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二夫人！万斯印裔妻子乌莎，曾来中国大学授课，妥妥女强人

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落下帷幕，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而他的副手JD·万斯则成为美国副总统。这意味着JD·万斯的妻子乌莎·万斯（Usha Vance）正式步入公众视野，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印度裔、亚裔、泰卢固语裔以及印度教徒的第二夫人。乌莎不仅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律师，还曾在中国的大学授课，教授美国历史，她的经历和能力让人不得不佩服。

从大选到第二夫人

2024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揭晓，唐纳德·特朗普击败对手，重返白宫。他的副总统搭档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JD·万斯，一位年仅40岁的政治新星。JD·万斯以其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崭露头角，这本书记录了美国白人工薪阶层的生活困境，也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铺平了道路。特朗普的再次当选标志着美国政策可能延续其强硬路线，尤其是在经济和国际关系领域。

在这场选举的背后，乌莎·万斯作为副总统的妻子，成为了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她出生于一个印度移民家庭，是美国多元文化的一个缩影。她的丈夫JD·万斯在竞选期间多次提到家庭对他的支持，而乌莎无疑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她的印度裔身份、教育背景和职业成就，让她不仅仅是“副总统夫人”，更是一位具有独立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乌莎的父母是来自印度安得拉邦的泰卢固族移民，父亲是一位机械工程师，母亲则是分子生物学家，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担任过教务长。这样的家庭环境为乌莎提供了良好的教育资源和文化支持。她在加利福尼亚州长大，后来进入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深造，最终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如今，她以第二夫人的身份站在历史舞台上，代表了美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成长与教育：从加州到耶鲁的旅程

乌莎·奇卢库里·万斯1986年1月6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的郊区。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上阶层居住区，环境安静，教育资源丰富。她的父亲奇卢库里从事机械工程，母亲Lakshmi奇卢库里则是一位学术界的佼佼者，曾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担任生物学教授和教务长。父母的职业背景和印度教信仰深深影响了乌莎，她从小就被灌输努力学习和追求卓越的观念。

乌莎2003年高中毕业。她在校期间成绩优异，课外活动也很活跃。她加入了学校的乐队，担任长笛手，还参加过辩论和社区服务。同学回忆她是一个既有领导力又爱读书的人，总是能在学业和兴趣之间找到平衡。2003年，她考入耶鲁大学，开始了她的本科生涯。

在耶鲁，乌莎主修历史，200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Phi Beta Kappa的学术荣誉。她对历史充满热情，尤其关注美国社会的变迁和文化发展。在校期间，她担任过《我们的教育》的主编，这是一份关注教育政策的刊物。她还参与了志愿活动，带领当地的小学女孩们开展项目，展现了她对教育和社区的投入。

本科毕业后，乌莎获得了盖茨剑桥奖学金，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早期现代历史哲学硕士学位。她的研究聚焦于17世纪英国印刷权保护的历史，这是一个相对小众但颇具深度的课题。2009年，她顺利完成硕士学业，随后回到美国，进入耶鲁法学院继续深造。2010年至2013年，她在耶鲁法学院攻读法学博士学位（J.D.），期间担任《耶鲁法律期刊》的执行发展编辑，积累了丰富的法律和学术经验。2013年，她以法学博士身份毕业，为之后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乌莎的教育经历跨越了美国和英国，从历史到法律，她的学术路径清晰而扎实。她的努力和才华让她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脱颖而出，也为她日后成为一名顶级律师铺平了道路。

职业生涯：从书记员到顶级律师

乌莎的职业生涯起步于美国司法系统的高端领域。毕业后，她先后为几位重量级法官担任过书记员，包括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当时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布雷特·卡瓦诺（后来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联邦法官阿穆尔·塔帕尔。这些书记员经历让她有机会接触到美国最高级别的法律案件，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担任书记员是许多法学院毕业生的梦想，因为这不仅需要过硬的学术背景，还要有出色的分析能力和职业素养。乌莎在这些岗位上的表现得到了高度评价，她的严谨和专业为她赢得了尊重。2019年，她被哥伦比亚特区律师协会接纳，随后加入了一家位于旧金山的知名律师事务所，以处理复杂诉讼和上诉案件著称。

在这家律师事务所，乌莎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涉及高等教育、地方政府、娱乐和技术等领域。她代表过一些大型企业和机构，处理过涉及知识产权、合同纠纷和行政法的案件。她的工作需要深入研究法律条文，分析复杂的案例背景，并为客户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事们对她的评价是“头脑清晰”“效率极高”，她在高压环境下依然能保持冷静和专注。

乌莎的职业成就不仅仅体现在她的专业能力上，还在于她对法律事业的热情。她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法律对她来说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推动公平和正义的方式。她的职业轨迹从书记员到顶级律师，展现了一个女性在男性主导的领域中如何凭借才华和努力站稳脚跟。

在中国的教学经历：一段独特的跨文化之旅

乌莎的经历中有一段特别值得一提的插曲——她曾在中国的一所大学教授美国历史。根据耶鲁-中国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的相关信息，她在2007年至2009年期间，作为教学研究员前往广州的中山大学工作。这段经历发生在她完成耶鲁本科学习、前往剑桥硕士之前，是她学术生涯中的一次重要尝试。

耶鲁-中国协会的教学项目由来已久，旨在促进中美之间的教育和文化交流。研究员通常需要为期两年的教学任务，每周教授10小时左右的课程，同时负责备课、批改作业和组织课外活动。乌莎在中山大学教授的课程是美国历史，可能涵盖了美国独立战争、工业革命、民权运动等主题。她以英语授课，注重互动和讨论，鼓励学生们深入思考美国社会的演变。

在广州的两年，乌莎不仅完成了教学任务，还积极融入当地的生活。她走访过广州的街头市场，尝试过粤菜，和同事、学生们建立了不错的友谊。这段经历让她对中国的文化和教育有了第一手的了解，也拓宽了她的全球视野。中山大学是中国南方的一所顶尖学府，学生们的求知欲和开放态度给乌莎留下了深刻印象。

乌莎的这段经历虽然短暂，却意义非凡。作为一位印度裔美国人，她在中国教授美国历史，这种跨文化的身份和角色让她在多元环境中游刃有余。这不仅丰富了她的个人经历，也为她后来处理复杂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如今，作为第二夫人，她的这段经历可能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有趣注脚。

与JD·万斯的婚姻：从同学到人生伴侣

乌莎和JD·万斯的相识始于耶鲁法学院，大约是2010年。当时，JD·万斯刚从海军陆战队退役，以一腔热情进入法学院，而乌莎已经是班上备受瞩目的学霸。他们在一次小组讨论中初次合作，乌莎清晰的逻辑和深入的分析让JD·万斯印象深刻。两人很快建立了友谊，并在学术和生活上相互支持。

2013年，乌莎和JD·万斯共同组织了一个讨论小组，主题是“白人美国的社会衰退”。这次合作对JD·万斯后来的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乡下人的悲歌》正是基于类似的观察和思考。乌莎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不仅提供了学术上的建议，还鼓励JD·万斯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他们的关系从朋友逐渐升温，变成了恋人。

2014年，两人在肯塔基州举行了婚礼。婚礼颇具特色，融合了基督教和印度教的仪式。JD·万斯的朋友朗读了圣经经文，而一位印度教祭司则为新人主持了祝福仪式。这种文化交融体现了两人对彼此背景的尊重。婚后，他们育有三个孩子：2018年出生的埃万（Ewan）、2020年出生的维韦克（Vivek）和2022年出生的米拉贝尔（Mirabel）。

JD·万斯曾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到乌莎对他的支持。他在《乡下人的悲歌》中写道，乌莎帮助他适应了耶鲁的学术环境，还在生活上给了他很多鼓励。乌莎则表示，她和丈夫在政治观点上不完全一致，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相互理解和尊重之上。这种平等的婚姻模式让他们在事业和家庭中都能找到平衡。

印度裔身份的象征

乌莎的印度裔身份和印度教信仰是她公众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24年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她发表了一场简短但有力的演讲。她提到父母的移民经历如何塑造了她的价值观，印度教信仰如何教会她感恩和坚韧。这番话引发了观众的共鸣，尤其是印度裔美国人社区，对她表达了强烈支持。

在印度，乌莎的家乡安得拉邦也为她的成就感到骄傲。她的家族来自瓦杜鲁村，祖父曾在印度理工学院钦奈分校担任物理学教授，家族有着浓厚的学术传统。当地媒体报道她的故事时，称她为“安得拉邦的女儿”，认为她的成功将提升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与竞选对手卡玛拉·哈里斯相比，乌莎更愿意公开谈论自己的印度裔背景。哈里斯在竞选期间很少提及她的印度根源，而乌莎则以此为傲，她的坦诚赢得了社区的认可。她的经历激励了移民后代，尤其是那些在法律和政治领域奋斗的女性。

乌莎的公众角色不仅限于“副总统夫人”的头衔。她的教育背景和职业成就让她在移民社区中成为一个榜样。她的故事证明了努力和才华可以跨越文化和国界的限制，这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国家尤为重要。

成为美国第二夫人后，乌莎·万斯的角色备受期待。作为历史上首位亚裔和印度教徒的第二夫人，她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可能性。虽然第二夫人的职责没有正式定义，但历史上这一角色往往在幕后发挥重要影响。例如，杰奎琳·肯尼迪曾在外交场合展现魅力，琳恩·切尼则以学术背景支持丈夫的政策讨论。

乌莎的法律背景和跨文化经历为她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她可能在移民政策、教育合作或文化交流领域提出建议。她的印度裔身份使她成为美印关系的潜在桥梁，尤其是在两国寻求加强经济和科技合作的背景下。她的中国教学经历也可能为她赢得一些国际好感，尽管中美关系目前较为复杂。

作为一位年轻的第二夫人，乌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她可能选择关注教育或女性赋权，这与她的个人经历高度契合。她的智慧和专业形象也将为JD·万斯的政治生涯增添光彩。未来几年，她的言行可能会影响公众对副总统家庭的看法，甚至对美国政治产生更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