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
1954年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长期受人关注，成为许多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但决定新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1954年柏林会议，却很少有人关注。1954年1月25日至2月18日举行的柏林会议，是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围绕德国问题、对奥和约和欧洲安全问题展开讨论，同时还就新中国是否参加五大国外长会议展开论辩的一次重要会议。与1954年日内瓦会议实质性地取得了印度支那停战协议相比，柏林会议类似于程序性会议，只是解决了参会成员国的问题，本来要讨论的德国问题、对奥和约和欧洲安全问题均未达成协议，但这个程序性会议却带来了重要的外交成果。
虽然中国政府并未派代表参加柏林会议，但中国议题成为柏林会议讨论的关键问题，成为会议达成的唯一成果。新中国是各方辩论的主题，又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它的参会与否会对各方产生重要影响。用周恩来的话讲：“关于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四外长会议上一项重大的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一事来看，它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因而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广泛支持。”正是这场程序性会议，提供了新中国进入国际舞台的机会。
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源于《波茨坦协定》，主要是为了解决德国问题。四国外长会议于1946年开始到1949年巴黎第五次会谈，因为美、英、法的阻挠始终无法解决德国问题。耽搁了5年的第六次柏林四国外长会议终于开启，在激烈的冷战背景下，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会议上公开争论有关问题，势必要面临一场激烈的外交辩论。这场论战，既有意识形态上的交锋，又有出于自身利益的妥协。在这场会议上，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法国外交部部长皮杜尔等人，唇枪舌剑、剑拔弩张。
鉴于美国强烈反对五大国一致原则，苏联同意先召开四国外长会议
早在1945年4月，苏、美、英在思考联合国的建立原则时，就认识到大国必须对世界和平与安全肩负起主要责任。《联合国宪章》将中、苏、美、英、法作为五大国，担任常任理事国，要求五大国将制裁侵略的权力集中于安理会，除程序性事项外的一切决议都必须获得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才能通过。这就是著名的五大国一致原则。这一原则的目的是推动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但由于冷战开启，美、苏两国从互助合作转向竞争对立，而新中国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又被台湾国民党当局窃据，五大国一致原则难以实现。杜鲁门时期和艾森豪威尔时期，遏制苏联成为美国的重要国策。美、英、法等国缔结了《北大西洋公约》，形成共同的政治军事集团，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抗衡。美、英、法三国经常召开三国首脑和外长会议以取代五大国一致原则，并设法排斥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苏、美对抗致使外交谈判形同虚设。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自1949年春季举行后，再未举办。但没有以五大国一致为原则，仅仅靠西方三国无法缓和国际局势，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批评。
1953年，杜鲁门下台和斯大林去世后，国际局势开始出现松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识到超额军事开支会危及美国社会，开始有限度地调整对苏政策，并努力推动美、中在朝鲜停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也希望控制急剧增长的国防开支以发展经济，寻求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同时，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发表讲话，主张举行四大国最高级会谈，希望与苏联谈判。法国当时正为印度支那战争焦头烂额，已经认识到战争不可持续，很有可能全盘皆输，迫切希望能够通过谈判实现停战、恢复和平，而有关印度支那的谈判不可避免要与新中国接触。英、法虽然与美国的意识形态一致，但希望在国际事务上能够发挥更大作用，且希望缓和与新中国的关系。
1953年7月，美、英、法三国在华盛顿开会，决定与苏联外长共同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8月4日，苏联外交部照会英国驻苏大使，提出苏联希望西方国家同意在6个月内召开一次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会议，讨论有关国际问题，特别是迫切的德国和朝鲜统一问题。美、英、法三国于9月2日提出召开四国外长会议后，苏联于9月28日再次向三国提出建议，举行一次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讨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
10月8日，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发表声明，“赞同苏联政府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关于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表示“联合国应当成为保障世界和平及国际安全的组织，而不应当成为美国进行侵略的工具。美国政府因为中国人民选择了合乎中国人民的需要而不合乎华盛顿当局口味的人民民主制度，竟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它在联合国中应有的地位。但是许多重大国际问题，首先是亚洲问题，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是不能解决的。因此，联合国要真正有效地履行保障世界和平及国际安全的职责，就必须首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对于中、苏两国提出的五国外长会议，美、英、法三国并未理会。10月16日，美、英、法三国外长杜勒斯、艾登、皮杜尔在伦敦会晤，决定再次邀请苏联召集四国外长会议。11月26日，苏联政府表示接受美、英、法的提议，但仍然希望举行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国会议讨论亚洲安全问题。面对苏联坚持要求召开五国外长会议，美、英、法三国政府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以杜勒斯为首的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声称苏联的照会是苏联阻碍进步的另一次尝试，保持着以前的所有观点；欧洲各国，特别是英、法两国却对苏联的照会表示欢迎，这无疑让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感到遇到了麻烦。
为了解决三国的分歧，美、英、法三国首脑、外长及有关人员于12月飞往英属领地百慕大岛的一家豪华俱乐部里讨论外交问题，其中包括应对苏联的答复。面对欧洲的反战浪潮，法国拉尼埃政府忧心忡忡，更渴望通过和平谈判来维护国内稳定。法国外长皮杜尔在此之前，曾经在私人会晤中向杜勒斯表示可以召开五大国会议以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但遭到否定。丘吉尔认为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已经变化，应尽快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唯有美国一直对苏联疑心重重，始终将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会议期间，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也讨论了中国问题。丘吉尔虽然反对“赤色中国”，但也不得不承认“英国和赤色中国之间现存的关系已经成了一种惯例，他无意改变这种惯例”。杜勒斯对苏联的建议，认为很有可能是为了瓦解西方联盟，所以他只看重美、英、法的三国外交活动，而否认增加苏联的四国外交活动，更不用提及有新中国参加的五国会议了。艾森豪威尔也不愿看到中国参与。他强烈反对莫洛托夫曾经提出的把五大国会议作为解决德奥问题的先决条件。与美国不同，艾登认为：“我对举行五大国会议没有肯定的意见。我知道我们的态度和法国人的态度似乎不像美国人那么强硬；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保持一个联合阵线。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得保证俄国对这个建议的讨论不致独占整个会议而把会议真正的目的撇在一边。”显然，英法两国采取的是先努力促成四国会议，但美国对五大国参会则予以否定或极力限制。
考虑到美国强烈反对五大国一致原则，苏联决定采取灵活姿态，决定先召开四国外长会议，再来讨论有新中国参加的五大国会议问题。同时，苏联政府坚持要求将亚洲安全问题与德奥问题一起讨论。经过讨价还价，四国外长会议终于确定在柏林召开，主要商讨德国问题、奥地利问题、裁军问题和亚洲安全问题。
会议前期的四方辩论
1954年1月25日至2月18日，苏、美、英、法四国外长莫洛托夫、杜勒斯、艾登和皮杜尔在柏林前盟国管制委员会大厦举行会议。柏林会议一共举行了27次会议，其中有6次是限制性秘密会议。这些秘密会议主要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四国外长的辩论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否应当召集五大国会议；第二，是否应当允许新中国参会。柏林会议其中有三次会议形成了激烈的辩论。
1月25日会议辩论
开会第一天，号称“铁锤外交家”的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提出了会议有关议程，其中第一项议程即“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召集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等五大国外长会议”，即提出要召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美、英、法三国外长则极力回避第一个议程，要求此次柏林会议只限于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
莫洛托夫在发言中阐述了新中国政府必须加入会议的充分理由。他说：“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早就是一件迫切需要的事情了。在目前情况下，只有各大国共同努力，加上其他国家的努力，才能保证缓和整个国际紧张局势，保证在一切迫切的国际问题上达成相应的协议。大家知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大家也知道，根据《联合国宪章》，只有在五大国——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的一致同意下，安全理事会才能在维持国际和平方面作出一切重大决定。现在，只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组织内没有代表参加，《联合国宪章》的这些极为重要的原则就无法实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有一个国家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而造成的，这个国家就是美国。然而，这种情况的不正常和不能容忍，是十分明显的。如果容忍这种情况，那就不对了。”莫洛托夫将第一项议程设定为新中国参加五大国会议，可以说一下子打乱了美、英、法三国外长的节奏。如果第一项议程无法取得进展，势必耽搁其他进程，而德国、奥地利问题才是美、英、法三国主要关注的对象。
对于第一项议程，杜勒斯极力诬蔑中国是朝鲜战争的“侵略者”，声称美国在朝鲜有15万人伤亡，强调美国不会同意有中国参加的讨论国际和平问题的五大国会议。但是在和平的压力下，杜勒斯不得不表示，在必要情况下美国并不拒绝与新中国讨论关于朝鲜半岛的和平问题和在朝鲜板门店召开的政治会议上进行谈判。此后，杜勒斯便越过新中国的问题，直接转入德奥问题。
会后，杜勒斯与艾登、皮杜尔于1月26日单独会面，讨论对苏方的建议采取何种态度。他们深知如果不解决第一项议程，很难转向下一议程，会不断面对苏联的穷追猛打。最终，他们决定“必须竭力避免一场使议程拖得很长的争论，并且必须力争能坐下来进行德国和奥地利问题的讨论。因此我们决定接受俄国的议程”。但如何接受苏联的第一项议程，美、英、法不可能立即转向，只有在无理由的争执之后才能选择接受。
1月27日会议辩论
会议一开始，莫洛托夫立即提出希望美、英、法三国外长对苏联代表团提出的第一项议程表示意见。杜勒斯站出来歪曲莫洛托夫的观点，认为莫洛托夫所提出的关于召开五大国会议的建议是一个企图确立并实现一个五大国享有处理世界事务的特殊权利的原则的建议。身为著名国际法律师的杜勒斯还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援引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放弃五大国一致的原则的决议，从而想采取越过五大国会议的方式。对德国和奥地利问题，杜勒斯辩解道，因为我们是四个占领国家，再没有其他占领国了。对于朝鲜问题，杜勒斯认为中国是“自由的对立面”，而且充满污蔑地说共产党中国只是“一个适当的有关方面”。在抨击了中国之后，杜勒斯也提出在解决朝鲜的政治问题时才有必要召集此类五大国会议，意图将新中国限定在亚洲问题的解决范围。
对于杜勒斯的主张，法、英却另有想法。皮杜尔和艾登不能同意抛弃五大国一致的原则，也不能公开表示与美国有别，因此只能采取模棱两可的方式，一边附和杜勒斯的论调，一边抛出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对于迫切需要解决的印度支那问题，法国选择了不拒绝，即“保持接触和联系”的对华政策，与美国适度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又不能和美国形成冲突。皮杜尔在发言中附和杜勒斯的发言，认为五大国在管理世界方面并不具有特权，但又批评中国是导致印度支那战争久拖不决的原因。在印度支那的情况未发生变化和中国没有改变自己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之前，法国政府不打算讨论关于召集五大国会议的问题。皮杜尔又强调，如果印度支那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么法国政府将会根据新情况作出决策。皮杜尔提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法国承认联合国的五大国一致原则，但不支持中国作为一个政权存在。但皮杜尔却又辩解说，和一个国家进行谈判、和一个国家保持关系，并不等于就是赞成它的现存政体。
接着是艾登发言。他重复了杜勒斯的观点，认为英国政府不认为召开五大国会议是缓和紧张局势的最好办法。艾登企图证明，由五大国来讨论国际问题，就意味着不顾其他国家的合法权益。他认为无法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会协助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等亚洲问题。对于苏联提出的将在五大国会议上讨论各国裁减军队和禁止军备竞赛的问题，艾登说最好能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进行讨论。最后，艾登又重复了杜勒斯的讲话，认为四国外长会议应当仅限于负有特别责任的德国问题和奥地利问题。
针对美、英、法三国的联合进攻，莫洛托夫处变不惊，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阐述了召开五大国会议的必要性。莫洛托夫认为，《联合国宪章》规定五大国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特别责任，并不意味着五大国有什么特权可以对其他国家作出决定。他反问说：波茨坦会议曾决定设立中国、苏联、法国、美国、英国五国外长会议，在我们全都承认必须设立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国外长会议以后，我们是撕毁了这个决定呢，还是认为这个决定仍然有效？四国外长会议是必需的，是合法的，为什么五国外长会议是不合法、不需要的？
对于三国提出将讨论局限在德、奥问题上，莫洛托夫认为四国外长会议应当讨论的不仅是德、奥问题，还有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如果我们真正关心巩固和平和缓和紧张局势，这种限制是没有好处的。他接着说：我们很清楚，现在，举行四大国会议已经是很罕有的事情了。至于五大国会议，有的人完全不想开。他们最喜欢开三国会议。去年开了几次三国会议，这些会议的议程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然后，莫洛托夫再次坚定地支持了新中国，指出五大国中的唯一亚洲大国——中国不能参加五国会议，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如果拥有四亿六千万人口的四个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和拥有五亿人口的中国共同努力，那么，毫无疑问，这就会使这五个国家能够作出更有分量、更有权威的决定，并将符合亚洲各国人民的愿望。苏联代表团建议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会议，这并不是说，这样的会议应当只限于讨论亚洲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能够帮助解决世界问题——不仅是关于亚洲的问题。中国的参加，对于解决像裁减军备、关于原子问题的协议、扩大国际贸易并改善大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的国际问题，是非常有利的。美、英、法三国政府在1953年11月16日内容相同的照会中表明四国外长会议不仅应该讨论欧洲事务，还应该讨论促使朝鲜政治会议召开的问题。苏联政府答复说，这无疑说明在外长会议上有讨论亚洲问题的可能性，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这些问题的讨论是适当的。
莫洛托夫还对三国外长的发言予以了评价。
面对莫洛托夫的强有力的讲话，作为当日会议主席的艾登不得不说，由于时间不早了，建议下一次会议再继续讨论第一项议程。
1月28日会议辩论
1月28日会议，当日主席正是莫洛托夫，因此第一项议程又成为焦点。
在大会发言中，杜勒斯、艾登和皮杜尔再次试图否定莫洛托夫提出的五大国会议方案。
杜勒斯又污蔑苏联代表团的建议似乎是打算将联合国的所有重要职能都转交由五大国会议承担，以五大国会议来代替联合国组织。杜勒斯还发表了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性言论，并对周恩来本人也进行了无端指责。之后，杜勒斯便要求开始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
皮杜尔承认，《联合国宪章》规定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有维护和平与安全的特别责任，但是他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奉行的政策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波茨坦会议曾决定设立五大国外长会议是为了执行一定的任务，这个会议的成员应该随这个会议所负担的任务而改变。皮杜尔的说法是既想肯定联合国的原则，又想避免新中国参会的可能。他对召集五大国会议的合理性问题表示疑虑，并对所谓中国侵略印度支那提出谴责，声称法国政府不希望在当前条件和形势下让中国参与五大国会议并讨论关于国际贸易发展的问题。但皮杜尔再次缓和了刚才的发言，说如果中国能够改变自己以往的立场，法国也会重新考虑自己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问题，法国政府准备利用任何机会以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条件和方式结束本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和恢复那里的和平。皮杜尔以模棱两可的发言，凸显了法国承受的巨大压力。
艾登认为莫洛托夫的发言是不切实际的，并以举行如此大型的会议没有先例来反对召集五大国外长会议，但又认为这些问题涉及多个国家的利益，不应该在有限的几个国家间来讨论。因此，四国外长会议应先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再考虑讨论关于召集五大国外长会议的问题。
为了反驳美、英、法的观点，莫洛托夫明确表示苏联始终坚守《联合国宪章》，并始终致力于它真正地实现。苏联之所以提出召集五大国会议的建议，也是援引了联合国1948年第三次大会和1950年第五次大会对各大国发出的特别倡议，即各强国应当以集体或其他方式集会，以便对那些可能对国际和平构成威胁和对联合国工作造成阻碍的问题进行讨论，从而达到消除分歧和互相妥协的目的。苏联政府提出召集五大国会议正符合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西方强国经常会召集三国外长会议，同样不限制此类会议的议事日程。莫洛托夫还说，1952年5月美、英、法三国向裁军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确定和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国的军队数量的建议，说明三国是承认大国在裁军问题上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的。那么，五大国会议同样能促成有关问题的解决。莫洛托夫还指出，召开五大国会议的建议并没有被任何人拒绝。
面对莫洛托夫的强力反驳，杜勒斯只能公开表示：美国不同意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大国会议，但是并不反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会晤，来处理应该讨论的问题，如朝鲜问题。但是这种会议不能就是五大国会议。杜勒斯想立即转移话题，要求转入其他议程。
会议后期的磋商与最终协议
经过几天的讨论，英国已经认识到拒绝接受苏联提出的关于召集五大国会议的建议，将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艾登并不赞同杜勒斯排斥五国外长会议的看法，同时考虑到印度支那问题应当允许中国参会。在会议期间，他从柏林打电报给伦敦，要求政府对召开五大国会议的可能性作有利的考虑。艾登“觉得召开这种会议，要比在联合国大会上进行辩论好得多”。因为过多的国家，又不愿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反而不如少数承担起大国责任的国家有优势。艾登非常明白：“其中的主导的因素还是美国的态度。目前他们坚决反对同中国举行一次五大国会议的想法，主要的原因据我所悉是由于他们不愿意承认共产党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来解决世界问题的权利。”
如何将五大国会议改变为其他形式，是艾登必须解决的问题。艾登估测：“如果这次会议的讨论范围只限于远东的话，美国的反对可能会小一些。杜勒斯承认，美国不承认中国，并不足以妨害同中国谈判。事实上，美国正在和中国在板门店谈判。”于是，艾登建议缩小会议谈判的范围，而不是将五大国会议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方式，以促使美国的同意。对于艾登的建议，英国内阁给予了热烈的赞助。
1月28日四国外长辩论后，美、英、法三国外长再次内部商量对策。柏林会议期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形势更加危险。法国外长再也忍受不了了，主动提出：“法国政府希望尽一切可能在一切地方恢复和平，因此法国毫不犹豫地宣布，从现在起，法国政府每时每刻都准备抓住每一个机会和联邦共和国（即印度支那三国）一道通过协商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因此，任何一个可能带来的进展，最后带来和平的会谈都是值得欢迎的。”艾登也竭力说服，杜勒斯只能退让，即对苏联的倡议不采取否定的态度。有了美国的默许后，艾登立即向英国外交部致电：“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与美国人和法国人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建议，以便于适当时机在此间提出。”
之后，美、英、法三国经历了两个多星期的秘密会议和私人协商。一直到2月11日，杜勒斯同意了英、法的观点。但关于如何处理中国以什么身份出席外长会议，对美国来说是“关键性问题”。美、法虽然同意中国参会，但不希望给中国以召集国的身份。苏联坚持要给予中国正式成员国身份。艾登于2月13日致电丘吉尔说，问题在于“寻求一种办法，既可以满足熊的要求，又可以使我们不致和鹰分开”。两天后，英国代表团提出了一份决议草案，里面根本不提什么召集国与被召集国，而把所有国家笼统地放在一起。艾登又带领英国代表团对决议草案连续研究了48小时之久。2月17日，四国外长开会，艾登主持会议。莫洛托夫对艾登的提案提出了一点次要的修正。随后，该决议案在次日于柏林会议上通过。
柏林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项规定是：
在柏林开会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国、法国和联合王国的外交部长，鉴于用和平方法建立一个统一与独立的朝鲜将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恢复亚洲其他地区和平的重要因素；
建议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国、法国、联合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对朝鲜问题取得和平解决；
同意在那个会议上还要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届时将邀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国、法国、联合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关国家的代表参加；
经取得谅解，无论是邀请参加上述会议或举行上述会议，都不得被认为含有在任何未予以外交承认之情况下予以外交承认之意。
虽然柏林会议的第二项、第三项方案没有取得进展，但第一项方案取得成功，意味着新中国将正式登上国际舞台，以维护世界和平。
3月3日，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中国接受苏联根据柏林会议协议发来的邀请，“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对于柏林会议的重要意义，周恩来曾于1954年2月27日接见印度大使赖嘉文时指出：“四大国召开的柏林会议不能算是完全满意的，因为欧洲的重大问题没有取得协议；由五大国会议来审查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的事情，也没有取得协议。但柏林会议有一点收获，就是要举行日内瓦会议，从远东的具体问题来解决一些国际上迫切的问题，尤其是远东的和平问题。这就是一个成就。这将推进国际和平，首先是朝鲜和越南的和平。同时，用协议的方法来解决一些国际纠纷的原则也被推前了一步。”
柏林会议受到了各国的欢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柏林会议上的表现得到了各国的认可和赞誉，与杜勒斯在会议中的蛮横、诡辩形成鲜明对比。这也为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非凡表现奠定了基础。
柏林四国外长会议是冷战初期国际局势相对缓和下的第一个外交成果。它推动新中国进入国际舞台，又促成了影响深远的日内瓦会议，充分说明新中国正是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