事，绝不唯唯诺诺随声附和。“将，国之辅也”，彭德怀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