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并非一生下来就是个手握兵权的大反贼。他是柳城杂种胡人，本没有姓，只有个小名叫轧荤山(突厥语“斗战”之意)。他母亲姓阿史德，是个突厥巫婆，每天靠祈祷占卜为生。

后来，他随继父安延偃改姓安，在开元初年悄悄逃出突厥投奔大唐，与安思顺等结为兄弟。柳城的生活给他带来颇多益处，在柳城各族混杂的生活中，他学会了六番胡语，一成年，就做起了互市牙郎这个差事。

诸番互市牙郎，指的是在朝廷边关眼异族交易的市场上翻译、协助洽谈的中介。这在当时并不是多么高尚的工作，也赚不到太多钱。

张守珪像

就在这段时间，安禄山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开元年间名将张守珪。张守珪，陕州河北(今山西平陆)人，生得高大威猛，精于骑射，性格开朗豪迈，为人素有节义，天生是个带兵的好材料。最初，他在北庭都护、右骁卫将军郭虔瑾麾下任职。

有一次，郭将军命他带兵救援。在路上，张守珪遭遇到大批敌寇，但他并未胆怯。他身先士卒，冲入敌群苦战，结果大获全胜，斩首千余级，还活捉了敌人一个颉斤。

颉斤，又译作俟斤，最早是鲜卑人给部落首领的称号，后来被北方游牧民族用作官职，只有统率一个部落的酋长，才能叫作俟斤。张守珪因此一战成名，被人视作年轻一代的勇将。

很快，上司郭虔瑾命他进京奏事。张守珪抓住这个机遇，向玄宗仔细分析了北庭都护的局势和突厥此次出兵入侵的企图，请求亲自带兵出击，从侧翼袭击突厥后方。最终，张守珪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他也因此建立的功勋被加封为游击将军，而后转去幽州良社府果毅。

唐代前期实行府兵制，折冲府是训练管理当值府兵的基本单位，军府的最高长官叫折冲都尉，两名副官分别是左、右果毅都尉。张守珪时任的果毅，并不是一个很高的军职，但能管理兵马的教习、资粮、出勤等事情，这段经历对他日后成长为一方节帅有很大的帮助。

当时的幽州刺史卢齐卿非常欣赏张守珪，对他总是额外礼遇，甚至拉他同榻而坐。在幽州待了没多久，瓜州被吐蕃攻陷，大将王君战死，整个河西都很惊恐。

于是，被众人看好的张守珪被调去做了瓜州刺史、墨离军使，他一到，吐蕃就大举入侵到城下了。瓜州刚刚沦陷过，物资不齐、人不满员，连城墙上都没有补全，唐军人人胆战心惊，没有坚守的决心。

张守珪看到这种情形，也很紧张。但他深知，身为主帅，自己在战场上的一言一行会对士气带来巨大的影响。于是故作镇定，安抚众人。

张守珪不但没有派人去求援军，反而在城墙上与诸多将士一同摆酒设宴、奏乐寻欢，完全将城外的吐蕃大军视若无物。面对张守珪的故弄玄虚，吐蕃人唯恐有伏兵，不仅不敢攻城，反而立刻掉转马头，直接逃走。

张守珪见吐蕃人中招，索性派兵在后面大肆追赶。这一追不要紧吐蕃大军还当真有埋伏，跑得更玩命了，结果被张守珪追杀得大败。

历史上的诸葛亮并没有真的用过空城计，张守珪空城守瓜州大败吐蕃的事迹却是实打实记载在《旧唐书》，这样的战例足以令他流芳百世。

吐蕃军人

瓜州虽然暂时守住，但它旧有的设施和经济活动都被吐蕃破坏殆尽。张守珪为了能让当地人民安居乐业，稳定大唐在陇右的统治基础，修复了城内被破坏的各部门官署、公共设施，并且招揽因战乱而流亡的百业民众，重新让瓜州城繁荣起来。

重新修建需要很多木材，于是，张守珪斋戒祷告神明。结果有一天傍晚，山洪暴发，几千根粗大的木材顺山洪而下。瓜州百姓都认为这是张守珪虔诚所至，感动了神明，专门刻了石碑来记录此事。其实，这是张守珪为了能在民族成分复杂的瓜州树立威信，玩弄的小手段罢了。

利用瓜州百姓的封建迷信，张守珪成功笼络住人心，这也证明了他在政治手腕上的老辣。可以说，他有作为一名节度使所需要的一切才能——身先士卒的武勇、锐利的战略眼光、良好的政治嗅觉和相当的口才，甚至玩弄空城所需要的心理素质和谋略。

这些过人的资质，让张守珪在玄宗朝多如繁星的人才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开元年间的一流名帅。不仅得民间百姓的敬爱，也深受唐玄宗的宠信。

作为玄宗亲自授命的将领，张守珪智勇双全，所以经常充当着救火队员的角色，哪里的边防形势不佳，哪里就会有张守珪的身影。

为了整顿幽州乱象、收拾河北惨剧，彻底解决契丹人可突干的叛乱问题。唐玄宗赐予张守珪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的职位，随后又为了方便管理地方吏治，额外加任采访处置使的头衔。

幽州长史、节度使这些头衔大家都很明白，采访处置使是个什么官位？其实同节领一方军兵的节度使相比，采访处置使才是真正拥有朝廷威权的实力人物。

这个官位是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时因宰相张九龄的奏请而设立的，共分十五道，前身是唐初不定期派遣各地的巡查使。采访处置使的职权足以废立州刺史，可见其行政权力之高。

从职权来讲，节度使掌军政、采访处置使领人事。张守珪的头衔，已经达到军政职权合二为一、幽州军政尽握手中的程度，给予他这样的职权，既体现了玄宗对他的信赖和期待，也说明玄宗对安定东北边境的迫切渴求。

张守珪并没有辜负玄宗的期望，他一到幽州，就整修城池、编练士卒，很快将幽州的军事实力凝聚起来。随后，他频繁出击、袭扰可突干，每次出征都是大获全胜，打得可突干胆战心惊。

契丹人的勇猛

到了开元二十二年，可突干的日子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但他毕竟是契丹的一代枭雄，狡诈多智，眼见正面对抗完全不是张守的对手，便动起了诈降的主意：先表面上向朝廷称臣，骗得休养生息的时间，等到秋高马肥，再跟张守珪斗。

张守珪看破了可突干的缓兵之计，却不急于揭穿，而是借这个机会，派遣自己的心腹管记右卫骑曹——王悔去可突干的部落里跟他假意周旋，趁机探听可突干的虚实，然后再随机应变，打击契丹。

王悔是个非常有心机的人，他得了张守珪面授机宜。到了契丹大帐后，通过他的观察发现，契丹的一员别帅——李过折有些桀骜不驯，对可突干很不服，两人“争长不叶”，斗争不止。

王悔意识到这是一个除去可突干的绝佳机会，于是，私下找机会跟李过折接触，诉说朝廷对可突干的不满，诱使李过折跟可突干翻脸，并且许诺一旦事成，契丹都督的职位非他莫属。

李过折果然耐不住高官厚禄的诱惑。跟可突干一山不容二虎的他，在开元二十二年夏末猝然起兵，杀掉了可突干和契丹酋长屈刺，把王帐内所有忠于可突干的人马都杀了个干二净，然后带着剩余的契丹部族向张守珪投了诚。

就这样，困扰大唐幽州边境十余年之久，让几任幽州长史折戟沉沙的契丹枭雄可突干成了刀下游魂，再也不能侵袭大唐边境。契丹也重新被牢牢掌控在了朝廷治下，再也没有能力直接跟官军对抗。

收到部下的捷报，张守珪并没有一味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而是立即组织大军，进发紫蒙川(今辽宁省朝阳市西北处)带，当着李过折和新近投诚的契丹部族的面，大举阅兵，犒赏将士。

此举，可谓相当巧妙。李过折只不过是奖丹的一员别帅，跟可突干争权才会内让，如果不加以震慑，日后难免成为第二个可突干。此时，将编练一新、士气雄壮的幽州军马拉到营州治下大肆阅兵，无非是为了展示官军的武力，既能给新归附的李过折撑腰，也能震慑李过折内心莫须有的不臣之心。张守珪的心机之深，布局之妙，由此可见一斑。

张守珪立下如此大功，唐玄宗自然非常开心。于是在开元二十三年春，招张守珪和李过折到东都洛阳献捷，唐玄宗为张守珪举办高规格的庆典，甚至高兴得在酒席上赋诗赞美张守珪的赫赫功绩。

唐玄宗

唐玄宗为了嘉奖张守珪，保留其原有官职不变，额外加拜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赐各色丝帛一千匹、金银器具不胜数，还给张守珪两个儿子也封了官，并下旨在幽州立碑，专门记录张守珪此次功绩。

至此，一路凭借自己才能屡立战功的张守珪，走上了传奇的顶点，成为开元年间最令人瞩目的名将。然而，他并非没有遗憾。

张守珪身为幽州节度、河北采访处置使，用计除去可突干，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朝廷的心头大患，军事上已接近一个将帅的极限。按照惯例，唐玄宗应该给他一个“入相”的机会，让他在朝堂上寻找到另外一种人生境界。而且，张守珪也确实拥有这样的能力，在政治嗅觉和谋略方面比起同朝为官的其他文臣并不逊色。

然而，当唐玄宗跟宰相们提议，让张守珪入相时，张九龄坚决反对：“‘唯名与器，不可假人，君之所司也。’陛下您想一想，张守珪仅仅是大破契丹，您就封赏他宰相的名分万一他日后把奚人和突厥一起给灭了，您要拿什么来封赏他呢？”

张守珪确实具备非凡的军事才能，没人能否认他将来平灭其他叛逆部族的可能。张九龄用这个道理来警醒玄宗，让玄宗哑口无言，最终只好作罢。一来玄宗尚且倚赖张九龄，二来玄宗也担心张守珪日后再立奇功，功高不赏。因此，张守珪失去了入京为相的机会，只得到一堆大将军的名头和金银钱帛。

张九龄

开元二十二年这场大捷使已知天命的张守珪步入了他军事生涯中的最高峰，尽管入相受挫，但他并不甘心，拿到了丰厚赏赐的他，内心已立下新的目标：要以更多的军功，重新博取入相的机会！

要得军功，就要依靠一些可用之材。张守珪作为一个文武双全的节帅，同样具备发掘人才和合理用人的本事，在他麾下不仅有深谙战事的幽州、平卢军旧部，也有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在这些人当中，有两人最为出名——安禄山、史思明。

羊，经常被大唐治下的羁縻部族用来当作交付朝廷的赋税，也会送来边市交易。安禄山在开元二十年利用互市牙郎的身份，盗走了大量羊，结果被人抓住送到了新到任的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面前。

张守珪河北道军政一把抓，每日要处理许多事务，见抓了个犯人来，又是人赃俱获，没什么好废话的，直接叫手下剥光了安禄山，捆在地上，要用军棍活活打死。

倘若这次安禄山真被军棍给打死了，恐怕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安史之乱。安禄山是个有抱负的年轻人，死到临头还是没有放弃求生的希望，他大声叫喊：“大夫不欲灭两番耶？何为打杀安禄山！”

太夫，这个官职在唐代用来指身份尊贵的官员。当时的张守珪仅是御史中丞，还没有做上御史大夫，安禄山这句话在拍马屁之余的意思是：“节度使您不是想平定两番么？怎么能打死我这样的壮士呢？”理直气壮，言下之意就是，倘若你打死了我这样的壮士，还怎么平定两番？

这番话虽然无耻，但不像是一个没见识的粗野番人能说出口的。张守珪一听，就急忙放下手头的工作，示意手下且慢，仔细打量起眼前这个人来。

眼前这个胡人，不像其他胡人那般黑瘦狰狞，反倒生得浓眉阔目，肥白体壮。张守珪啧啧称奇，单单长得肥白的胡人倒没什么好赞叹的，真让张守珪称奇的是他那句话，那可是汉初三杰、名将淮阴侯韩信曾用过的救命手段。此刻的他有理由相信这个胡人有一定的见识和深远的抱负。

安禄山

张守珪这时刚回到幽州做节度使，正需要一批没有根基的新人来平衡当地将帅的势力，压制军伍中的官僚习气，眼前这个胡人，正是“千金市骨”的绝佳材料。

张守珪令人解开绳索，跟安禄山聊了起来，见安禄山果然不同凡响，聪慧狡黠，说起话来句句钻人心眼，于是就免了他的罪，让他在军中做一员捉生将。

捉生将，不是什么真的将军，只是个在阵前效力的斗士，经常三五人悄悄摸去前线，捕捉敌方的游弈、探马回来套情报，所以叫捉生将。可见，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工作。

跟安禄山一起当捉生将的还有一人，就是史思明，这一对搭档情同手足，各有所长。安禄山对营州附近山川水井的位置了如指掌，曾带这五个骑兵活捉了几十名契丹游弈；史思明素来狡诈狠辣，在乌知义麾下时，每次被命令去探查敌情，都能生擒俘虏回来。

安禄山、史思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勇于在绝境中寻求生机。这两人一同在张守珪麾下效力时，更是如鱼得水，张守珪每给他们多些兵马，他们就能俘虏来成倍的敌寇，让张守珪喜出望外。

所以这两人的升迁速度也异常快，安禄山先升为偏将，结果所向披靡，无人能敌，加上他善于溜须拍马、琢磨人心，很快被张守珪收为养子，并因军功而加赏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职衙前讨击使。而史思明则因军功被奏封为折冲都尉，掌管折冲府事。

对这样的青年才俊，张守珪也有提拔之心，所以给了安禄山入京奏事的机会。不过，安禄山入京奏事没得到什么赏识，反而引来宰相张九龄的一句评价。张九龄对他的同僚裴光庭说“日后乱幽州者，必此胡也。”

虽然张九龄一贯识人，可这话传入张守珪的耳朵里时，却被张守珪嗤之以鼻。为什么张守珪那么自信呢？原因很简单安禄山这个人对张守珪异常的敬畏和尊重。

安禄山天生肥胖，这一点常被张守珪当面嫌弃，安禄山畏惧张守珪的威望和权势，吓得经常不敢吃饱饭，生怕又惹得张守珪鄙视。

能够让天生贪吃的安禄山每天不敢吃饱，可见张守珪在其心中虽然不至于是神明，也差不远。这样的人，只要张守珪在，就不可能有机会为乱幽州。

威震幽州

人才已经招揽妥当，兵马也训练好了，张守珪现在只需等边境出现险情，立下大功了。契丹在朝廷治下没多久，就又出了乱子。

原本杀死可突干受封“北平王”、“检校松漠州都督”的李过折被他的部下涅礼杀掉，其儿子也只剩下跑去安东都护符避难的刺乾。尽管涅礼已经获得了朝廷认可，但他却没有放过李过折旧部。于是，在开元二十四年，有一部分契丹和奚人再次起兵作乱。

张守珪命令平卢衙前讨击使安禄山率军平叛，但安禄山却毁了张守珪百战百胜的名声。或许是因为赫赫战功而轻视敌寇，也或许是急于表现自己领军作战的才能，安禄山这一次孤军深入，出师不利，被打得大败而归。

虽然安禄山是张守珪的养子，但其罪行按律当斩，张守珪为做表率，也不便包庇。为了给安禄山一条活路，只得将他捆起来，连同罪状一齐送去京城，等候发落。

玄宗看了张守珪的奏报，知悉安禄山骁勇异常，起了爱才之心，觉得就此杀了有些可惜，下赦令免安禄山的死罪，削去安禄山的官职，让他以平民身份在军中效职赎罪。

张九龄早已对安禄山有成见，在此事上不愿善罢甘休，坚持说：“安禄山失军律，丧失部伍，法理上没有不杀他的理由。而且臣看他貌有反相，如果今天不杀，必为朝廷后患。”

唐玄宗对张九龄的固执尚可忍耐，然而对他坚持的理由就无法接受了：“你可不能为了效仿王夷甫对石勒的先见之明，就把安禄山这种忠良枉杀了！

王夷甫，就是晋朝名臣王衍，曾见到十四岁的石勒时就断定此人将为天下祸患，被世人称赞善于鉴人。唐玄宗出言嘲讽张九龄的判断，可见在此事上的坚决，最终安禄山还是被赦免了。

幽州边衅

安禄山违反军法，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固然是因为张守珪和玄宗爱惜他的能力和才干，但在幽州、平卢的将士们看来就是另外一层含义了：只要你能捞到战功即使是犯下大错，也可能会被赦免。

简单来说，只要你有才能，就是有功则赏，有过则免。这么诱人的条件，使得边疆的将帅谁不想表现自己，博取更高的功名官爵？这样的环境，难免会造成贪图军功、擅开边衅的恶劣结果。

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在位日久，渐渐自满，对政务越发倦怠。张九龄依旧无论事情大小，都要跟唐玄宗直言明谏，甚至据理力争，再加上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一直在玄宗面前中伤他，玄宗对他的不满日益加深。

待到李林甫推荐牛仙客给玄宗时，玄宗对张九龄的百般阻挠已忍无可忍，遂解了其职。从此，朝堂上就只剩下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唯唯诺诺的其他官员，再无人跟玄宗争执。

开元二十五年，张守珪找到机会领军出讨契丹叛乱的余党，在捺禄山大败敌军，俘获丁口、财货不计其数，却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奖赏。

开元二十六年，张守珪的两员裨将赵堪、白真陀罗假称奉命到营州视察，他们对时任平卢军使的乌知义有些不满，认为其对剿灭奚族叛众的工作很不积极，要求乌知义主动出出击，趁秋收之际，破坏他们的庄稼禾苗，截击叛军余众。

乌知义在平卢军中日久，已经有些圆滑，认为敌情不明，贸然出兵未必能有好结果。可白真陀罗为求自身功劳，假称这是张守珪的命令，坚持如此。

乌知义深知自己以前有临阵脱逃的不光彩记录，如果这次再违背张守珪的命令，必定会被斩杀以徇军法。百般无奈之下，只得出兵。

乌知义带平卢的骑兵对正在收割庄稼的奚人一通穷追猛打，倒也小有收获，但随后就有大股敌寇闻讯而来，四面袭击唐军。乌知义的部队招架不住，仓皇逃窜，被奚人杀伤不少，反胜为败。

唐军轻易出击

事情闹成这样，就有些难收场。一心想求功的白真陀罗显然有罪无功，平卢军使乌知义倒是对此次败仗没多大责任，但张守珪却摆脱不了御下不严的干系。

一心想靠军功重博相位的张守珪，对这种飞来横祸无法容忍，他利令智昏，将这一次失败隐瞒下来，在战报上将乌知义的败退描绘成大获全胜。幽州的军将和僚属对这一点诧异不已，导致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直到被传入京城。

唐玄宗听到这个消息也非常吃惊，为了查证事实真相，他派遣当时的内谒者监(宦官官职)牛仙童去幽州调查此事。牛仙童到了幽州，张守珪早已备下厚礼。

牛仙童见张守珪那么懂规矩，就跟张守珪一同合计，将整件事情全部归罪到自作主张的白真陀罗头上。张守珪为了避免事情越闹越大，干脆逼白真陀罗自缢而死。

事情到这一步，已经足以勉强糊弄过去。即使仍然有些疑点，但玄宗已经不想再追查下去了，只要能堵住悠悠众口，就无伤大雅，毕竟他还是不愿失去张守珪这个能干的将帅。

可惜事不遂人愿，牛仙童因为备受玄宗宠信，给其他内侍宦官带来了压力，这些宦官联手一同告发了牛仙童收受贿赂的事情。这下，牛仙童收受贿赂为张守珪遮掩的罪行再也瞒不住了。

玄宗异常愤怒，命宦官杨思勋处决牛仙童。张守珪没有被处死，仅被贬职为括州刺史。括州，今浙江温州、前水一带，在盛唐已经不算穷，跟流放没有关系。虽然是有旧功抵罪，这处罚也导常轻。

张守珪被贬斥到括州，异常难受。他也察觉到了玄宗对他的格外关爱，想起自己为了追逐军功、相位而做的荒唐事情，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心中郁愤难当，逃心魔的纠缠，到任没多久，就背发毒疮抑郁而死。

毁了一世英名

东窗事发的张守珪因罪去职后，开元二十七年，唐玄宗命御史大夫李适之兼任幽州大都督府长史、知节度事。李适之是太宗年间废太子李承乾的孙子，性格粗疏，凡事不求苛细，却很精悍能干。

他好饮酒，能饮酒一斗不乱，晚上摆酒设宴，早晨起来批判公务，工作效率丝毫不受影响。这样性情疏简的上司，让手下人感觉不受约束，办起事来轻松自如，也能够更好完成任务。当然，这也让那个畏惧张守珪到不敢吃饭的安禄山放开了手脚。

开元二十八年，安禄山被提拔为平卢兵马使。开元二十九年，安禄山加封特进，刻意逢迎当时的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张利贞，并重金贿赂他身旁的亲信，让其在回京奏报时对自己的才能赞不绝口。

唐玄宗听到这些虚妄的夸奖，额外提拔安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卢节度使，知左厢兵马使、度支、营田、水利、陆运副使、押两番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顺化州刺史。从此，安禄山正式成为天下八大节度使之一，手握兵马、财权、人事等权力，开始了他在边疆节镇的胡作非为。

他先是重拾老友史思明的故技，经常骗已归顺朝廷的奚、契丹部族前来营州宴饮，然后把来参加宴会的两番抓起来杀个干干净净，上报说是自己的战功缴获。屡次三番之下，逼得已经和亲的契丹、奚杀掉朝廷赐封的公主，再举叛旗——这又成了他制造军功的机会。

安禄山贿赂勾结河北道的黜迁使席建候，让他在玄宗面前将自己夸得公正无私、严正奉法；随后又抱紧右相李林甫的大腿，坑害排挤掉自己的顶头上司李适之，进而掠取了河北道、幽州的实际兵权。他多次借联合用兵剿寇的名义扩充实力，试图吞并同僚如阿布思等人的兵马，造成边疆部族被迫与朝廷反目。

安禄山曲意献媚

在玄宗和贵妃面前不惜形象，各种曲意献媚，甚至用三百五十多斤的肥壮身躯跳胡旋舞，只为求得更多权力和兵马。诸多乱行让安禄山这个逢迎谄媚的胡儿，在垄断东北的军阀道路上渐行渐远，终于走上了不归路。

最终，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身兼范阳(幽州)、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伙同各族兵马号称二十万，起兵反唐攻入两京，将繁华至极的开元盛世变成了过眼云烟。

在信息落后的古代社会，交通不便，既要节省人力、财力避免国防事业成为社会负担，又要将渐成一体的边镇军权把持在君王和国家掌控之中，是非常难的事情。

这就导致各位节帅独揽大权，使他们有收受贿赂、贪污盗窃、贪功冒进、伪饰边功等恶行的机会。朝廷虽然有采访处置使或黜迁使等监察官员发掘这些罪行，可监察人员也会被财富、功名连累，走上同犯的道路。

对开元年间日渐繁盛的大唐而言，生活上的安乐让帝王和两京百姓对边境的军事胜利越发渴望，经济和国势的增长也让他们不吝代价追求胜利，所以，他们忘乎所以地加强边疆军事势力，给予将帅更多权力。

将帅名利双收，在朝堂上拥有更多话语权也是必然趋势，一旦有人居心叵测，就将给兵权倒挂的大唐带来致命伤。张守珪当年孜孜不倦以功入相没有成功，继任者安禄山就转而以兵变篡夺天下。

安史之乱

对功名利禄的追逐，千百年来的能人志士从来不曾停歇，也永远不会懈怠。一旦正常的体制不能给这些人合适的封赏，他们就会打破陈规，破坏制度，建立新的利益分配制度。基层人才的进取之路被严重堵塞，才是安史之乱的真正原因。